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_中东伊斯兰地区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缘何紧张？

　　摘要本文提出了中东伊斯兰地区与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体系处于紧张状态的基本观点,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进行了简要说明,同时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确立了本文的研究视角。中东次国家行为体导致中东与国际体系关系紧张的根源在于: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中东地区体系的脆弱性、破碎性和可渗透性,创造了民族、宗教政治组织崛起的土壤,催化了中东地区次国家行为体的反体系运动。
　　关键词中东 国际体系 紧张状态 根源分析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5-0059-65
　　
　　一、问题的提出与相关文献梳理
　　
　　在近年来国内的学术研究中,对国际体系概念的界定可以概括为两类:(1)国际体系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彼此进行互动的主要世界大国,按照一定的结构形式结合在一起所构成的整体。(2)国际体系是指由密切联动的各行为主体构成的,具有结构、功能并与环境互动的有机整体;包括国际行为主体、国际力量结构、国际互动规则和国际机制等四方面。[1] 本文倾向于在后者的意义上使用国际体系的概念。始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国际体系,在本质上是以欧美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向全球扩散的过程,它在权力结构、制度安排、价值规范等方面的西方中心特征至今尚未有实质性的改变,任何国家、地区、文明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在本质上反映的是它们与西方的关系。近年来西方之所以对中、印等新兴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表现出浓厚兴趣,对伊斯兰世界宗教极端主义的反西方思潮与运动忧心忡忡,其根本原因在于质疑上述因素会在多大程度上对现行国际体系下西方的主导作用形成威胁和挑战。
　　从现行国际体系西方主导这一核心特征出发,中东伊斯兰地区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状态一直是紧张的,甚至经常以冲突的形式影响国际体系的发展和转型。在政治层面,中东地区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冷战时期,在世界其他大多数地区保持了“冷和平”的状态,中东则热战不断,爆发了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战争、黎巴嫩内战、两伊战争和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同时伴有诸多低烈度的地区冲突;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的伊斯兰复兴运动, 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对冷战体制形成了强烈冲击。冷战后,中东发生了影响国际体系转型的诸多重大事件,诸如:美国在中东发动了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三场重塑国际格局的战争;美国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使中东地区的社会转型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伊拉克战争使美国与欧洲核心国家的盟友关系遭到严重破坏,展示了中东事态发展对整个西方世界的影响;从“大中东”的角度看,层出不穷的热点问题,使中东成为当今乃至未来大国较力的焦点和迫切需要国际社会加强全球治理的地区。
　　在经济层面,中东虽有海湾石油富国,但中东在总体上依然是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较低,反全球化思潮与运动力量强大的地区之一,石油资源甚至成为某些国家和组织反击现存世界经济秩序的手段。在文明与文化层面,从上世纪80年代的“伊斯兰威胁论”到冷战后的“文明冲突论”,西方“妖魔化”伊斯兰文明的文化偏见与文化敌意日益加深,中东以反美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反全球化思潮与运动深入发展,都展示了伊斯兰文明与在现存世界体系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明之间对峙的加深。
