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派 英国学派安全思想探微

　　摘 要 英国学派的安全思想经历了四代学者的继承与发展。它重视安全的价值取向研究，强调规则、制度对于安全维持的作用，注意对现实问题进行实证分析。整体而言，它与英国学派的核心思想――国际社会思想一脉相承，沿着理性主义道路前行，吸收了现实主义与革命主义的合理机理，是三者相互结合的产物。它一方面以独特的研究方式和分析视角丰富了国际安全理论与实践，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某些缺陷，需要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 英国学派 安全思想 探微??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2005359
　　
　　自1959年英国国际政治委员会成立以来，英国学派已经走了将近50年的岁月。在这段时间里，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怀特(Martin Wight)、布尔(Hedley Bull)、文森特(John Vincent) 和布赞(Barry Buzan)等人秉承追踪国际社会的历史及其发展过程、揭示国际社会的性质(nature)与潜能(potentiality)的宗旨，坚持格劳秀斯式的思想传统，用传统的多元主义方法以及非完美主义的伦理观对世界政治做出了独到的阐述，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
　　作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安全研究因其不言而喻的重要性与独特的魅力而备受瞩目。这一点对于英国学派学者来说也不例外，他们一直在国际安全研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首先，他们活跃于一些声名显赫的国际安全机构中，如皇家国际事务协会(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国际战略研究协会(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以及哥本哈根和平研究所(Copenhagen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等。其中，布尔曾经在国际战略研究协会中担任过十年的理事，而布赞则是闻名遐迩的哥本哈根学派领军人物。其次，英国学派的理论家们还参与了国际上围绕安全议题的主要争论，出版和发表过一系列颇具份量的著作与论文，如布尔的《军备竞赛控制》(?The Control of the Arms Race)、文森特的《军事能力与政治影响》(Military Power and Political Influence)、布赞的《人民、国家与恐惧》(People，States and Fear?)等。[2]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四代英国学派学者代表人物的安全探索历程来对英国学派的安全思想进行评述。
　　
　　一、四代英国学派代表学者的安全思想分析
　　
　　英国学派学者的安全思想异常丰富，在他们看来，安全是国际关系的基本价值之一，它只存在于一个政治共同体内，植根于规范、规则和制度之中，由社会建构而非物质决定。[3]时代的变化、国际关系实践的变化以及研究侧重点的差别，使他们的安全思想迸发出不同的火花。
　　
　　1.第一代学者巴特菲尔德与怀特的安全思想
　　作为英国学派的奠基者，巴特菲尔德和怀特对于安全议题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有两个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第一，在英国学派成立之初，巴特菲尔德就将与国际冲突相关问题的研究作为英国学派的研究目的之一；[4]第二，在他们共同担任主编出版的第一本英国学派著作《外交探索》(?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中，就涉及许多有关安全议题领域的论述，如均势、集体安全与军事联盟、作为政策手段的战争、国际关系中的武力威胁等。[5]实际上，受基督教、二战和冷战的影响，他们二人的国际关系思维中也蕴含着深刻的安全思想。
　　巴特菲尔德从基督教现实主义的角度对国际安全困境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人是上帝所创造的，是原罪的，这个原罪是自私的表现，而正是这种自私导致了当代政治生活的困境。由此出发，他提出了著名的“霍布斯恐惧”概念，并以此来解释国际冲突的悲剧性质。他认为，国际关系最接近“霍布斯恐惧”，扩大权势是所有人和所有国家的本能，这种本能导致了国家不断寻求填补权力真空、不断被猜忌，也最终导致了国际关系形成安全困境，这就是国际政治的规律，它是永恒的人类僵局。[6]但是，巴特菲尔德又不是绝对的宗教神学悲观主义者。在他眼中，基督教可以对那些为达到目的而追求过分使用武力的人们的权力意志加以压制，从而使其与上帝合作，服从天意。[7]为此，他进行了超越现实主义的尝试，希望借助人类理性和文明的进步来维持世界的存在与发展。[8]巴特菲尔德的以上思想在他对于冷战的态度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在他看来，冷战也是安全权力困境作用的结果，要想走出这个困境，有关大国中的一个应该为和平有所牺牲，实行缓和政策。为此，他向焦虑于苏联核武器威胁中的美国政府和宗教界人士发出呼吁，呼吁他们不必过度焦虑，要注意慎重行事。[9]怀特一开始是一名和平主义者，他支持成立国联，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其感到失望，他开始逐渐转向现实主义。他认为，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中权力才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国际政治是“关于生存的理论”；国际关系是非道德的，道德在外交决策中只能起第二位的作用；战争是国际关系的中心特征，国联则是国际政治中的“假制度”，它不能维护和平。[10]这种思想一方面源于战争的无情现实，另外一方面也来自于他的基督教悲观主义情怀。与巴特菲尔德一样，怀特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同样把原罪学说看成是人类动机的一个重要出发点，认为人性的罪恶是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最终源泉。[11]然而，怀特也没有完全走向现实主义，他也强调国际政治活动应该受到共同文化和价值观的制约。同时，他还把大国、战争、军事、外交等因素放在非权力政治的背景下考察，从合作而非冲突的角度来理解它们对于维持国际秩序所起的作用。[12]
