[马相伯：三千亩田产与一所学校] 丹阳马相伯学校

　　思想A 　　 　　蔡元培常常一大早就来敲门求学，马相伯为其好学精神感动 　　 　　翰林，孝廉公， 　　有志青年一时云集 　　
　　作为教师和学校管理者，马相伯将学生奉为上帝，无论该学生来自何方，有何信仰，更不论其长幼贵贱，一律投以真挚无私的纯爱。声称：“只要他们诚心来学，程度相当，皆应一视同仁，尽量收纳。”
　　马相伯创办震旦学院，固然与时代推助及个人经历密不可分，但与蔡元培等人的诚心拜师问学也有相当关系。当时，蔡元培还在南洋公学任职，执意要跟马相伯先生学习西方各国的母言――拉丁文，常常一大早就来敲门。马相伯有时候还没起来，便被他从梦中叫醒。对此，马相伯并不介意，反而为蔡元培的好学精神所感动，主动建议蔡元培从学校中选择一些优秀学生一起来学。故而有所谓“二十四个学生跟马相伯学习拉丁文”的学界佳话。
　　由于办学初见成效，声名远播，致使全国各地有识之士，“远之如云南、四川、陕西、山西的皆不远数千里跋涉而来。这些来学的人当中，有八个少壮的翰林，二十几个孝廉公。”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最大限度地容纳了不同地区、不同派别的有志青年，学校规模也由之不断扩充。从创办之初的二三十人，一年多以后便增至百余人。
　　弟子于右任即是诸多弟子中的一个突出代表。他系陕西三原人，有感于清廷专制主义的腐败政治，吟诗言志，作《半哭半笑楼诗草》，其中不乏对时政的讥讽。其咏古诗中有：“误国谁长窈窕身，唐惩祸首岂无因？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由是触怒清廷，通缉告示，四处追捕。马相伯从报上得知后，则视之为进步青年，不顾个人得失安危而招其入学。不仅“免其学费”，且谓之曰：“余以国民一分子之义务，为子作东道主矣。”很显然，马相伯对学生的爱实际上已融入整个近代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洪流中。
　　
　　思想B
　　
　　马相伯决定汲取中国书院的简约化管理精神,自任监院（即院长）及导师
　　
　　民主办学叫天主教会恐惧
　　
　　马相伯深知，办好一所大学的关键在于优秀的师资队伍和精干的管理人才。然而困难的是，震旦学院创办之初，既无校舍师资，更乏管理人才。对于前者，马相伯凭借其与徐家汇天主教会的深厚关系以及不久前的巨额私产捐献，借到了徐家汇天文台余屋为院舍，并聘请到若干外籍教士为学院教授。至于后者，他不能不另谋良策。经过反复权衡和深思熟虑，马相伯决定汲取中国书院的简约化管理精神，自任监院（即院长）及导师；同时借鉴西方大学的自治传统，实行“学生自治”。
　　马相伯除总揽学校教务外，常兀坐讲堂亲自授课，并乐于与学生同吃同住；而学生在这样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里也如鱼得水，自由民主意识空前高涨，进步革命精神潜滋暗长。面对震旦学子们的勃勃生机，徐家汇天主教会十分恐惧，他们生怕学院背离法国教士的根本利益，要求增加法语课程，并企图改变学院的管理模式和办学宗旨。然而，已经觉醒的中国学生决不愿意再蹈专制教育之辙，终因“学费缴纳”的管理权限冲突,导致几乎全校学生(仅缺2名)的罢课退学,宣布另立复旦公学。
　　作为反专制斗争的杰出成果，复旦公学从创立之初即高举震旦公学的民主自治传统，并努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一方面，马相伯极力邀集当代名师硕儒共谋复旦盛事。组织了严复、熊希龄、萨镇冰、张謇等28名阵容强大的校董会，除得到两江总督周玉山的鼎力支持外，董事会更公开向社会募捐兴学；同时延请留美归来的李登辉出任教务长，并聘用张汝楫、王培元等先生分任教席。一时间人才济济，勃然复兴。另一方面，马相伯坚持让学生参与各种形式的学校行政管理工作，特别是公学草创之际，百废待兴，于右任、邹仲裕等弟子日夜操劳，功不可没。