　　在国外的理论研究中,也多从对抗、冲突的视角界定中东伊斯兰地区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以世界体系研究见长的沃勒斯坦认为,中东与世界体系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他本人并未系统划分阶段,这是笔者根据其观点的总结):(1)孤立于世界体系之外的阶段:由于伊斯兰世界是一个“难啃的坚果”,“欧洲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最初扩张似乎跳过了伊斯兰世界,至少跳过了在中东的核心地区。”(2)世俗主义的反体系时期:从中东沦为殖民地开始,尤其以20世纪阿拉伯、土耳其、波斯的民族运动及战后的现代化改革为代表。(3)伊斯兰主义的反体系时期: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主义既反对世俗的民族国家,也反对世界体系的主导者――西方,提出了“关于再建世界体系的其他历史可能性的理解。”[2] 著名“东方学”专家、巴勒斯坦裔美国人爱德华•赛义德揭示了伊斯兰世界、中东及“东方”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间在历史上形成的不平等关系,探索了殖民知识与殖民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3] 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4] 和《文明经受着考验》[5] 等著作中,从中世纪以来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相互“挑战――应战”的模式,解读伊斯兰与西方的关系。亨廷顿进一步将其发展为“文明冲突论”,将伊斯兰世界视为现行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和破坏者。[6] 在美国的中东研究中,犹太裔美国学者伯纳德•刘易斯[7]、马丁•克雷默 [8] 丹尼尔•派普斯[9] 等中东问题专家,作为新保守主义的代表,其思想的共性特征是无一例外地将伊斯兰文明视为世界体系的挑战者。[10]
　　就当前国内的国际体系研究而言,主要有三个明显的特征:第一,在理论上深受西方影响,在议题设定和研究内容的选择方面具有引进和跟进西方的特点。第二,在政策研究上侧重研究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或集团)的国际体系观,侧重中国与国际体系相关性的研究。第三,在对地区性国际体系的研究中,对欧盟和东盟的研究是重点,对拉美、非洲有一定的研究,但对中东地区体系的研究则明显不足。[11]
　　从单位与体系的关系来看,民族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一直是研究国际体系的最基本视角。其根本原因在于国际体系在本质上被视为国家围绕国际权力分配、国际规范、制度安排等问题进行博弈的产物。但是,这种威斯特法利亚式的思维很难用来解释中东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因为中东的政治行为体异常复杂,民族国家仅仅是居于次国家(如国内的族裔、教派、家族等宗派力量)和超国家(如泛阿拉伯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组织)行为体之间的政治组织。中东民族国家体系作为西方殖民体系瓦解后的历史继承物,有着典型的扭曲特征,并时刻处在各种次国家和超国家行为体的双重挤压之下而异常脆弱,并导致各种冲突;而现行国际体系在治理中东的国际危机时,无不将治理和整治所谓的“失败国家”和“流氓国家”作为不二的议题,相反却忽视对次国家、超国家层面问题的分析与治理,美国反恐战略失败的根源之一即在于集中于国家层面的“政权改变”和“民主改造”等议题,其结果是中东地区与国际体系的紧张关系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陷入更加紧张的冲突状态。[12]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从行为体视角认识中东与国际体系的关系,需要从国家、次国家、超国家三个主体层次,分析中东与国际体系关系紧张的根源,同时探讨国际体系作为外在力量对中东的影响。限于篇幅所限,本文主要从次国家行为体层面加以探讨。
　　
　　二、次国家行为体:导致中东与国际体系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
　　
　　一般意义上讲,次国家行为体即存在于国家内部、有一定行为能力的群体、组织和机构等,在现代国家内主要体现为存在于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领域内的地方政府、利益集团、私人机构、非政府组织等。亨廷顿认为,“民族国家享有的对外主权不受他国干扰,中央政府享有的对内主权不被地方或区域性权力所左右” [13] 构成了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是,以族裔和宗教群体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次国家行为体在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普遍存在,尤其是其巨大的地区与国际渗透能力,使其成为导致中东与现存国际体系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如果以国际影响能力为着眼点,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次国家行为体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具有地区和国际渗透和影响能力的宗教政治组织。如1928年成立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衍生出了形形色色的伊斯兰组织,其中既有从事合法政治斗争的温和伊斯兰组织,也不乏走上恐怖暴力活动道路的极端组织。又如黎巴嫩真主党,在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三国关系中扮演着非同寻常的角色,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2006年黎以冲突均与真主党有重要关系。黎真主党一直是黎政府无法控制的准国家力量,严格意义上讲,2006年的黎以冲突代表着全球化时代世界冲突的一种新的类型,即某一国家的次国家行为体与另一国家的冲突,已非传统的“国际冲突”概念所能涵盖。当今,由于真主党与伊朗和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的密切联系,诸多中东事务中都有真主党复杂而深刻的影响。