　　
　　2.第二、三代学者布尔和文森特的发展与突破
　　综合第一代学者的安全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有两个共同的特征：其一，强调国际秩序的维持对于安全所起的作用；其二，坚持国家安全中心论的立场。布尔和文森特的思想在这些方面都各有发展。
　　布尔的国际秩序思想为国际安全研究做出了最基本的哲理规定，其不朽名著《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对这一问题做出了精辟的分析。在该书中，布尔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是从对社会生活秩序的维持所必须追求的一些主要的和基本的目标开始的。他认为，在这些目标中有三种情境特别重要：（1）努力保证人类生命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导致死亡或身体伤害的侵害；（2）努力确保信守诺言或履行业已达成的协议；（3）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财产所有权的稳定性，并且使之免受无休止和无限制的挑战。社会生活秩序正是一种追求上述基本、主要或普遍的社会生活目标的人类行为格局。以此类推，国际秩序就是追求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的基本或主要目标的行为格局。它的维持所应追求的基本目标，或者说国际安全的起码标准，应包括以下方面：（1）维持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本身的生存；（2）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外部主权；（3）以和平为目标；（4）限制人身暴力行为；信守承诺；保护财产权。[13]布尔的国际秩序思想揭示了当今国际安全研究所要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也为它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框架。
　　在文森特之前，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安全议题上基本上是坚持多元主义立场的，这种多元主义立场集中表现为：强调安全只有在一个坚持主权与不干涉的国际秩序中才能获得，注重国家安全，忽视个体安全，肯定主权的作用，反对人道主义干涉。[14]文森特对此做出了挑战，虽然他也承认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载体，承认主权原则对于维持安全所起的作用，但是文森特主要是从人权的角度来看待主权的价值的，他认为：（1）尽管保护基本人权（如生存权）是国际社会的责任，但只有国家拥有履行这种责任的能力是不够的，为了保证国家拥有这种能力，国际社会必须坚持主权与不干涉原则。因此，他强调人权并不是对国家主权原则的挑战，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它的合法性。[15]（2）既然国家的合法性在于它不仅拥有主权，而且在于它能够保证本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当一国政府不能保证本国人民的基本权利时，其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国际社会也就有着人道主义干涉的责任。[16]在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安全问题上，文森特脱离了多元主义立场，比较看重个体的安全，在某种程度上也承认人道主义干涉，其安全思想的社会连带主义色彩比较浓厚。
　　
　　3.新一代学者布赞在安全议题上的坚持与超越
　　作为英国学派的新一代领军人物以及国际安全研究领域的重要流派哥本哈根学派的重量级人物，布赞努力在新时期继承和发展先哲们的思想，并有所创新。
　　首先，他坚定地支持发展英国学派安全研究的分析思路。在布赞之前，无论是巴特菲尔德、怀特抑或是布尔、文森特，他们都经历了冷战激烈对抗的岁月，其思维都不可避免的打上了冷战的痕迹。因此，在冷战结束之后，如何在继承与发展他们的思想、使之在新时期继续发扬光大就成了英国学派所面临的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此时，许多学者要么对英国学派的发展抱着消极和悲观的态度，要么由于没有很好的把握前辈们的相关思想，又难以推动这一学派向前发展。它表现在各个方面，在安全领域也不例外，以对冷战后的整体国际形势的分析为例：在苏联解体、两极格局对峙结束之后，第三世界国家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以及层出不穷新的文化思想理念都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世界格局变化发展的步伐。对此，英国学派的许多学者仍以旧的思维模式来忧心忡忡的看待这些变化，认为它们会威胁国际社会的存在与发展。针对这种不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英国学派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的观点，布赞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以上变化没有改变这样一个现实：战争减少、合作增加、国际法的作用变大了，世界变得更加接近格老秀斯式而非霍布斯式、国际社会这一概念也更加符合人类社会的现实了。在此基础上，布赞认为，英国学派对于前辈们开拓的关于战争、均势、国际法等涉及到安全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在新时期不能停止，而应继续深化。[17]布赞的这些论述为英国学派在新时期的安全研究铺平了道路。
