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三个维度：民族本源、地区基础、全球视野|人口现代化的维度

　　摘要作为观察和思考中国文化现代化路径的三个维度，民族本源、地区基础和全球视野呈现了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国内国际发展的层次与过程，以及全球社会中文化分化与整合的逻辑。民族本源强调的是本地文化传统之于现代化的现实意义；地区基础针对的是基于共同利益，强化区域文化认同，促进地区内部的文化合作和文化共同体建设；全球视野的维度立足于文化开放时代，面对的是在全球社会中开展文化对话，以“和谐”观念推进全球伦理建设的远景目标。
　　关键词中国文化 现代化 文化传统 文化认同 全球伦理
　　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5-0008-14
　　
　　作为一种观察和思考中国文化现代化路径的框架，本文依据现代化的当代特征与需求，着眼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内涵、现实处境和普世价值，提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路径中不可或缺、相互关联的三个维度：民族本源、地区基础和全球视野。众所周知，文化现代化问题涉及到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国内与国际等诸多复杂因素，具有多维性、不平衡性和复杂性，很难有一种普遍适用的解释模式。但笔者确信，对这三个维度及其相互间关系的梳理和测度，有助于理解这一命题的时代意义，并呼应全球社会中文化分化与整合的现实逻辑。
　　
　　一、民族本源：坚守文化传统，延续民族文化的“精神链条”
　　
　　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是不同的概念。作为文化传承的“精神链条”，文化传统是隐含在文化中的核心要素，是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信仰、规范、秩序和理念的特质，是文化给予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存智慧。作为整合社会日常生活的重要模式，文化传统一方面使社会保持一定的秩序，使之具有自身的本质规定性；另一方面也起到区别于其他社会、文化的功能。究其与传统文化之区别，庞朴可谓是一语中的：“文化传统是形而上的道，传统文化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离道。”[1]
　　中国文化传统经由多种文化要素交融渗透，历尽世代的积淀和选择而成。在历千年而不衰、经交融而会通的进程之中，中华多元一体的民族结构造就了多元共同体意义上的民族文化传统，培育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协和万邦的中华民族精神和道德品性，[2] 成为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内在动力，并使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居于世界文明的领先位置。但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作为“中心之国”的中国逐渐沦落为“边缘之国”。此后百余年间，中国现代化步履滞重、缓慢、充满困惑，绵延数千年的文化传统数度面临断裂的危途，民族精神长期陷入衰落境地。即使到了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历史性转型和西方文化的渗透，仍然延续着现代性席卷全球的历史逻辑，不断激发着国人对文化传统的忧虑。如何看待自身文化传统？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这无疑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首要命题。
　　事实上，21世纪的历史进程让所有文化都共同面临着一个命题：如何避免自身传统与历史的断裂性变迁，如何在一个全球化世界里延续历史、更新自身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在一个世界市场已经形成，经济运行规则日趋统一的全球社会中，对共同道德规范、共同价值标准的建构日趋紧迫，似乎要求所有的文化都要向着这一目标转型，以割断自身文化的“精神链条”为代价，去迎合现代化的逻辑。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社会学针对不同社会形态演进机制的理论研究中，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关于古代社会和近代社会的差异以及线性进化的观点，韦伯（Max Weber）关于理性主义对西方工业社会早期发展作用的论述等，已经涉及了传统与现代之分的基本观点，在不同程度上暗示：社会变迁是单向地、渐进地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现代化与传统是对立的、不可融合的两个方面。成型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基本思路，也强调现代文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把传统的制度、文化与现代化简单结合在一起，那么，“无论其动机是多么美好而善良，都将由于现代化模式和社会其他结构相互之间的奇异依存性而注定要失败。”[3]
　　不过，近代以来各国现代化的实践表明，对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的珍视，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否在现代化潮流中生存与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尺。20世纪70年代起，作为经典现代化理论修正的新现代化理论也不再把传统看作是现代化的对立面，不再认为重复西方国家的道路才能走向现代化，强调不同国家对待自身传统应采取扬弃的态度，从而使现代化研究的历史取向获得了承认和强化。新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布莱克（Cyril Black）就指出，现代化作为社会变化的一种进程，不可避免地要和传统发生互动。所以，与其说现代化是与文化传统的决裂，还不如说是文化传统在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对现代社会变化做出的功能上的适应。因此，现代化理论的首要任务是从各种社会内部的文化传统本身出发，加强对文化传统的研究。[4] 同一时期的众多领衔学者也有着类似的思考。例如，世界体系论的代表人物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就坚决反对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完全照搬西方文化模式。在他看来，边缘国家如果接受自己处于低等文化模式的逻辑假设，并认为最好的发展模式是抄袭高等的国家，那么这些边缘国家根本不能达到目的。[5] 只不过，后发国家总要面对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所说的困惑：“必须共同努力向现代化的高地发起冲击，同时也必须共同坚持传统的精髓；而在另一层面上，又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分歧，这些分歧是，应该从哪个方向上向现代化的高地发起冲击，传统的精髓又是什么。”[6]
