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务公开:开启党内民主新征程] 村党支部党务公开情况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工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 　　党务公开,开启了党内民主的新征程。实行党务公开,对于扩大党内基层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增强党的基层组织生机活力,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更加有利于实践党的宗旨、密切党群关系、促进基层和谐稳定。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大力加强党内监督、规范权力运行、推进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有力促使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和共产党员变得更加坚定更加纯洁。
　　党务公开凸显党建工作更加科学。党的十七大创造性地提出的许多关于党的建设的新思路、新举措,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精神。实行党务公开,更加有利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推进各项工作,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确保大局稳定,确保社会和谐,确保人心思进。
　　党务公开凸显党的作风更加务实。党的建设和党的各项工作都离不开求真务实的作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一刻也离不开求真务实的作风。我们只有紧紧抓住党的建设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改进方法,不断创新,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不断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不断改善党群干群关系,才能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才能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一心一意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衷心拥护,才能又好又快的实现科学发展,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党务公开凸显制度反腐更加迫切。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是最好的民主通道。要把党务公开与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和公用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等有机结合,相互促进。要丰富公开形式,完善公开制度,要提高党务公开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建立健全例行公开、监督检查、考核评价等制度。要让党员参与,要让党员监督,要让党员满意,要让群众说好。
　　不断创新党的理论,不断创新党建工作,不断提高党建工作的科学化水平,是我们党永远保持清醒坚定、永葆青春活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重要法宝。我们要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认真总结各级党组织特别是来自基层党组织的新鲜经验,从人民群众、基层党员干部创造的伟大实践中汲取营养。这样,党的建设及党的各项工作才能始终不脱离时代、不脱离实际、不脱离群众,才能取得新的进展。(冉彪)
　　(摘自8月23日“人民网?观点频道”)
　　
　　警惕公共利益被异化
　　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在本质上是高度契合的。无论是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还是公共利益,都需要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和具体路径来实现,政府需要在实现公共利益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政府说到底是由一个个机构和一个个具体的公职人员组成的,而人都是有利益诉求和情感表达的,如果政府及其官员缺乏严格的自律,不能有效地控制自身的行为,公众又没有足够的手段来约束政府,就可能出现我们所说的“公共利益被异化”。而这种异化的过程,往往会是一些政府机构以维护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名义,或者以追求公共利益的形式来进行的,公共利益被异化,也常常是与政府谋取自身的特殊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一旦这种异化的过程被加速或放大,就必然使公共治理呈现出严重的病态,从而引起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冲突,甚至引发严重的后果。
　　上面的分析主要是针对公共利益被异化的一般现象而言,但公共治理的现状同样不能令人乐观。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无论是群体性事件频发、社会矛盾凸显,还是政府公信力下降,几乎都与公共利益被异化有关。而公共利益被异化在现阶段的直接的表现,就是被民众广泛诟病的政府与民争利的行为,以及得不到有效约束的公权力的滥用。
　　政府外部与民争利的问题,也助长了内部公共利益被异化的管理行为。其突出表现是,政府过度关注自身的福利待遇,追逐特殊经济利益,形成种种特权,使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的问题日益突出。少数政府部门甚至利用手中的规则制定权,将部门利益法定化或者个人化,从而导致公共政策制定天平的变形和扭曲。难怪有人尖锐地指出,一些政府部门的公共政策制定已经被强势利益集团所俘获,甚至变成既得利益集团攫取钱财的工具。
　　公共利益被异化以及政府特殊利益行为的恶性膨胀,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从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看,公共利益被异化造成严重的市场垄断,破坏公平竞争的环境;从公共政策的制定来看,公共利益被异化使政府政策的公平、公正受到质疑;从权力的运行来看,公共利益被异化导致了公权力的滥用,使政府的公信力下降。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加大政府改革的力度,从约束公权力、制止政府与民争利这些最核心的领域着手,从而遏制公共利益被异化的势头。同时,要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为深化政府改革扫清障碍。只有这样,公共治理才能真正回归维护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属性。(汪玉凯)
　　(摘自8月7日《北京青年报》)
　　
　　如何在市场和反“三俗”间取得平衡
　　反“三俗”正在拉开大幕。文化部部长蔡武指出了当前不良文化现象滋长蔓延的几个原因。除了反思市场等原因以外,在我看来,对文化体制及文化管理的反思也必须跟上。我们知道在西方文化发达国家,艺术家的身份地位与艺术家的创造力是一致的,但我国的官本位却使艺术家与文化身份分离,艺而优则仕。譬如姜昆先生,艺术天分与影响力过去远在一些低俗的相声艺人之上,但低俗的艺人之所以能做大,因为姜昆们戴上了乌纱帽,有了局级甚至部级身份地位,也就忙于行政会议与重大文化主题,相声创作与表演,便乏善可陈了。如果姜昆先生不进入曲协当领导,他就是一个艺人,不懂行的领导来领导他,他可能就只有受委屈的份了。如果说姜昆先生的艺术天才被官帽盖住了的话,而郭德纲们则是文化行政部门的弃儿,他们没有获得行政支持而在文化上获得提升的机会,最终的结果我们已看出,姜昆们的艺术才华被“溺爱”死了,而郭德纲们的艺术品位被“冷淡” 死了。当我们在批评“三俗”艺人们的时候,一定要先问问自己,我们关爱过这些民间艺人吗?