　　其次，他在深刻把握英国学派核心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了建构主义与奥斯陆“和平思想”的相关理念，努力对英国学派前辈们的安全思维进行再次超越。这集中的体现在他提出的“安全复合理论”上。[18]这种“安全复合理论”将研究视点聚焦在地区层次，注重研究各种行为体之间的观念因素对于安全所起的作用。[19]相对于传统安全研究而言，它有两大特点：第一，它的研究领域较广。传统安全研究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军事领域，英国学派的先行者们也只是将安全的焦点集中在主权与人权上。布赞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人类集体安全主要受到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五个领域的影响。在布赞眼中，这些领域并非孤立地起作用,而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在这里，他将这五个领域的安全视为特殊类型的互动,不再强调军事、政治领域的主导地位；[20]第二，它的研究方法跟以前也有所不同。传统安全研究只强调客观物质力量对于安全所起的决定作用，英国学派的前人虽然意识到了非物质因素――观念的作用，但他们也没有对此做出严格意义上的论述。“安全复合理论”弥补了它们的缺陷，它认为，安全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实质性的“主体间性”的过程，行为主体之间和行为主体之内安全主体间认知的共享程度是理解行为类型的关键所在。[21]布赞的这一理论实际上已经突破了英国学派的传统内核，为国际安全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思路。
　　
　　二、英国学派安全思想的特征
　　
　　经过几代学者的探索与反思，英国学派的安全思想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有着如下一些特征：
　　
　　1.重视安全的价值取向研究
　　与科学行为主义者完全排斥道德问题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不同，传统学派都致力于国际关系价值取向的研究，英国学派也不例外，它的安全思想更是如此。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一点上，巴特菲尔德、怀特、布尔、文森特与布赞都无一例外地坚持这一立场，其安全思想无不充满着浓厚的对个人、国家和世界发展前途的深刻伦理关怀。尽管他们的价值取向在具体问题上有所区别，但在根本上还是一致的，那就是，不同于自由主义所要求的建立一个完美的道德社会的目标，与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观也有所区别，体现出鲜明的理性主义色彩。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关于安全价值取向的思考与他们各自对本学派的核心概念――国际社会的伦理取向研究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对安全价值取向理解侧重点的差异与他们对国际关系的道德思考的差别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安全思想价值取向的多元主义与社会连带主义分歧，从本质上看，也是其国际社会思想内部争论在另外一个领域中的延伸。
　　
　　2.强调规则、制度对于安全维持的作用
　　英国学派的经典作家们非常重视对国际制度的研究，他们认为，良好的国际制度安排有助于遏制国际关系中的无序竞争和维护国际和平。在研究制度是如何维持安全的作用上，以布尔的成就最为出色，他从均势、国际法和外交等角度详细论述了这一点。他认为，均势分为局部均势和整体均势，它们的存在可以防止地区大国随意吞并或支配小国、防止国际体系因为征服行为而演变成一个世界帝国，还可以为国际秩序赖以生存的其它制度的正常运转创造条件；国际法由一系列定义国家行为的法则组成，它的存在有助于使国际行为体的各项行为都做到有法可依，有助于动员约束国际社会行为体来遵守国际社会的规则，有助于为国家之间的对话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从而有利于实现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外交是国家和其它政治实体之间通过官方代表并且以和平的方式进行交往的行为，它的主要作用是通过谈判、斡旋、调解等外交机制来协调处理各个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减少国际摩擦、促进国际和平的目的。值得一提的是，在布尔看来，战争也是一种制度，它是决定国际体系结构的基本因素，在保持均势、维护秩序和实施国际法中起着重要作用，而和平并非是最重要的目标，因为它受制于维护国家独立的需要，是国际体系中的状况。[22]
　　
　　3.注意对现实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在人们印象中，英国学派学者的研究很少与国际关系实践的重大变化发生密切联系，[23]但英国学派在安全领域的研究却并非如此。在前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安全思想总是与他们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以及他们对国际安全实践中的重大问题的认识紧密相关。在最近几年，英国学派的发展这种趋势更加明显，这一点以他们对9?11事件后国际反恐问题分析上的表现较为突出――英国学派的学者们强烈的批判了美国采取的单边主义政策、先发制人的战略以及军事为主的反恐措施。他们认为：（1）这种方法首先违反了国际社会的基本规则与制度，它只会招致更多的恐惧和不安全感，从而最终影响国际秩序的稳定，威胁安全；（2）这种方法也无助于根本上解决反恐问题，因为恐怖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独特的经济、政治、思想与文化基础，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因而也就无法消灭恐怖主义；（3）在此基础上，他们对反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国际社会首先要通力合作，建立一系列有效的对抗恐怖主义的制度，同时还要加强对世界落后地区的经济、教育和文化建设，消除贫困、愚昧与落后，努力促进国际关系走向平等公正，消灭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他们认为惟有如此才能够在根本上解决好反恐问题，维护国际关系的和平与稳定。[24]这种分析坚持了以制度为主的立场，强调了国际合作对于安全所起的作用，突出了对落后地区的人文关怀，丰富和发展了英国学派的安全思想。