　　作为一个综合性概念，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在层次上递进的实践的、认识的过程，现代化模式也绝不止一种，各国必须寻找适合自己的现代化方式――这已是当今全球主流思想界达成的基本共识。更重要的是，现代性本身是由植根于各种传统中的文化形态所规定的，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非西方，传统在现代性中的存在几乎成了一个定律，各民族文化都能从其传统中找到某些贡献于全球社会的资源。至于哪些传统可以在现代化过程中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哪些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哪些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严重的障碍，等等，需要结合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做出具体的评估。
　　就中国现实的国情和文化传统的特质而言，既不能把文化传统笼统地视为现代化的阻碍，也不能把现代化视为以现代性彻底取代传统的过程，而是要努力呈现文化传统的价值。重中之重就是通过优秀文化传统的弘扬，精心培育适应现代社会的新的文化本位和民族精神，焕发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意志力和生命力。余英时曾在考察上个世纪末世界若干地区的文化动态后指出：“今天世界上最坚强的力量既不来自某种共同的阶级意识，也不出于某一特殊的政治理想。惟有民族文化才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神力量。”[7] 尤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大国，中国文化传统的地位和影响也不可能等同于其他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作用和意义正是体现在这种差别之中。必须清楚的是，与其他大国比较，中国文化传统有着更为鲜明的演进逻辑，中华民族绵延至今的“精神链条”一旦断裂，必然会使中国的整个文明系统面临解构。不仅如此，这一巨变带来的震荡和成本也是无法想像的，远非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所能比拟。从这个意义上说，坚持民族本源，就是要建立一种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文化独立，强化一种以开放为特征的文化主权意识，而决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迷失本位，与传统隔离、脱节。其首要内容，当然就是捍卫文化传统，重新发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和历史意识，追问、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足以自信的是，虽然近代以来带有历史的缺憾与尘垢的中国文化似乎变成了弱势文化，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诸多内涵具备了深厚的兼容性和适应能力，有着无可置疑的普世价值，不仅能够为中国自身的现代化道路提供精神支持，同时也具备了解决世界各国面临的现代性困境的当代意义。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即指出：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传统，世界不能没有她的参与。”[8] 譬如，中国传统中崇尚“自然和谐、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有助于消除西方工业文明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形成和谐的生态观；中国传统中固有的“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关注人类命运的道德理念，堪为人类价值观的整合基点；中国传统中不懈追求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的价值有助于化解当前人类面临的“五大冲突”――即人类与自然、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肉体与心灵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紧张，也能够为人类解决生存困境的努力注入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说的“超越理性”的生存智慧和情感。
　　中国已经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面对文化现代化的时代主题，不具备现代意义的文化传统即是僵死的传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传统的生命力不惟是来自于简单的时间延续，而是寄托在不断的更新和阐释之中，求证于中国文化能否以现代方式获得应有的国际地位。事实上，以现代化为参照系来评价和探求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价值，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很多的，其中就包括：中国传统中“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内在动力；“诚信为本”的价值观念可以与市场经济的伦理要求相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规范可以与商品互利交换原则对接，等等。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向着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模式跨进，这一过程必然会对文化传统的维护和发展提出新的要求。根据历史经验，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在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更为突出，能否立足民族本源、解决好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能否在现代性与世界性的语境中对文化传统予以真实强化，不仅会影响现代化进程，对后现代化的发展也是一把倒悬的“双刃剑”。
