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建立过程中的法\德联合和跨大西洋关系】 欧盟建立过程

　　摘要：法德关系一直是欧洲大陆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因素。虽然，法德关系在历史上曾一度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中，但二战后，法德摆脱了历史恩怨。史无前例地选择了和解，为欧盟的最终建立铺平了道路。本文以时间为线索，梳理了法德在欧盟创建过程中的关系脉络。同时，本文在讨论法德关系的基础上，回顾了美国在欧盟创建过程中的作用，并展望了当冷跨大西洋关系的前景。
　　关键词：法德关系　欧盟　大西洋关系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1)01－0028－35
　　
　　欧洲一体化的想法在转化为具体的政治计划并成为今天27个欧盟成员国的共同目标之前，一直只存在于少数哲学家和梦想家的脑海中。尽管18世纪的启蒙运动和百科全书派对此开展过成果丰硕的思想交流，但当中央集权的帝国分裂后，欧洲大陆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民族，同家分隔的混乱局面，以及欧洲内部的流血冲突。这些冲突曾三次让法国和德同分属敌对的两个阵营，也让那些旨在实现“欧洲合众国”的理想瞬间破灭。“欧洲合众国”的概念最早由雨果提出，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于1929年在日内瓦再次强调的同时，又进一步倡导在欧洲各族人民间建立一种“联邦式的联系”，同时又明确各国的主权并不因此受到影响。直到二战期间，反极权主义运动引发的政治思考让人们看到了能超越国别冲突并将欧洲大陆统一起来的构想。
　　时任“舒曼计划”高级委员的让?莫内启发了该计划的设计思路。这一计划没有试图制订一种共同政策以便使欧洲从“制度”上联合起来，而是采取了一种新的办法。正如1950年5月9日公开的备忘录中所言，该计划提出“一系列具体的实施步骤”，“首先要实现事实上的团结一致，最终要消除法、德之间一个世纪以来的对立状态”。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一方面由于法、德之间在萨尔问题上的冲突不断升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欧洲议会的失败。由于法德和解，当1958年戴高乐将军重新掌权、建立第五共和同时，法国在国际舞台上面临着十分矛盾的局面。对此，德国问题和法德关系问题专家、法I马政治学家阿尔弗雷德?格罗塞强调指出：
　　“法德关系在最初由六个国家组成的欧洲联合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因此变得日趋紧密。同时，北非问题使得法国与美国和英国的关系急剧恶化……。1945年时，法国的敌人只有德国；而到了1958年西方与苏联冷战全面爆发的时候，法国却只有德国一个朋友。”
　　
　　一、马歇尔计划及西柏林的封锁，法德和解与建设欧洲的前提条件
　　
　　1、马歇尔计划及西柏林的封锁
　　凭借美国《租借法案》的各项条款，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成立(1943年11月)，美国几乎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来帮助它的盟友，满足它们的许多迫切需求。同时，美国也需要借助欧洲复兴来确保自身战后经济的繁荣。接替伯恩斯担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将军于1947年6月5日在哈佛大学作了一次重要演讲，集中阐述了美国帮助欧洲复兴的计划。但在1947年7月召开的苏、法、英三国会议上，莫洛托夫拒绝了所有马歇尔计划的建议：在他看来，这些举措都是企图削弱苏联在欧洲影响的阴谋。
　　在东西方经济与意识形态分裂的气氛中，“德国问题”重新回到了历史的舞台。苏联不仅认为英美占领区没有充分地消除纳粹影响，而且认为《波茨坦协定》中有关利益分配的条款也没有得到尊重。此外，政治上也出现了新的变化。长期以来，法国始终对德国重新统一的威胁保持警惕并持保留态度。尽管如此，1949年4月，西方在德国的三个占领区合并为一，并成立了联邦德国，即西德。这些变化源于德国马克的币值改革。苏联认为这破坏了《波茨坦协定》。因此拒绝在其占领区实施货币改革；加之他们控制着整个柏林的地面交通，便决定对柏林的西方占领区实施封锁。然而，美国凭借雄厚的物质实力和强大的空军力量，在1948年6月24日到1949年5月12日之间，动用二十万架次飞机，轮番运送了近一百五十万吨商品。美国强大的空中补给也鼓舞了困在城市西部的柏林人的士气，这一年的时间让美国从“占领者”变成了西德的“盟友”。斯大林担心这会动摇中东欧其他国家。于是，他接受了1949年5、6月间在巴黎举行的外长会议上达成的临时协定。
　　
　　2、舒曼计划和建设欧洲的前提条件