　　
　　?三、结语
　　
　　从整体上看，英国学派的安全思想与这一学派的核心概念――国际社会之间有着难分难解的联系，因为无论国际社会如何发展，也不管它的内涵如何改变，怎样维持其存在与发展始终是英国学派所不得不面临的重要问题。可以这样说，英国学派的安全思想与它的国际社会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二者发展演变的轨迹基本保持一致。在思想渊源上，英国的安全思想与国际社会思想一样，是在吸收了现实主义与革命主义的合理机理的同时，沿着理性主义中间道路前行的。这种思想一方面继承与发扬了英国学派学术传统的优点，为国际安全研究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的容纳了这种传统的某些弊病，需要进一步完善。
　　在国际安全研究中，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两种基本思想流派。[25]尽管二者都承认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但是现实主义者更多的是以悲观的态度、从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以及战争和使用武力的角度来看待国际问题；与之相反，自由主义者则是过于乐观的夸大了经济相互依存和跨国性全球社会对于国际安全的影响，它们都走向了极端，无法完整的反映当今国际安全问题的真实面貌。英国学派的安全思想在分析思路上介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正好能够弥补它们的不足。在安全理念上，它吸收了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因素，认为国际社会中既有冲突也有合作，既有国家也有个人，主张对产生于复杂形势下的国际问题和对外政策困境进行整体的和历史的分析。这种独特的研究视角无疑比单纯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视野要开阔的多、思维要灵活的多，自然也会有助于我们在一个更加广阔的理论平台上准确的把握当今国际安全问题的实际。
　　当然，这种在理论上追求中间道路和兼容并包的思想也存在着诸多问题。由于它试图协调各种思想传统之间的矛盾，因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其思想的内在紧张性以及理论立场的模糊性与非连贯性。这还不是其最大的缺陷，最为严重的是，英国学派安全思想始终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核心概念。尽管英国学派接触安全问题的时间已经相当长，但无论是巴特菲尔德、怀特抑或是布尔、文森特都没有对“什么是安全”这个问题做过清晰的描述。在此之后，布赞曾经试图给安全做一个明确的阐释，但也没有获得完全成功。[26]这种理论内核的缺失，必然会影响它思想的广度与深度及其进一步发展的后劲。除此之外，正如国际社会理论存在着欧洲中心主义价值取向那样，英国学派安全思想的西方优越感倾向也很严重，其主张如“人道主义干涉”等也会对国际关系产生消极影响，这些都需要它的新一代学者加以协调和发展。
　　
　　注释：
　　［1］ Barry Buzan, “The English School as a Research Program: an overview, and a proposal for reconvening，” BISA Conference, Manchester , December 1999;彭召昌：“英国学派对国际机制研究的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4期，第1114页；石斌：“权力?秩序?正义――‘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伦理取向”，载《欧洲研究》2004年第5期，第123页。
　　［2］ Samuel M. Makinda, “Securit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Comment on Alex J. Bellamy and Matt McDonald,”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0, No. 2, June, p.275288;朱宁：“安全与非安全化――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0期，第2126页。
　　［3］ Robert Jackson and George Sorense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39,转引自房乐宪：“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社会学派:理论及方法论特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3期，第1823页；Alex J. Bellamy and Matt McDonald, “Secur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towards an English School Discourse of Security,”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9, No. 2, 2004, pp.307330.