　　值得欣慰的是，鉴于断裂式变革留下的深刻教训和中国的国情，近年来渐趋成熟的中国思想界已不再简单地用“激进”标榜进步，用“保守”斥责落后。姜义华在20 世纪90 年代初提出的“使变革范围于特定的价值取向之内，于尊重传统、尊重权威、民族主义等范围之内”，实则二者“并未有原则上的分歧”，[9] 在今天应能赢得更多的呼应了。
　　
　　二、地区基础：立足东亚价值观，推动东亚文化共同体建设
　　
　　历史上的东亚“文化共同体”由东亚各个民族共同参与创建，同时也是以中国文化传统为基础内涵和内在“精神链条”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十几个世纪里，其历史积淀、悠久传统和精神气质曾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宝库，并为西方文明的发端提供了重要借鉴。本着东亚共有传统和共同利益的考量，在东亚各国共有认知和价值观的基础上，提升东亚各国和人民在东亚这个“想像的共同体”中的文化共性和认同，重构适合自身及全球社会共同利益的东亚文化共同体，不仅有利于东亚地区主义长期诉求的“东亚共同体”的发展，更有利于塑造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
　　东亚价值观是东亚文化的核心要素，是东亚国家和民族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的体现，也是建构东亚文化认同的沟通基点。从文化谱系而言，东亚价值观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而形成的东亚地区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受到儒家、佛教、道教等思想的深刻影响，注重独立和谐、共生共赢、尊义重利，既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也呼吁积极入世，提倡参与集体的福利、教育，与以工业体系为制度特征、以工业化精神为核心价值的西方现代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20世纪后期，注重精神价值、集体利益的东亚价值观为持续演进的东亚崛起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持，也使当代背景下的东亚文化具有了崭新的意义与价值，验证着东亚各国和人民在东亚区域内的文化共性和认同基础，同时也呈现了东亚传统与现代化之间并存甚至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对于东亚价值观所蕴涵的工作伦理和克勤克俭的生活信条，费正清（John Fairbank）的评价意味深长：“东亚人的自我约束力和工作道德足以使加尔文主义及其献身教育的精神黯然失色。”[10]
　　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同样也是东亚价值观的主要思想资源。20世纪70年代至今，儒家传统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振及其后东亚价值观频繁得到的关注，证明了儒家传统具有极强的兼容、再生、转化和同化能力，也证明了儒家思想凝聚的实践智慧、处世方略、审美情趣等已经转化成具有地区意义的文化资源。对此，罗兹曼（Gilbert Rozman）提供了一种解释：在全球化时代，“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社会实践和具有竞争力的认同的综合，儒家思想有了继续生存的空间或机会。”[11] 中西方学界普遍认为，儒家思想崇尚身心内外的宁静和谐，重视德性、重视人生的意义和理想，对于克服后工业社会的精神空虚和信仰危机有普遍价值。同样，儒家传统中由来已久的“圆而神的智慧”、“温润而恻怛或悲悯之情”以及“天下一家”的精神所具有的和平秉性和道德理性，也是西方需要补足和学习的。近年来，东亚一些知识精英秉持对中国儒家传统的强烈自信，甚至呼吁将反映东亚历史文化方位的东亚价值观作为21世纪世界文化主流的方案，呼吁东亚国家在维护东亚文化传统、传播东亚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加强合作，为批判和矫正现代化弊病提供思想资源。
　　中国文化传统是东亚文化实现突破和发展的丰富资源，亦是建设当代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认同基础。作为东亚集体文化身份的内在认知，东亚文化认同是基于共同利益基础上的东亚各国和人民对东亚文化传统的归属感。作为规范和指导东亚文化共同体未来发展的依据，立足中国文化传统的东亚价值观的重构，也应重视东亚各个文化群体的共有认同的构造和确认，即使用相似的文化符号、遵循相似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等。现实的途径之一，就是加强文化思想领域的合作，交流各自应对现代性冲击的文化经验，共同完成儒家思想的“现代阐释”。在这里，对儒家思想进行“现代阐释”，就是立足不同时代，应对环境变迁，运用现代观念、现代方法、现代话语对儒家思想文本进行创造性重构，发扬光大其时代精神。近年来，杜维明等提出的儒家思想“深度反思”和“知识分子群体批判的自我意识”等观念，就彰显了当代“新儒家”的现代化思路：对儒家思想的缺失了解得越全面，其正面价值就越能得以确切地把握和开发；对儒家思想的批判越彻底，它就越能保持恒久的生命力，并获得真实的现代化动力。
　　源于对东亚传统的深刻理解，汤因比（Arnold Toynbee）曾明言：“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我预感到这个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12] 面对这样的一种远景，具有多方面共同利益的东亚国家无疑应当携手并行，促进东亚内部多方面的对话与合作，强化共有的文化认同。重要的是，中华民族历来讲信修睦、崇尚和平，在东亚价值观乃至传统的现代重构方面，中国无疑是能够扮演主要角色的，中国也必须承担光大东亚文化的主要责任，使中国文化传统切实地服务于中国以及东亚其他国家文化空间的开拓，进而“培育和建立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地区秩序，在建设性的互动过程中消除长期积累起来的隔阂和积怨”，[13] 从而为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实质性贡献。
　　针对近现代以来中国“大国形象”的位移和边缘化，王岳川提出了“发现东方”的当代文化新命题――“要重新发现、探索、阐释东方思想”，而中国文化“不仅应该成为东方文化的重要代表，而且应成为新世纪世界文化中的强音。”[14] 借用到本文的讨论中，“发现东方”就是立足东亚，重新阐释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统，重新探索历经“欧风美雨”冲击而在这里显现的新的文化精神，重新确立中国作为东亚“文化重镇”的地位，重建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积极互动的“文化生态”，从而使发现东亚文化精神成为发现人类文化精神的前奏。