　　我们的文化行政国策,是用行政级别来奖励文化优秀人才,严重误导了艺术领域的发展,使优秀的艺术家不能致力于纯粹的艺术造诣,而盲目跟风进入文化行政,以获取一时的身份地位。因为身份地位关联着艺术机会,譬如国家经费、演出机会、获奖机会等等,都与个人行政职位有着某种内在联系。艺术不是文化行为,是行政行为,如果忍受不了行政体制,那就成为郭德纲那样的市场人,变成市场行为。于是,文化行为总是会被异化。
　　应建言有关决策部门,让文化按文化规律发展运行。国家供养着庞大的文化队伍,必须进行改革,使他们面向市场,面向公众,而不是等着行政拨款,由上级安排来创作与演出。因此,问责“三俗”,不能仅仅打市场的板子,也应当打文化行政和体制的板子。
　　至于民间文化低俗,这是自古而然的事情,每一个时代人性一致,低俗的程度就相当,只要它们内容不淫秽不暴力不突破人伦道德底线,文化主管部门就不应过多干预。即使皇皇巨著《红楼梦》里,不也有所谓低俗内容吗?如若文化经典或文化作品里都纯而又纯的高雅,那是水中望月,美则美矣但不现实。换言之,反“三俗”不能走极端,更不能走到改革开放前极“左”的老路上去。
　　一言以蔽之,民间文化需要政府引导与扶持,需要主流社会给予提升的机会与资助,需要政策能够引导民间文化的健康向上。(吴祚来)
　　(摘自8月12日《南方日报》)
　　
　　另一种“恶俗”:假新闻与伪学术
　　几个月前,一篇“三省四地争朱熹故里,用40亿为圣人做寿”的文章在网络和平面媒体上传播,引发了又一轮对于争名人故里现象的批评。争名人故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和文化,打“名人牌”也无可厚非。但如果为争名人不惜歪曲甚至编造历史,进而堕落到要为坏人、罪人、恶棍树碑立传,那就是一种令人忍无可忍的“恶俗”了。
　　在人们抨击这种恶俗的同时,还有另一种“恶俗”正大行其道:用深文周纳的手法编造假新闻、制造伪学术。
　　所谓“朱熹故里之争”就是一条假新闻。关于朱熹故里早有定论,并不存在“争”的问题。不但不争,大家还建立了一个互动合作机制:每年轮流在三省举办一次朱熹和朱子学的学术研讨会;同时,福建武夷山市每两年举办一次的“朱子文化节”也与安徽、江西携手协作。顺便一提,我国台湾将在10月发行朱熹纪念邮票,难道这也是在“争故里”吗?
　　至于“用40亿为圣人做寿”的报道,更是无中生有。此文的作者,将当地基础设施、旅游设施建设项目的投资,一股脑儿“叠加”到了纪念朱熹的活动上。试问,福建省自然保护区九阜山开发、闽湖国家水利景区开发、联合梯田旅游开发与朱熹何干?试问,婺女村旅游度假区项目、文公湖度假村、婺源国际大酒店与朱熹诞辰何干?这样拼凑起40亿的天文数字,无非是为了骇人听闻、夺人眼球。
　　为了取得轰动效应,不惜用移花接木的手法编造新闻,无中生有、无事生非,难道不也是一种“恶俗”吗?