　　［4］ See Adam Watson, “the British Committee for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http://www.leeds.ac.uk/polis/ englishschool/watson98.doc
　　［5］ 参见苗红妮：《国际社会理论与英国学派的发展》，北京：外交学院博士论文，2005年6月，第3435页。
　　［6］ 参见周桂银：“基督教、历史与国际政治――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的国际关系思想”，载《欧洲研究》2005年第4期，第117页。
　　［7］ 郭树勇：“英国学派的研究方法及其演变”，载《欧洲研究》2004年第5期，转引自http://www.省略/ news/view.asp?id=737；［美］肯尼斯?W?汤普森著，耿协峰译：《国际思想大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5月，第520页。
　　［8］ 参见石斌：《权力?秩序?正义――“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伦理取向》，第123页。
　　［9］ 肯尼斯?W?汤普森：《国际思想大师》，第520页。
　　［10］ 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04106页；SeánMolloy, “The Realist Logic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38(2), 2003,pp.8399;王俊生：《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英国学派》，http://www.省略/news/view.asp?id=395
　　［11］ SeánMolloy, “The Realist Logic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pp. 8399.
　　［12］ 参见周桂银、党新凯：“权力政治、国家体系和国际关系思想传统――马丁怀特的国际关系思想”，载《欧洲研究》2005年第1期，第7688页。
　　［13］ 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317页；时殷弘：“国际安全的基本哲理范式”，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177187页。
　　［14］ Alex J. Bellamy and Matt McDonald, “Secur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towards an English School Discourse of Security,” pp. 307330.
　　［15］ Ana Gonzalez?Pelaez and Barry Buzan, “A Viable Project of Solidarism? The Neglected Contributions of John Vincent?s Basic Rights Initiativ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7(3), 2003, pp. 321339.
　　［16］ 徐雅丽:《国际关系思想传统与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载《欧洲研究》2005年第1期，第6675页。
　　［17］ Barry Buzan, “The English School as a Research Program: an overview, and a proposal for reconvening,” BISA Conference, Manchester , December 1999; 刘鸣:“国际社会与国际体系概念的辨析及评价”，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2期，第5461页。
　　［18］ 朱宁：《译者序――安全与非安全化：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参见［英］巴瑞?布赞等著，朱宁译：《新安全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2月，序言部分第133页。
　　［19］ 巴瑞?布赞等：《新安全论》，第262266页。
　　［20］ 巴瑞?布赞等：《新安全论》，第912页。
　　 ［21］ 参见高峻：“哥本哈根学派复合安全理论的修正和演进”，载《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0期，第8996页。
　　［22］ 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80183页。
　　［23］ 苗红妮：“英国学派外交思想探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4期，第1320页。
　　［24］ Samuel M .Makinda, “Security between Terrorism & Counter?Terrorism: 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erspective,”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5th Pan?Europe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ference in Den Haag(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911,September,2004; Tim Dunne , “Society and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7, No. 3, 2003, pp.303320.
　　［25］ 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437页。
　　［26］ 参见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434436页；朱宁：《安全与非安全化――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第2126页。
　　
　　（作者简介： 唐小松，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交学系教授,广州，510420；黄忠，青岛理工大学教师，青岛，266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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