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维和警察10年生死路|修仙生死路 小说

发布时间:2020-02-19 来源: 短文摘抄 点击:

  【编者按】2000年1月,公安部向联合国东帝汶任务区派遣首批15名维和警察,揭开了中国警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序幕;   2004年10月,首支中国维和警察防暴队出征海地;
  截至2010年1月,我国共派出维和警察1569人次,其中向海地派遣维和警察防暴队8支共1000人次。目前,尚有191名维和警察在东帝汶、利比里亚、苏丹和海地4个任务区执行任务;
  海地地震爆发前,中国维和警察创造并一直保持着“无一伤亡、无一违纪、无一退返”的“三无”纪录
  
  “凭海远眺,栏杆拍遍。谁人解?痴人
   如我。仰天一笑――不辱使命济苍生,不负重托图报国!”
  1月19日,“痴人”赵化宇和其他7名在海地地震中遇难的英烈终于回到了祖国。在这首题名《杂词偶感》的遗作里,他曾意气风发写下自己的凌云壮志。而今,他和战友们更以生命的代价诠释着使命的意义。
  这一使命,迄今传递了整10年,它属于一个特殊的群体――中国维和警察。
  
  第一天签下“生死状”
  尽管已有心理准备,但女警董柯和左蕾来到任务区的第一天,仍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泥泞的土地,稀疏的民房,满目的断垣残壁上还残留着密密麻麻的弹孔和焚烧的痕迹。天上是盘旋的武装直升机,地下是戒备森严的装甲车,整个东帝汶就像是裸露着的巨大伤口般,无言地诉说着所承受的苦难和不幸。
  2000年1月,公安部向联合国东帝汶任务区派遣首批15名维和警察,从此揭开了中国警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序幕。董柯和左蕾于2007年3月抵达这里,她们属于第11批东帝汶的中国维和警察,主要协助东帝汶政府完成独立后的第一次总统大选和议会大选。
  稍作休整,一份联合国文件便摆在了第11批中国维和警察面前――《死亡赔偿书》。用另一名维和警察郑学的话形容,这道“生死状”,却也是拿一道“死亡”考试换来的。
  公安部的资料显示,在接受联合国对维和警察的甄选前,所有报名民警必须在外语、驾驶、射击等项目上科科优秀。他们先要参加全国数万名警察的“海选”,优胜者再经各单位严格审核后推荐,之后还要在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进行为期3个月的“魔鬼训练”,直到通过联合国“突然死亡淘汰考试”,维和队员才可以成行。
  但在极度危险和恶劣的维和环境下,层层选拔出的中国警察仍要时刻与死亡幽灵作斗争。
  
  鬼门关上走几遭
  曾参加科索沃地区维和任务的四川省乐山市公安局民警王聂回忆说,由于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留下了大量隐患,各类枪支乃至重武器在科索沃民间泛滥。“(我们)经常听到外面传来的枪声,因为当地人庆祝节日乃至喝酒喝高兴了都会放上几枪助兴”,更危险的是,科索沃有“上万枚地雷埋在地下无人清理,一不小心就会误入雷区”。
  相似的情景也令首批赴波黑维和的谈钧记忆犹新。2001年4月,谈钧和4名战友踏上征程。飞机落地后,谈钧们首先要克服的不仅是贫铀弹和地雷的现实威胁,还有媒体渲染的“巴尔干综合症”、失眠烦躁等“怪病”的精神困扰。
  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维和警察前往的任务区生活条件艰苦,真的染上疾病便不易医治,这往往成为中国警察的又一大生命威胁。
  2008年被分配到海地自由堡省工作的朱俊如去年年初就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自由堡省贫困落后,三天两头停水停电,水源也不卫生。去年2月的一天,朱俊如和同住的汤晓青突然满头大汗、关节酸、肚子疼,两人判定是得了疟疾。到了医院,医生为二人打了退烧针后,无奈地说,他能做的就这么多了。如果烧能退下,朱俊如和汤晓青的命就能保住。
  回住处后,两人别无他法,只有大剂量服用从国内带来的抗疟疾药。幸好一周低烧过后,他们终于康复。
  