　　第二,有巨大国际影响力的宗教极端主义恐怖组织。其最典型的代表为本•拉登在阿富汗建立的“基地”组织,该组织不仅有经扭曲伊斯兰教“圣战”等理念而形成的意识形态体系,而且在人员、资金、信息等方面形成了网络全球的组织体系;在区域联系方面形成了以“基地”组织为中心,以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北非各国的极端组织为支脉的组织架构。“基地”组织通过发动“9•11”事件重创现行国际体系,表明次国家行为体与国家之间的对抗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国际政治”而走向“世界政治”(或“全球政治”),显示了中东次国家行为体影响国际体系转型的巨大能量。当前,“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不仅在阿富汗卷土重来,而且导致巴基斯坦成为“恐怖主义全球网络的主要中心”[14]。
　　第三,寻求独立统一的跨界族群力量和少数族群力量。跨界族群主要是指传统聚居地被现代政治疆界分隔而居住在毗邻国家的族群。长期困扰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伊朗四国的库尔德人问题,就属于典型的跨界族群问题。库尔德人为寻求自治与独立多次与伊拉克、土耳其、伊朗政府发生冲突。由于他们经常以邻国的库尔德地区作为活动基地,由此引发邻国间的不睦和矛盾。在库尔德人的自治和独立运动中,建立了各种政治组织,或寻求从所在国分离出去独立建国,或寻求建立统一库尔德民族的国家,并尤以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的影响最为引人注目。伊拉克战争后,库工党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土耳其多次越境打击库工党,使得库尔德问题不仅成为影响土伊关系的重要因素,也成为中东地区的又一热点问题。
　　中东次国家行为体构成了影响中东与国际体系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其影响方式包括:
　　第一,与现存国家的对抗,导致中东的民族国家体系异常脆弱,反国家(进而反体系)运动此起彼伏。在许多中东国家,次国家的族裔、宗教、教派等族群认同和族群组织,或在教俗关系上反对现行政权的世俗化体制,或在合法性问题上挑战现行民族主义政权的合法性,或通过族裔冲突威胁国家的统一与稳定,或在对外关系上制造与其他国家的矛盾与冲突,从而导致中东民族国家体系的异常脆弱。在欧洲、东南亚等地区寻求超越国家的“地区主义”发展模式之际,“民族国家”这一国际体系所赋予的“外衣”,仍使许多中东国家穿起来非常不舒服,诸多次国家行为体总是试图突破其束缚另立门户。“在中东,次国家和超国家认同与国家认同展开竞争,激励着跨国运动,并限制着纯粹的国家中心主义的行为。”[15]
　　第二,次国家行为体深刻影响了中东地区的安全议程,构成中东地区冲突的主要参与者。中东地区的冲突主要有四种形态:(1)国家间的民族冲突,如阿以冲突、两伊战争等。(2)大国对中东问题进行干涉的冲突,如美国发动的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苏联发动的入侵阿富汗战争。(3)国家内部冲突,许多中东国家一直存在族群冲突,使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受到严重的威胁,尤其以苏丹、伊拉克、黎巴嫩及也门为典型代表。[16] (4)宗教极端主义组织发起的多层次的冲突,如伊斯兰极端组织与中东国家政府的冲突、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的冲突、拉登的“基地”组织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的冲突。在以上各类冲突中,各种民族、宗教、教派、部族等次国家行为体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以上各类冲突之间还经常发生转换,由此形成了西方学者所谓的“安全相互依存”。“在许多方面,由于分裂和冲突循环的加深,在今天中东称得上是一个地区安全复合体的理想案例。” [17]
　　第三,导致中东地区体系不断遭致现存国际体系的外部干预。受次国家行为体因素作用产生的各种冲突,往往因危及大国利益、影响地区与国际安全、酿成“人道主义”危机等因素的影响,成为外部大国乃至国际社会进行干涉与干预的理由,甚至酿成威胁国际体系稳定的冲突与战争。近年来,在美国开列的“无赖国家”或“流氓国家”的黑名单上,多为中东伊斯兰国家,并已对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政权改变”。美国所定义的治理能力不足或完全丧失的“失败国家”多与其国家政权无力控制国内族裔与教派冲突相关。在现行国际体系的游戏规则下,这些“无赖国家”、“流氓国家”、“失败国家”与主导国际体系的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对抗,固然与掌握政权的现行政府有关,但掌控现行国际体系的西方无疑没有深入认识这些国家动荡冲突的次国家行为体因素,也更谈不上探索适宜标本兼治的治理路径。
　　
　　三、次国家行为体导致中东与国际体系关系紧张的根源
　　