　　
　　三、全球视野：面向文化开放时代，参与全球伦理构建
　　
　　全球社会正面临着历史上最为复杂的文化变迁过程，人类文化的发展正在突破原有的地域限制，在全球范围内的互动与交流中走向前进。在这个不同文化相互影响、竞争共处并相互依存的文化开放时代，不同文化体系相互吸收、借鉴的频率正在不断扩大。这意味着，不同文化中的人们都必须接受一种全新的、共有的全球意识（global awareness）：一方面是各种文化信息加速碰撞、融汇，重新建构着不同文化各自复杂的观念系统；一方面是人类的生活有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性意义，人类文化必须走向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的道路。面对这样的大趋势，文化对话无疑成为不同文化现代化路径的重要组成，成为不同文化和国家承继自身成就和价值乃至保持世界相对稳定的必要前提。毕竟，只有基于平等基础上的文化对话，不同文化间的根本差异才可能持续下去，不同文化间真正的理解与宽容才可能达成，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共识与切实合作的基础才可能逐步夯实。
　　面对文化开放时代的挑战，确立全球视野，通过平等对话来吸收与借鉴西方文化的成果与教训，不仅是中国21世纪社会发展道路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测度中国文化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尺。接续前文的讨论，中国文化应在总结中西冲突与融合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对等地位的文化对话，凭借以开放、对话为中心内容的新理性精神与西方文化对话、融通，从而积极吸收、借鉴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完成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换。无论如何，任何一种文化传统都不是停滞不前的，需要不断在完善和丰富自己中，在优胜劣汰中保持活力；要使传统有益于今天，也必须使之得到有价值的更新。正如鲁迅所说，文化的发展需要取材异域，才能更有生气，但必须以民族主体的精神去主动地“拿来那些善美可行中国之文明”的外来文化，加以占有、挑选，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造，做到“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15] 如果不能确立这样的视野和心态，中国文化复兴必然是一句空话。
　　在全球社会中，同居一个“地球村”的人类面临着更多的共同利益和未来，不同文化需要共同遵循更多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规范。正如图雷纳（Alain Touraine）指出的，在未来的国际社会，“世界各民族都有一个根本关心之处，那就是把历史的经验加以重新组合而生的全人类的共同命运，这种关心自然会使它们趋于一致”。[16] 这些趋势和共同需求自然成为建立全球伦理（universal ethnics）的直接推动力量，使不同文化中有益于人类共存和普遍要求的准则和规范越来越多地得到更多国家、民族和地区人们的认同和接受。由于中国文化及其所包含的价值观具有众多普世性内容，人们有理由期待中国文化积极参与全球伦理的构建，为全球社会的共同利益做出更多贡献，扮演推动人类文化发展的更为重要的角色。基于对当代西方文化失落的反思，里夫金（Jeremy Rifkin）就做出了这样的预言：“正在廓清的欧洲思想框架同中国思想框架之间的交融，将会对全人类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17]
　　全球伦理的内容应该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建立文化对话机制所必须遵循的原则，比如平等、宽容、有效。没有平等的对话就没有广泛的参与，没有广泛的参与和普遍的认同，全球伦理就失去了其普遍性品格。以本文的视域观之，就是不同文化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尊重差异、消除误解和偏见，运用共同的智慧和集体努力来对人类文化进行的自我治疗和自我更新。同时必须强调的是，肯定人类共同的终极目标和普世性的道德标准，其意并不在抹煞各国各民族的文化特性和差异，因为“差异更有助于形成一种安全、稳定的新文明”。[18] 二是向全球不同的文化系统中寻找有益的思想资源。全球伦理根源于人类面临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的共同性，根源于人类对超越自然、实现人性的追求，是人类道德价值的底线和人类生活的共同准则，体现的是不同文化基本的道德共识和共享的价值观。三是基于“人类共同体”的目标而进行的重新构造、解释和创造。孔汉思（Hans Kung）即指出，全球伦理是“关于一些有约束力的价值观、不可或缺的标准以及根本的道德态度的一种最低限度的基本共识”，遵守这种全球伦理，就是要“致力于相互理解，投身于有益社会、培养和平、善待自然的生活方式”。[19] 不断深入的全球化进程、日益严峻的各种全球问题以及不断扩大的人类共同利益，是全球伦理问题在当下提出的大背景，同时也意味着，全球伦理不只是对已有文化成果的综合，更是对人类已有文化成果的超越，并时刻带着回应、化解全球性危机的问题意识。
　　近年来，“和谐世界”思想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得到广泛呼应，为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与和谐共存提供了重要启示，同时也呈现了“和谐”观念成为全球伦理基础观念的可能性。简要地说，“和谐”观念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智慧和追求，以之作为“全球伦理”的基础观念，首先是具有基本性。根据戴维•卡尔（David Kale）的观点，建立全球伦理的基础观念应是所有文化的人们共有的一种“人类的精神”和普遍价值，从中“人们发展了决定正确和错误的能力，决定如何使生活有意义，以及然后使生活尽可能地变得最好”。[20] 无疑，“和谐”观念提出了人类应有的道德底线，具有“底线伦理”的特征。其次是具有普遍性，即“和谐”观念在各种不同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中都有其根据。“和谐”观念也提示世人：着眼于全人类共同的福祉，必须建立一种不同文化之间“团结他者”的开放模式――不是单向的盲从，而是相互的学习，从而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平台。