　　为了让法、德摆脱过去的困局，让?莫内提出了富有想象力的构想。这一构想的创新之处很大程度上来自他的审时度势和实用主义的智慧。当时迫于盟友的压力，法国不得不放弃分割德国的计划，转而将精力投入到萨尔区和鲁尔区的问题上。和1919年的情况一样，法国在经济上将萨尔区纳入自己的发展体系，政治上以行省总督的方式治理萨尔区；至于鲁尔区，其煤炭和钢铁资源由一个国际机构加以管理，而德国拒绝加入这一机构。阿登纳担任德国总理后就开始为争取平等而努力，但他仍然表示同意由一个机构来管理德国、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的矿产区和工业区。
　　舒曼计划试图“将法、德的煤炭和钢铁生产置于同一个高级机构的管理之下，这一机构也欢迎其他欧洲国家的加入。由此形成的统一生产格局，使法、德之间发生战争的情况在想法和物质上都变得不可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建立一个超越国家之上的高级机构，由它负责生产的现代化，以相同的条件向共同市场提供煤炭和钢材，发展共同的出口。计划还特别强调不会改变德国的地位。这一提议受到了美国的欢迎，但遭到了苏联的猛烈批评。不肯放弃任何主权的英国也拒绝了这一提议，最后只剩下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参与谈判。这样，法国便要独自面对德国，德国也因此有可能逐渐重建自己在欧洲的霸权。这一情况引起了法国的警觉。最终，有关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条约于1951年4月18日签署。尽管法国共产党和戴高乐领导的法国人民同盟投了反对票，《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仍于1951年12月13日在法国国民议会获得通过。
　　1949年4月14日签署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各项军事协定。实质上则体现了美国对欧洲的军事援助。这一时期，法国要维持进口、购买装备和进行现代化建设，这都离不开美国的援助。因而美国的影响举足轻重。美国在大西洋联盟中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美国支持欧洲的建设计划，因为欧洲经济的复苏将削弱共产党在西欧的影响。此外，美国人也需要与欧洲建立一种制度化的合作关系。正是出于这些原因，在法国的支持下，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于1948年4月成立，其任务就是要确保马歇尔计划所提供的援助得到合理分配和控制。美国需要一个可以对话的欧洲，这一需要促成了欧洲咨询议会于1949年1月27、28日建立，之后才有了美国人所欢迎的、更加深入彻底的舒曼计划。总的说来，倡导欧洲联邦制的意大利人阿尔蒂罗一斯皮内利，和舒曼计划的构想者、同时也是1950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首倡者让-莫内。代表着推动欧盟一体化的两股思想主流：一是以对话和地方、大区、国家以及欧洲不同权力互补为基础的“联邦主义”，另一个则是围绕共同体逐渐代表国家部分主权的“功能主义”。“联邦主义”和“功能主义”在欧洲建设问题上的主要观点最终汇成一种信念， 即在国家、地区权力之外应该存在一种建立在民主、独立制度上的欧洲整体的权力，这一原则随后被应用到内部市场、货币、经济、社会融合、对外政策和安全领域。
　　
　　3、美国提议建立“欧洲防卫共同体”对法国主权的影响；苏伊士运河危机中，面对美国的反对法国参与欧洲建设的进程
　　朝鲜战争期间，西欧的军力空虚，而东德此时却拥有一支力量强大的警察队伍，这让美国担心不已，因此是否允许德国重新军事化成为一个问题。有关“欧洲防卫共同体”的争论旷日持久。重新武装德国的观点遭到法国舒马赫领导的社会党人和尼莫拉牧师等众多抗议者的反对，但艾森豪威尔和福斯特?杜勒斯出于加强美、欧联盟的考虑，依旧提出了这一想法。这也得到了反对英国工党政府的丘吉尔的积极支持。
　　法国对于重新武装德国的计划反应激烈，这一计划于1950年9月提交大西洋理事会讨论时，法国行使了否决权。但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委员会会议上，咨询议会采纳了丘吉尔提出的计划，即建立一支在大西洋公约框架内的“欧洲军队”。1950年10月24日，法国提出普利文计划。该计划指出，德国未来不能拥有自己的军队，但在“欧洲军队”中可以有一小部分由德国人构成。让?莫内显然对军事问题不熟悉且缺乏了解，他从欧洲军队问题中只看到加速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方法。在他看来，欧洲防卫共同体计划，就是主导舒曼计划的“部分联邦制”由技术向军事领域的过渡。在一个联邦制的欧洲内，欧洲军队将代替各国军队，“拥有不同国籍的士兵”都要服从欧洲国防部长的指挥。这样一来，就不用直接恢复德国的军力，而是向它提供由欧洲统一监管的军事力量。