　　如果从单元与体系关系的角度看,次国家行为体异常活跃并导致中东与国际体系关系的紧张乃至冲突,其最直接的根源在于民族国家作为国际体系的基本单元,尽管已经为中东国家所普遍采用,但还远未实现真正的内化并缺乏本土文化传统的支撑,并遭遇宗教、教派等传统组织及其意识形态的排斥,导致各种反国家、反体系运动,[18] 并演变成层出不穷的国际热点问题,动摇和破坏现存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
　　(一)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中东地区体系的脆弱性、破碎性和可渗透性,催化了中东地区次国家行为体的反体系运动
　　在历史上,中东的政治版图在帝国争夺中处于变动不安之中,形成了阿拉伯、波斯、突厥、库尔德人等民族群体频繁的迁徙与融合的局面,各民族相互之间由于共同的宗教或教派因素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和渗透性。近代以来,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形成于帝国瓦解和殖民分割的历史遗产之上。1916年英法秘密签订《赛克斯-皮科协定》,划分了各自在中东的势力范围,后来的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基本上根据此势力范围而形成。在西方强加的以领土分化为基础的中东地区体系下,存在着大量的本土的反体系力量,它们或是围绕领土,或是围绕意识形态,或是围绕家族和部落群体,或是围绕宗教,或是围绕针对西方的态度等开展活动。[19] 由于民族与国家的严重不吻合,以及没有以本民族为主体建立国家的少数族群和跨界族群的大量存在,中东民族国家的体系异常脆弱,并时常出现种种复杂的要求改变现存国家疆界的政治运动。在上述运动中,各种次国家团体或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或自行其是,或与他国的同类团体结成一体,从而广泛介入到中东国家的互动关系之中。中东国家“可以向本国疆域之外的政治或宗教中心输出忠诚,任何中东领导人都能够轻易地通过资助邻国的报纸和反对派以寻求邻国民众对自己的支持,这是非常自然的,也是被广泛接受的。”[20] 对于建立22个国家的阿拉伯民族而言,国家间的可渗透性更为突出,“阿拉伯国家间关系几乎没有真正的外交关系,而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庭政治的一部分。”[21] 与欧洲在民族国家体系成熟后逐步开展一体化运动的地区主义不同,阿拉伯统一运动与阿拉伯各国的独立运动相伴而生,甚至早于许多阿拉伯国家的独立。在统一运动中,“对统一的追求很容易被证明对某个特定的阿拉伯国家来说具有很大的分裂作用,因为支持与一种外部势力结盟的人经常会和支持另外一种联盟的人陷入血腥的冲突之中。”[22]
　　在战后的许多中东伊斯兰国家,或权力结构安排渗入族群和教派因素,或在民族和宗教政策上出现偏差与错误,从而为次国家行为体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也埋下了国家内部纷争与动荡的因素。其典型形式有国家权力分割族裔化而引发的国内冲突,如历史上的黎巴嫩内战和当前伊拉克国家重建过程中的权力争夺和教派仇杀;权力垄断族裔化而引发的国内冲突,如在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国家政权为逊尼派所垄断,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处于权力的边缘,并以暴动和骚乱的方式回应萨达姆的独裁政权,这也正是今天伊拉克族裔仇杀的根源之一;少数族裔和跨界族群的分离运动引发的冲突,如库尔德人的独立运动引发的冲突。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各种冲突都具有典型的外溢性特征,并在矛盾激化时演变成地区冲突。
　　在战后国际体系下,围绕中东事务进行国际安排的不公正、不合理,同样刺激了次国家行为体的异常活跃。从英国对允诺建立统一阿拉伯国家的背信弃义到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从美国主导下的巴以分治不公正的领土分割到历次中东战争对以色列的偏袒,从美苏进行代理人战争到不断变换的实用主义联盟,从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到海湾战争后美国全面掌控中东,从“文明冲突论”的恶意敌视到“无赖国家”和“邪恶轴心”的锁定,从阿富汗反恐战争到“先发制人”和“政权改变”的伊拉克战争,再到“民主改造”的“大中东计划”,中东地区时刻处在西方霸权与强权的高压之下。在这种强大的外部压力下,“对西方数世纪之久的霸权的记忆,伴之以继续对西方的依附,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和愤恨,很容易成为对社会失败的一种托辞和穆斯林政治中的导火线”。[23] 中东地区所承受的强大的外部压力,在社会草根层面为反霸权、反体系的次国家行为体的滋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以巴勒斯坦问题为例,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看来,以色列是西方强行植入中东心脏的一颗钉子,是西方“新帝国主义”的活标志。“因为它重现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中东与西方关系的历史图景,巴勒斯坦成了穆斯林世界跨越宗教、种族和民族界线的少数共同象征之一”。[24] 在此背景下,争取巴勒斯坦民族权利,反以、反西方成为阿拉伯世界民族宗教组织等次国家行为体进行社会动员的最有效的武器;另一方面,任何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妥协和让步,都会招致民族、宗教组织等中东次国家行为体乃至整个阿拉伯伊斯兰社会的反对。又如,阿富汗反苏战争以及美国出于反苏需要的实用主义策略,孕育了包括“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势力在内,延伸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无数民族宗教组织,并对国际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创造了宗教政治组织崛起的土壤,促成了中东伊斯兰运动的反国家和反体系运动