　　新学甫成，马相伯又倡导学生主动参与学校食堂等内部管理，设立“校内民主法庭”以解决同学间的纠纷，殷切期待学生能够历练自治精神，养成民主健全人格。
　　
　　
　　思想C
　　
　　学校的基本规范建设乃是学校能否健康发展的先决条件
　　
　　《震旦学院章程》
　　
　　作为二十世纪初年的开明校长，马相伯固然注重学校的民主自由精神，但自由不等于放任。在他看来，学校的基本规范建设乃是该学校能否健康发展的先决条件。
　　1902年，他手订的《震旦学院章程》虽然整体上比较简略，但其中对课程教学则有较详细的规定。主张依据西方大学理念，将课程分为文学（Literature）和质学（日本名之曰科学，Science）。其中，文学实指广义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正课（古文、今文和哲学）和附课（历史、舆地和政治）；而质学则主要指自然科学，亦包括正课（物理学、化学、象数学）和附课（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农圃学、卫生学、簿记学、图绘、乐歌、体操）。这一超越传统的近代课程分类，体现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结构互补精神，对当代大学课程教学改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与《震旦学院章程》相比，马相伯于1905年手订的《复旦公学章程》则更为周详细密。就课堂正业而言，章程不仅规定了分斋课程，厘定了学科程度，而且详细列举了包括“上下课堂鸣钟为号，先教员入，后教员出，须有秩序”；“教员就座离座，均起立表敬意。”关于课外活动，马相伯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周末演说会及正常的文体游戏。至于因病请假须校医允单、每晨六时鸣铃即起等生活规范，都作了具体规定。
　　与严格的学校日常规范相耦合，马相伯在生活中则是一个风趣幽默、和蔼可亲的智慧长者。但在正常上课期间，则不容许学生有丝毫懈怠。有一次，马相伯请人教学生击剑，“间有一同学汗沈露背少休，先生遂振铃集诸生”，厉声训斥，“聆者都为汗颜。”
　　抗日战争期间，马相伯更以百岁高龄勉励复旦学子“宜拳拳于国家民族为己责，砥砺德行，阐扬学艺，建殊勋于朝右，树师表于人伦”；并引《诗经?菁菁者莪》中的“既见君子，乐而有仪”，表达其殷切期望之情。
　　
　　
　　思想D
　　
　　其有意唾弃国学,虽录取,亦随时摈弃
　　
　　一切学科，重在开示门径
　　
　　马相伯创办震旦学院和复旦公学都充分体现了“兼容并包”这一思想。
　　一方面，我们看到马相伯对西方大学体制的赞赏和认可。他公开表示其所办学校“实具有西欧Akademin的性质，名之曰‘震旦公学’”；并在《震旦学院章程》中明确指出：“课程遵泰西国学功令。”其后，马相伯在《复旦公学章程》中进而把“研究泰西高尚诸学术”列入办学宗旨，置西文（包括拉丁文、希腊文及西方各国语言文字）以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声称：“世界竞争日亟，求自存必以知彼为先，知彼者必通其语言文字。”否则，其新知日进，我尚懵然如故，“劣败之忧，甚为可惧。”
　　另一方面，我们也很容易发现马相伯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特别是书院办学管理思想的吸收和借鉴。他在《复旦公学章程》中赫然告示：“凡投考者，以中西文俱优，为最合格。……惟中文差者，须自任于卒业限内，能加意补习为合格。其有意唾弃国学，虽录取，亦随时摈弃。”
　　事实上,马相伯的“兼容并包”不只是停留在中西方学校管理思想的兼收并蓄上,更体现在对学生、对同胞的真诚爱护上,其实质乃是救亡图存、民族复兴。对此,弟子邵力子深有体会地说:“先生对同胞,不以思想,不以地位,不以阶级而别,在救国大前提下,对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是一例的，这与先生的‘有容’精神有关,这与先生的学问有关。先生精神学问的最高目标在救国。”