　　艾森豪威尔将军选择支持建立欧洲军队的想法，在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给法国外交部部长罗伯特?舒曼的信中也表达了美国对建立一只包括德国在内的、由一个超国家机构领导的“欧洲军队”的热情支持。但当各方围绕超国家机构的形式、德国所占的军力水平、军费的分摊等问题展开讨论时，英国拒绝加入这一计划。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不愿意像法国、意大利和德国那样放弃本国军队的主权。一直到1952年1月27日，各方才达成协议。
　　《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经过长期谈判后于1952年5月27日在巴黎签署。此前一天，占领西德的三国在波恩签署条约，恢复德国权利上的平等地位。不过，《波恩条约》的实施取决于《巴黎条约》的落实。而《巴黎条约》在法国国内获得批准则成为跨大西洋关系的关键所在。于是，各国又将目光纷纷转向法国。在此背景下，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不敢将条约提交国会讨论批准。最终签署的文本也没有满足那些反对条约的法国人的要求。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朝鲜战争结束，新任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开始提出与西方和平相处的理念。自此，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支持者们失去了他们的主要论据：共产主义的威胁。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则对法国施加压力。杜勒斯威胁，法国如果拒绝欧洲防务共同体计划，那么美国将重新考虑提供的援助。1954年4月英国签署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英国政府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分别于4月14日和16日发表声明，只要威胁西欧安全的危险继续存在，他们就愿意将军队保留在欧洲大陆。这样便满足了法国提出的两项“前提条件”。
　　1954年，法国国民议会拒绝批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其他签署条约的国家对这一结果极为不满。1954年9月28日至10月3日在伦敦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允许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一决定在1950年曾遭到法国的反对。作为交换，法国得到保证，英国将与欧洲大陆在防务问题上持久合作，同时限制德国对防务合作的参与。
　　从根源上看，以建立欧洲军队为目标的“欧洲防务共同体”计划是美国的要求、法国的反应和让?莫内提出的综合建议共同导致的结果。这一计划是在冷战的背景下提出，设想建立一套在北约总指挥监管下的超国家机制，而北约总指挥则由美国总统任命。对于一部分法国议员和法国民意来说，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大西洋主义者和支持建立欧洲联邦的人接受德国重新武装，同时让渡一部分主权以迎合美国；两派都希望看到一个超国家机构的出现。而这恰恰是戴高乐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所不愿看到的。这一矛盾最终导致了法国国民议会否决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从“长期”看，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失败表明西欧国家无法构建一个独立于美国之外的防务体系。让?莫内的主要合作者之一R?马若兰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欧洲人在二战后心照不宣地决定将自己的防卫托付给美国人，正是这一决定导致了欧洲没有能力统一。”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提出实施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2007年签署的《里斯本条约》又明确了这一政策；直到这时欧洲共同防卫的构想才又重新提出，不过依然没有超出北约的框架，没有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欧盟成员国和它们的选民们是否准备好支出财力、动用必要的资源来建立一个自主的欧洲防务体系。法、德联合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在军事一体化方面还不明显。