　　在理想信仰和政治文化层面,“乌玛(早期指穆斯林公社,后来指信仰共同体――作者注)是整个穆斯林社团存在的唯一完美的形式;它不承认民族和国家的地域、边界,也不承认穆斯林中存在种族、语言的区别。”[25] 但是,在现实上,伊斯兰文明自奥斯曼帝国解体以来分裂为数十个民族国家已是无法改变的现实,伊斯兰世界只是一个具有共同文化属性的国家群体而已,远非能够采取统一政治立场,发挥政治作用的实体。甚至有学者指出,自西方殖民主义从第三世界撤退之后,伊斯兰世界是唯一一个未能成功地重新把自己再次树立为一个重要的国际角色的传统文明。[26] 因此,在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受挫,社会矛盾激化,不断遭遇失败耻辱(如阿以冲突)和外部沉重压力之下,“复归伊斯兰运动显然是对伊斯兰国家政治精英在政治共同体内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失败的一种反应。”[27] 伊斯兰复兴的理想诉求是重建超国家、超民族、体现“真主主权”的伊斯兰乌玛,突出体现为近代以来虽屡遭挫折但至今绵延不断的泛伊斯兰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并在地区层面和国际层面引发中东与国际体系的紧张关系乃至冲突。
　　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等次国家行为体的极端表现形态,作为中东伊斯兰思潮与运动的衍生物,在本质上都是在对现存国内与国际秩序彻底失望后,通过扭曲和滥用伊斯兰教传统理念,诉诸恐怖暴力方式的反国家、反体系运动。对此,埃及学者巴哈丁曾深刻指出:“在国际法准则和世界和平缺失、双重标准得以通行,在四处笼罩着暴虐和冷酷,以及横行霸道却无望改变的气氛中,在那些失去希望、被剥夺工作、备受痛苦和绝望煎熬的人中,充满了空间上的陌生感,他们只能把时间上的距离感当作精神寄托,把极端主义思想和恐怖主义当作解脱和透口气的情况,恐怖主义仍将会在世界各地继续存在,而且,随着持续不断的经济萧条及其对政治、社会和心理造成的冲击,恐怖主义还会愈演愈烈。”[28]
　　国际秩序的不合理对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刺激作用,在拉登的逻辑中也得到反证。拉登指出,美国之所以成为伊斯兰极端恐怖势力打击的对象,主要理由有三:一是海湾战争后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不仅威胁到伊斯兰教两大圣地的安全,而且干涉了中东国家的内部事务;二是美国对伊拉克实行制裁和野蛮轰炸,造成了人道主义灾难;三是美国一贯支持、偏袒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进行控制、打击和分化。[29]
　　“9•11”事件的发生表明,国际恐怖主义这一全球化时代最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对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产生了难以评估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或者说人类需要反思的问题,基本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人类必须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和更强有力的手段和措施,对待恐怖主义的真实而又严峻的威胁;第二,它需要人类对恐怖主义赖以滋生和蔓延的根源进行深入挖掘,并在国际制度方面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规范和安排;第三,它表明美国那种我行我素、强权开道、蛮横打压的单边外交政策,会招致“损人不利己”的恶果,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势力针对美国强势霸权高压政策的历史反动。[30]
　　
　　注释:
　　[1] 参见杨洁勉:“中美应对国际体系转型的战略和举措”,载《国际问题论坛》2006年冬季号。
　　[2]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谭荣根译:《美国实力的衰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89~107页。
　　[3] [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等译:《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
　　[4] [英]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5] [英]汤因比著,沈辉译:《文明经受着考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6]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p.32.