　　必须提到的是,这一次所谓“争朱子故里”风波的掀起,始作俑者不是新闻界,而是学术界,是一位教授的“学术研究报告”。教授和学术研究,一向为人们所敬重;即便新闻记者们号称见多识广,也多少有点迷信教授及其研究成果,而如果这个成果有“新闻价值”,更会立即竞相拿来写成新闻。殊不知,当下竟也有一些不知堕落为何物的教授是可以不调查、不研究、不核实,仅靠深文周纳就炮制“伪学术”的。结果,同样不调查、不核实的记者,搞出了假新闻。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学术界和新闻界的双重悲哀。
　　新闻的力量在于事实,学术的生命在于实事求是,而假新闻、伪学术恰恰漠视这些至关重要的原则。某教授为了提高话语的“分贝”,把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情、把某些本无关联的材料用一条自己设定的线索贯穿起来,有意弄出些“严重”、“吓人”的事态,而不严谨的记者如获至宝,急不可待地四处宣扬――这另一种“恶俗”,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和重视。(朱杰人)
　　(摘自8月19日《文汇报》)
　　
　　千年古寺被毁是对申遗热潮的莫大反讽
　　安徽泗县近千年的释迦古寺被曝因开发地产遭破坏,原址通过竞价拍卖,成当地“地王”。记者来到泗县释迦寺发现,古寺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正在建设的商品房。释迦寺距今有900余年,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以“释迦”命名的寺庙。更令人痛心的是,泗县释迦寺被毁并非孤例,全国多地已多次发生“毁遗”事件。
　　想想我们对待文物遗址的态度,实在有些可悲。这段时间中国申遗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申遗真的是为了保护文物吗?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申遗的最终目的还是带动地方财政收入。具备“申遗”条件的文物都被申遗去了,而类似于释迦古寺这样不具备申遗条件的文物遗址,恐怕只能被滚滚的商业开发浪潮冲毁了。
　　当这些文物遗址不具备申遗条件,不能靠世遗的名号为地方政府带来收益时,这些古建筑对地方政府的吸引力远不如房地产开发。房地产开发能给当地政府带来GDP,重点地段的房地产开发也能为地方政府带来人口红利,能吸引更多“高素质”、高收入的人群入住此地,也必然会拉动当地的就业,最终会体现在税收和GDP等硬性指标上,也间接地带来了某些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
　　而相比之下,对于泗县近千年的释迦古寺来说,它既不符合申遗的条件,申遗的经费也不是当地财政所能承受的,所以释迦古寺对于当地政府来说只是带有“负担”的文物。这样一个文物的存在需要当地政府投入很多钱去维缮。在当地,这近千年的释迦古寺只是单一的古寺,它也不具备担负当地旅游业开发重任的条件,所以,对当地政府来说,它有可能就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只投入没有产出的古寺,自然也间接导致当地县政府只顾眼前利益而完全忽视其社会利益和历史意义了。2007年7月,泗县国土局按领导要求对包括释迦寺在内的25亩土地竞价拍卖,最终以1150万元成交,成为当地的“地王”。这也验证了,地王的吸引力远大于文物保护的吸引。
　　按照有关法规,当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出现冲突时,经济建设应该为文物保护让路。而作为有法可依的当地文物部门,对千年古寺的破坏无动于衷,甚至只能默许,足见当地政府对文物的轻视程度到了何种地步。而开发企业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毁坏古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地方政府背后“撑腰”。
　　能申遗的都被地方政府竭尽所能不遗余力地去申遗了,不能申遗的只能眼巴巴地等着房地产开发或者其他开发来毁灭,无论申遗还是毁遗,它们都是为地方经济增长服务的工具。或许,这就是中国的文物目前的命运。(殷爽)
　　(摘自8月18日《新京报》)
　　
　　李一成“神仙”是我们社会的耻辱
　　刚倒了个张悟本,又来了个李一,从行迹看,李一比张悟本更恶劣。李一成神成仙,并非他有多大的能量,而是因为他找到了适宜生存的土壤――我们社会的某种病态。李一们轮番走上T型台,这绝对是我们社会的耻辱。
　　翻一翻《鲁迅全集》,会发现此类社会丑恶现象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被鲁迅猛烈攻击过。1934年浙江余姚因大旱举行迎神赛会祈雨,路经各处,均不准乡民戴帽,否则就用刀猛砍;更令人发指的是,余姚一小学校长因劝阻农民迎神祈雨,竟被千余农民殴毙,投入河中,随后又打捞上岸,咬断喉管。当年,为应对旱灾,上海一些团体还曾联合呈请市政府及江浙两省政府,下令“断屠一周”。
　　如果说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现那些怪异的现象是由于科学文化还不够昌明,现代科学常识还不够普及,传统社会的一些文化糟粕还没有清理干净,那么今天李一们能够如鱼得水,绝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科学理性来判断真伪,也不是因为我们被宗教的外衣所迷惑。沉渣泛起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一些政府部门,或者是政府部门中的一些人在纵容他,为他营造了宽松的生存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李一不但赖账不还,还在没有任何宗教身份的前提下,把钱转移到缙云山修建了道观,并用虚假履历对人们进行精神诈骗,广收门徒,仅用了四年的时间,就从一个“道士”成为“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并成为重庆市政协委员。这还不叫纵容吗?
　　不仅如此,一些媒体在李一走红的过程中,也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何止是不光彩,简直就是助纣为虐,可以说,李一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些媒体捧红的;还有一些文化名人,或写书吹捧他,或昧着良心向读者推荐这样的垃圾书;国家的公证机构竟然也在李一进行欺骗性表演时扮演角色――那些纵容李一,或为李一成神成仙敲锣打鼓的人,并非因为智商出了问题,而是因为文化精神腐朽甚至堕落,良知沦丧甚至泯灭,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
　　提倡科学和民主精神的五四运动都快一个世纪了,改革开放也三十多年了,李一们竟然还能找到适宜生存的土壤,这绝对是我们社会的耻辱,我们时代的耻辱。这更是对公众的精神侮辱,对科学理性的无情嘲弄。
　　如果某些主管部门和个人继续纵容,如果一些名人和媒体继续充当帮凶,张悟本也好,李一也好,倒下可能只是暂时的,说不定还有换个马甲再冒出来的那一天。(张金岭)
　　(摘自8月20日《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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