　　在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政治上陷于瘫痪时，部长会议主席居伊?莫勒决定让法国加入到英国和以色列一边，参加1956年11月的苏伊士行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把英法的干预视作对大西洋阵线的破坏，对“联合国的致命一击”以及对美国的公然背叛。苏联在提议和美国从军事上共同介入后，又分别向法国、英国和以色列发出最后通牒，谴责它们的攻击行为，并暗示有可能对三国动用现代化摧毁性武器，特别是导弹。苏联的最后通牒在美国和西方引发了真正的恐慌。英国和法国相继做出了妥协。1956年11月7日，联合国大会决定建立一支国际部队来代替法国和英国的军队。英、法的失败说明中等国家独自采取行动不会有任何结果。苏联和美国共同拯救了纳赛尔和将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的举措，苏联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美国完全是因为愤怒。在中东地区，两国形成对峙之势，而法、英的影响则几乎完全被消除。
　　法国和英国从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得到的教训完全相反：法国认为欧盟应该制衡甚至有时应该抵制美国的力量；英国认为欧洲和美国可以构成同一个世界。这两种相反的观点都来自于两国对苏伊士运河危机的认识。在法国，欧洲防卫共同体和苏伊士运河危机引发的争论远比法德关系对跨大西洋关系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1963年1月23日签署的《法德合作条约》(又称《爱丽舍宫条约》)中有关防务的部分表达了法德和解的强烈愿望，这一愿望压倒了两国政策和战略上的分歧。
　　一直拒绝与支持大西洋主义的第四共和国政府合作的戴高乐采取了一种既保持对美国独立。又保证法国依然是美国盟友的外交政策。德国的政治领导人则精心确定了一种外交政策，在美国、北约与法国的外交政策及欧盟之间保持相等的距离。联邦德国的防务必须立足于西方世界以及跨大西洋关系。
　　在法德联合的关系中，双方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国际舞台上，德国是“经济巨人、政治侏儒”，其他的利益要由法国的外交来代表，特别是在一些联邦德国无权参与的国际事务上更是如此。而依靠德国的经济发展所重振的欧洲共同市场则让法国获益匪浅。这正是让?莫 内之前设想过的。但是冷战期间，德国依然分裂，要免受苏联可能的攻击，德国人更信赖美国的核保护伞，而不是法国的核“打击力量”。军事上，法德最终在1992年5月的拉罗谢尔峰会上成立了欧洲军团。
　　
　　二、冷战期间，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法、德联合成为欧洲经济建设的引擎
　　
　　法德关系作为欧洲计划的主要推动力，其形成的机制由各种官方会议、咨询会和外交活动组成。但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两国最高领导人间直接的紧密联系。
　　戴高乐将军和阿登纳总理间有着非常默契的关系。在内政方面始终反对“让?莫内式的欧洲”的戴高乐掌握权力后继承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在欧洲问题上的政治遗产，并立即开始谋求与德国和解。戴高乐将军和阿登纳总理共同完成的杰作毫无疑问是1963年1月23日在爱丽舍宫签署的条约。这一条约产生了立竿见影且持久的影响。
　　由于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和德国总理威利?勃兰登关系恶劣。法德联合只得通过第三方来实现。出于个人原因，蓬皮杜试图调整法国在欧洲优先发展的计划，因而支持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这样一来就平息了英国的欧洲观念和法、德的欧洲观念间的争执。前者受到自由主义的启发，最终产生了欧洲自由贸易区，后者所宣扬的共同市场除了要融合欧洲各个经济体并维护旧大陆的和平外，还表达了从政治上建设欧洲的目标，这一目标包含了一定程度上的超国家设计，但这一设计曾遭到戴高乐和英国的拒绝。
　　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和赫尔穆特?施密特总理之间的“组合”说明党派性质相似并不能决定法、德联合关系中最高领导人之间的默契。“在德斯坦和施密特的努力下，法德联合在迈向欧洲金融统一的道路上进展神速。但起初，法国总统充满了偏见和无知……不过社会民主党出身的德国总理是自由主义的信徒，而右翼出身的法国总统却主张国家强力介入经济，两人都能用英文直接交谈，因此两人的交流非常热烈而且富于创造力。他们还特别愿意加强各自国家对对方的了解”。
　　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就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赫尔穆特?科尔于次年接任德国总理。尽管他们所受的教育、个人趣味、生活风格和所处的经济环境大相径庭，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结下深厚的友谊。密特朗?科尔组合的最大功绩还在于创立了欧元，这之中也少不了雅克?德洛尔的贡献。