　　也正是从为学救国的高度，马相伯极力提倡自主研讨的真学问，反对失去自我的奴隶之学，猛烈批评中国传统教育的负面影响。他说：“学问之道，有人己之别也。我国自秦汉以降，皆为人之学也。曰策论则策论矣，曰诗赋则诗赋矣，曰经义则经义矣，降而至于八股则八股矣。我不解奴隶性质之何以若是之深入而难移也。”与之相反，马相伯强调做学问乃思想上的自主独立和学术上的自由研究。他说：“今兹所讲，为格物穷理之学，求之一己，而无与人者也。故开宗明义，力求自主，夫自主与自由异。自由者，今日欲左则左之，明日欲右则右之。而自主则不然，有坚忍不拔之气，强立不返之志，旦而矢之，则万变不离。所谓三军之帅可夺，而匹夫之志难移，此鄙人所欲与诸君子共勉者也。”
　　以震旦学院为例，其学制仅限二年，对学院章程上所列的课程，马相伯并不主张作过细的讲授，而是着眼于治学门径的指导和开悟。正如弟子于右任所说，当时“一切学科，重在开示门径，养成学者的自由研究之风。”
　　
　　
　　思想E
　　
　　西方重视演说才能，乃是民主政治体制所决定
　　
　　“中国第一大演说家”
　　
　　马相伯从小好学深思，博览群书，且善于观察生活，体悟人生。故其言谈辩说，每每语惊四座，有“中国第一大演说家”之誉。这一个性魅力也为其学校管理和学风建设增添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西方教育家历来重视演说才能，乃是其源远流长的民主政治体制所决定。而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教育虽然也是以入世参政为目的，但专制主义政治需要的是臣民恭听圣旨，而不是过多地发出声音。然而,进入近代以后,特别是维新政治改革运动以来，中国社会的民治之声从无到有,自治之音此起彼伏，老百姓的发言欲望越来越强烈,参政议政意识亦日益浓厚。
　　有鉴于中国专制统治向民主政治的急剧转型，马相伯颇能把握住社会转型期的时代精神，及时将演说术教育纳入学校的整体管理战略，并利用星期天休息日予以贯彻执行。在震旦学院时，马相伯就经常在学院八角厅演说。弟子高平子回忆说：“马师常在八角厅中演讲哲学之类的问题。……常觉其析理、辨正、取譬、解嘲、举手、瞻视、疾徐、俯仰、或引经史、或涉俗谚，莫不自然中节。近人常推胡适之先生演说第一,然胡先生以纵横胜，而马师以自然胜。以书法为喻，则胡先生可比苏黄,而马先生则几乎羲之也。”
　　至创办复旦公学时，马相伯更是乐此不疲。他说：“当我创办复旦公学时，我曾立下规则：凡星期日上午，学生均不准外出，由我拣定许多演说题目，轮流命诸生练习演说，并把演说必需的方法，如分段，如开始怎样能抓住听众，结论怎样能使人对他的演说获得具体的了解，一班学生都很感兴趣。”
　　在马相伯的言传身教下，震旦学院和复旦公学学生的演说才能均十分突出，这对于提高其日后的社会政治参与度产生了直接影响。对此，弟子于右任颇多感触，他说：“学院于每星期日，必由先生集诸生演说，或讨论学术，或研究时事，习以为常。先生本长于演说，高谈雄辩，风趣横生，诸同学传其衣钵，故出校以后，从事政治革命运动，受用不尽，震旦一特点也。”
　　马相伯强调做人应诚实率真，顶天立地；读书做学问则要独立自主，强调“要活读才免做蠢虫。”在他看来，一个成功的演说既是才能的外在表现，更是人品的自然流露，是人品与才能的高度融合。他说：“演说只是人类在社会中发表自己的意思的一种工具，演说最好的人不见得就是好人;而真正有非常之才与德的人，其演说必有可观。所谓‘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必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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