　　人类的伦理思想一直在经历着一个不断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低级走向高级的发展过程，蕴含着伦理发展和自我完善的需求。就全球伦理主张的历史渊源来看，希腊化罗马时期的斯多亚派提出的“世界主义伦理”、基督教伦理的“千年理想世界”、近代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设想的“道德乌托邦”、欧洲启蒙运动所追求的普遍理性主义伦理等基于人类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思想，都是全球伦理诉求的观念基础。只不过，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长期存在与霸权主义的侵蚀，使得以这些观念为基础的全球伦理难逃“乌托邦”的历史宿命。“和谐”观念寻求的是不同国家的互助合作与和谐发展，以及不同文化的核心价值与人类共存之间的平衡，体现了人类社会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到“和谐共生”的巨大历史进步，从中也折射出人类文化实现相互理解和多元发展的曙光。
　　
　　四、结语
　　
　　中国已经走上了和平发展的伟大复兴道路。这是一个以中国文化现代化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也是一个以文化现代化为标尺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进行整体测量和评估的过程。面向未来，中国的文化现代化研究应当在充分理解中西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直面时代精神的转换和嬗变，摈弃浮薄、偏狭、武断，立足现代化的需求以及人类文化发展的整体趋势，建立面对本国、地区和世界的多重文化参照维度，即深入探究中国文化的民族本源，确立中国文化的地区基础，拓宽中国文化的全球视野，同时怀着文化对话与合作的“开放心灵”。同时必须看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也是世界文化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向21世纪这个多种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竞争的文化开放时代，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成效，还取决于能否为全球伦理乃至人类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做出贡献，以及能否把全球社会的普遍精神转化为中华民族的行为准则和价值目标。毕竟，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弘扬人类共有精神，使整个世界的物质和精神互动成为人类生存的主题。
　　
　　注释：
　　[1] 庞朴：“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年夏季号，第183页。
　　[2] 1902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继而撰文指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另据费孝通的观点，“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参阅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3]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沈宗美译：《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4] [美]西里尔•布莱克著，杨豫译：《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译者前言”，第4页。
　　[5] 引自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
　　[6]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著，纳日碧力戈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8页。
　　[7]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8] 杜小宁等主编：《德里达中国演讲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50-51页。
　　[9] 姜义华：“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先生商榷”，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2年4月，第138页。
　　[10] [美]费正清等著，黎鸣等译：《东亚文明》，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11] Gilbert F. Rozman, “Can Confucianism Survive in an Age of Universalism and Globalization? ”, Pacific Affairs, Vol.75, No.3, 2002, pp.11-28.
　　[12] [美]欧文•拉兹洛等编，戴侃等译：《多种文化的星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版，第230-231页。
　　[13] 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14] 王岳川：“‘发现东方’与中西‘互体互用’”，载《文艺研究》2004年第2期，第110-115页。
　　[15]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16] 引自郑晓云：《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页。
　　[17] [美]杰里米•里夫金著，杨治宜译：《欧洲梦》，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18] A. Toffler & H. Toffler, Creating A New Civilization, Atlanta, Georgia: Turner Publishing, 1995, p.72.
　　[19] [德]孔汉思等主编，何光沪译：《全球伦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71页。
　　[20] [美]拉里•萨默瓦等主编，麻争旗等译：《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504页。
　　
　　 （作者简介：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北京，100024）
　　收稿日期：200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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