　　雅克?希拉克，格哈德?施罗德的关系远比不上其前任们，他们在1999年1月讨论共同农业政策和欧盟财政政策时还产生了摩擦。不过之后两人的关系不断改善，充分表现在对美国入侵伊拉克问题上行动一致、庄严庆祝《法德合作条约》签署四十周年以及2004年6月6日在诺曼底相互的拥抱。
　　实际上，构成今日欧盟基础的各项宪法创举都是从法、德联合中产生：1951年的《巴黎条约》建立起欧洲煤钢共同体，《罗马条约》通过确定各项共同体制度和规则，创造了欧洲经济共同体；虽然美国提议建立欧洲军队的计划在1954搁浅，但很快6个创始国(比利时、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于1957年成立了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法、德联合在1973年一致通过了欧共体首次扩大计划，吸收英国、丹麦、爱尔兰加入。在雅克?德洛尔的倡导下，法、德在1986年签署欧洲一体化法案。并于1993年1月1日最终完成了欧洲内部大市场的建设。新的成员国加入后，新的社会、地区和环境政策随之实行；此外。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取消，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使得欧洲经济的融合显得越来越有必要，欧洲一体化法案随之诞生。1979年建立的欧洲货币体系为法案的制定铺平了道路；法案签署的同一年，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新的成员，这加速了法案的实施。法、德之间的妥协加上其他合作伙伴的帮助还促成了欧洲与地中海以南、非洲、加勒比地区和太平洋国家间建立了许多合作关系，其中就包括1975年至1989年间签订的一系列《洛美协定》。
　　
　　三、法、德联合在德国重新统一和经济全球化中所面临的考验
　　
　　1、政治阶层和法国民意对德国重新统一的不信任
　　虽然米哈伊?戈尔巴乔夫原则上同意德国的统一，这扫除了西方各国对其动用武力反对欧洲人民重新争取自由的担忧，但1992年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进行全民公决时，法国政治学家阿兰?雷蒙注意到德国在很大程度依旧让法国人感到恐惧：“存在一种恐惧，对德国的恐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反对者和支持者用同样轻浮的方式操纵这种心理。两德重新统一会让大帝国的幽灵重新浮现，德国在东欧举足轻重的地位使得我们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都无济于事，德国始终还会是那个德国，对法国和民主始终是个威胁。”
　　从某种意义上说，让?莫内或罗伯特?舒曼所提出的奠基性的计划总是不被理解，被忽略或是被压抑，结果导致人们在面对欧洲建设或全球化问题、面对非法移民或是感到社会价值、社会联系和民族身份缺失时，总是天真地或巧妙地把自身的恐惧心理投射到他者身上。在此意义上，法国民粹主义者并不比德国民粹主义者好多少。“爱发牢骚的、胆小的、民族主义的、守旧的、排外的法国，难道就更让人觉得顺眼，更值得推崇么?不要不正视现实，也不能忘记历史。正是要以历史的名义，我们要打破这种恐惧心理的要挟。正视现实：我们拥有的是共同的未来。”
　　
　　2、德国在重新统一问题上对法国的让步：统一货币的形成和欧盟范围的扩大
　　面对德国不断加快其重新统一的进程，密特朗倍感焦虑和愤怒；因此他要求德国总理科尔放弃德国马克，接受创立欧洲统一货币“欧元”的建议，试图以此来削弱德国货币的优势地位，同时也让整个欧盟享受到德国严格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好处。创立欧元的最终决定是在1989年被采纳的，也就是说在柏林墙倒塌前就有了。这是德国为了平息法国在其统一问题上的恐惧而作出的最大让步。
　　德国对法国所做的另一个让步就是扩大欧盟的范围。密特朗隐秘的想法是通过增加合作伙伴，削弱德国在欧洲的影响力。法、德联合必须充分发挥想象力，才能让其他成员国同意签署欧盟的立宪条约。这一条约确立了欧盟的目标和欧盟行动的三大“支柱”，并赋予欧洲议会和各种合作一个制度框架。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国于1991年12月在马斯特里赫特达成共识，并于1992年2月7日共同签署了这―条约。之后，《阿姆斯特丹条约》和《尼斯条约》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了新的内容。《尼斯条约》确立了欧盟逐步扩大进程中制度体系发展的原则和方法。《尼斯条约》预示了欧盟到2007年将扩大到27个成员国。该条约还调整了制度内的决策方式，在重新分配各国欧洲议会席位时，特别考虑到了各国的人口状况；并重新确定了多数票的计算方法。为了使面临瘫痪的决策机制能良好运行，这两点十分必要。最后，27个成员国又于2007年12月13日签署了《里斯本条约》。目的是改革欧盟的体制架构，深入修改欧盟成立时的条约。“对欧洲一体化的犹疑态度”源于法国和德国，民族国家的主权限制被经济全球化和非法移民打破，在欧盟内部民族国家的主权也被进一步削弱。于此同时，让鼓吹主权的人倍感失望的还有把主权让渡给欧盟权力“峰会”的情况。这一峰 会对27个成员国具有普遍约束力。这种控制在经济、社会、预算和财政上的特点不同于近年一些人所提出的南、北国家在预算政策上有所区分的设想，德国也因此不得不对身陷“主权债务”危机的欧洲伙伴不断增加新的援助。