  真枪实弹的“亮剑”
  据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介绍,“截至2010年1月,我国共向东帝汶、阿富汗、波黑、科索沃等7个任务区派出维和警察1569人次,其中向海地派遣维和警察防暴队8支1000人次。目前,尚有191名维和警察在东帝汶、利比里亚、苏丹和海地4个任务区执行任务。”
  常人可能很难想像,在充斥着疾病和枪支弹药、恶性刑事案件的维和地区,10年来,中国维和警察创造并保持着“无一伤亡、无一违纪、无一退返”的“三无”纪录,并全部被授予联合国和平勋章。
  中国最早的维和警察之一谈钧还记得,2004年5月,中国首次向美洲地区派遣了1名维和警察;是年10月17日,第一支中国维和警察防暴队出征。至此,中国维和警察由以民事警察为主的任务,转为了真枪实弹的“亮剑”。
  但是,真正能保证“三无”更需要中国警察的智慧和勇气。
  2008年8月,中国第六支赴海地维和民事警队的严勇和同事驱车前往一个小镇参加保卫当地庆典活动。凌晨时分,在返程路上,突然一名持枪男子拦住了汽车的前行。严勇当即意识到,自己正处于被劫持的边缘。他迅速关闭车灯,让劫持者暂时失去目标,然后根据经验缓缓倒车后退。
  “砰!砰!砰!”枪声响起,严勇的4名同事打开两侧车门与袭击者互相射击。此时,严勇通过后视镜,突然发现一辆当地客车正缓缓开来。为了保护群众,他小声地提醒同事,并果断停下车。
  一片漆黑中,严勇们自觉形成了一个战斗小组,他们一方面用手台向上级汇报基本情况,同时慢慢退到客车前要求司机关闭车灯等候。不久,增援力量赶到。严勇说:“看见近30名安然无恙的当地群众感激的眼神,他们一句句‘谢谢’就让我忘记了刚才经历的艰难险阻。”
  事实证明,中国维和警察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他们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也树立了中国警察的海外形象。
  目前,有30多名中国警察担任任务区副总警监、总部参谋长和地区警察局长等中高级职务,有2人被选拔到联合国总部工作,5人则被联合国聘为训练教官。
  
  记录下每颗子弹划过的声音
  在这群活跃着的中国维和警察队伍中,“铁娘子”虽然少,但却是另一道风景线。不过有时,她们也会流露出脆弱的一面。
  开朗的董柯不好意思地表示,自己刚到东帝汶时吃不惯当地的食物,老想着父亲做的手擀面,“想着想着眼泪就掉下来了”。好在,她在战友的帮助下很快适应了联合国的工作要求。远离亲人的硝烟区里,战友等于“温暖”。
  董柯的同事陈赓是独生子,他说,自己就是在维和工作中懂得了相互关系的宝贵。“半夜回到住处,远远看见我们住的小屋留着灯,心里一下子觉得很踏实。开门看到简陋的饭桌上左蕾和董柯已经热了几次的饭菜,真的很感动。”
  中国维和警察们也会偶尔可以得到放松的机会。在海地地震中不幸遇难的海地维和新闻官钟荐勤曾被同事形容为“记录下发生的一切,包括每颗子弹划过空气的声音”。在后来被发现的日记中,他告诉人们:记得我们到海边休假,因为有女队员,护卫都派了一个分队20多人,我们在海里游泳,其他队员就全副武装在岸上巡逻警戒,一边是风景如画的碧水蓝天,另一边却是危机四伏的恶劣环境。
  越是艰苦,钟荐勤越向往回家。去年6月,他到达海地的第三天,女儿出生。平日里,他只能通过网络视频看一眼孩子,听听孩子的哭声。钟荐勤在国内的同事、云南公安边防总干部朱圆媛哽咽着说,钟荐勤本想今年回国后能“一手抱妻子,一手抱孩子”,但“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这次(海地地震)损失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副巡视员李祝群说了半句话后,眼睛里噙满泪水。
  香港《南华早报》评价道,中国维和人员死得其所。它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已累计派出14000余人次参与24个联合国维和行动。无论是资金还是维和人员,中国都是现在贡献居前10位的国家之一。
  (1月22日《国际先驱导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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