　　[7] Bernard Lewis, What Went Wrong? The Clash Between Islam and Modernity in the Middle Ea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The Crisis of Islam, Holy War and Unholy Terror, The Modern Library, 2003.
　　[8] Martin Kramer, Ivory Towers on Sand: The Failure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in America, Washington: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2001.
　　[9] Danniel Pipes, Militant Islam Reaches America, W. W. Norton & Company, 2002.
　　[10] 以上学者都认为伊斯兰文明具有天然的、难以改变的缺陷,如缺乏实行民主的基本条件;与基督教文明天然处于对抗状态;西方殖民伊斯兰世界是伊斯兰文明衰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等等。参见王宇洁:“试析美国伊斯兰研究中的‘犹太因素’”,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年第1期。
　　[11] 通过笔者对相关文献检索,除分散在部分著述中的零散论述外,仅有1篇从国际体系角度研究中东的论文,该文的内容以研究中东区域体系的形成及其特点为主。参见叶青:“中东地区国际体系的发展演变及其特点”,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第5期。
　　[12] 笔者强调次国家、超国家层面问题的重要性,并非否定国家主权和国家层面问题的重要,而是意在强调在研究中东地区体系时,仅仅从国家角度出发是远远不够的。
　　[13] [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9页。
　　[14] Barnett R. Rubin, “Saving Afghanistan”,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8.
　　[15] Raymond Hinnebusch, Anoushiravan Ehteshami,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Middle East States,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2, p.2.
　　[16] Saad Eddin Ibrahim, Sects, Ethnicity, and Minority Groups in the Arab World, Cairo: Ibn Khaldoun Center, 1994, pp.225-290.
　　[17] [英]巴瑞•布赞等著,朱宁译:《新安全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页。
　　[18] 对于中东民族主义推动中东民族国家体系构建的作用及其遭遇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挑战,笔者曾做过详细论述。参见拙作“中东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评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年第3期。
　　[19] [英]巴瑞•布赞等著,朱宁译:《新安全论》,第180页。
　　[20] Roger Owen, “Arab Nationalism, Unity and Solidarity”, in Talal Asad, Roger Owen, (eds.) Sociolog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The Middle East,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3, pp.20-21.
　　[21] Bahgat Korany, Ali E. Hillal Dessouki,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Arab State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4, pp.2-3.
　　[22] Roger Owen, “Arab Nationalism, Unity and Solidarity”, in Talal Asad, Roger Owen, (eds.) Sociolog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The Middle East,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3, pp.20-21.
　　[23] [美]J•L•埃斯波西托著,东方晓等译,《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页。
　　[24] Michael Scott Doran, “Palestine, Iraq, and American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3, p.21.
　　[25] 金宜久主编:《当代伊斯兰教》,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页。
　　[26] Barry Buzan, “New Patterns of Global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Affairs, July 1991, 67(3), pp.246-247.
　　[27] R. Hrair Dekmejian, The Anatomy of Islamic Revival: Legitimacy Crisis, Ethnic Conflict and the Search for Islamic Alternatives,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34, No.1, Winter 1980, p.3.
　　[28] [埃及]侯赛因•卡米勒•巴哈丁著,朱威烈、丁俊译:《十字路口》,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
　　[29] 王逸舟主编:《恐怖主义溯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页。
　　[30] 以上几点结论参考了王逸舟先生的观点,参见“2001年国际形势概论”,载李慎明、王逸舟主编:《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0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7页。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上海,200083)
　　收稿日期: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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