　　
　　3、法德联合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考验
　　1997年，《世界报》总编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解释了德国在重新统一后和全球化背景下的现实。他指出，德国依然是“欧洲人口最多、最富有也最强大的国家，这种强大既表现在工业实力上也表现在货币的价值方面”，但是德国面临着三个结构性难题，“人口的必然下降，工业的过分庞大和逐渐衰落，货币方面没有实现最优化”。德国构建了“莱茵资本主义”的体系，这种体系通常和里根?撒切尔式纯粹的、严格的资本主义相对。在“莱茵资本主义”体系下，“社会市场经济”曾让德国在近五十年的时间里调和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集体达成共识性的调节曾让“莱茵模式”富有创新性和力量，但现在却面临着信息技术和新崛起国家的挑战。
　　
　　四、结语
　　
　　法、德领导人经过一系列的努力，从最初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到2009年27个成员国批准欧盟宪法，终于构建起今天的欧盟。如果不是有这一代领导人近乎神奇的信念，冷战后的法、德一代就无法在“共同的欧洲”这一标准化的语境中产生。东、西德统一的同时也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欧盟的深化和扩大。从中产生了欧洲统一货币欧元，尽管德国对此并没有太大兴趣。可以说失去法、德联合的推动，就不会有欧盟的今天。欧洲大陆的重心已经向东转移。德国开始花大力气让东部新的地区融入进来。但要建立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所定义的欧洲超国家的政治意识，法德面对欧洲官僚体制和不断扩大的范围显得有些势单力薄。不过，法、德联合对于国际社会把欧洲看作一个整体依然不可或缺。
　　欧盟建设过程中的法、德联合是通过多个领域的合作才得以实现的。不同民族的经济融合在单一市场中。自由思想启发下产生的单一市场并不是要统一不同的取向、品味和消费模式；相反，它要发现不同，这些不同有利于促进特殊化和贸易的频繁往来。欧洲政治上的融合还没有完成。欧洲意识的产生、甚至一个超民族国家的欧洲公民身份的产生对于冷战后的一代还很遥远。两德统一最终让德意志民族在现在的地域内重新实现了一体化。在国际舞台上，德国的重新统一削弱了法国外交的地位。长期以来，法国外交成为战后被托管的德国的代言人。不管是法、德联合军团的建立和对前南斯拉夫、阿富汗的行动，还是德国军队在北约指挥下派驻阿富汗或是其军舰参与联合国统一指挥的打击索马里海盗行动，都表明德国在西方防务政策上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
　　统一后的新德国明确了自己的位置，将自己局限在“平和的”爱国主义之内。法、德冷战后一代消费方式的趋同也许同时促进了他们行为方式的类似，但这没有抹杀他们之间个人、团体和地区的身份特征，况且这些特征常常也是杂然相陈的。这种相似性并不影响两国公民各自通过选举代表来行使权力，也不影响冷战后一代对他们所属的文化和民族国家保持归属感。不管他们来自东德还是西德，尽管双方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仍存在很多不同，他们还是根据相同一代的定位重新统一起来。地区的差异导致了东、西德甚至南、北德精神面貌上的显著差异，但冷战后一代似乎已经从外表上、行为上和消费方式上实现了基本一致。不过东、西德历史教育对冷战后一代的影响存在差异，历史的断裂和延续轨迹在两边各不一样。而且法、德联合没有消除国家公共政策上的矛盾，也没有改变两国行政体系臃肿笨重的现实。
　　用美国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话来说，全球化的“世界是平的”。传染病、自然灾害、气候变暖和冲突已经成为全球性现象；当欧洲大陆在国际舞台上用同一个声音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解决方案时，它就是努力地在这些问题上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不过，中国、印度或者巴西这些新经济力量的崛起正在导致新的恐惧心理。主要由都市化引发的新的移民潮正从非洲、亚洲或东欧涌来。十多年来欧盟花大力气试图调整金融危机造成的恐慌。希腊债务危机之后，欧盟很难制定一个共同的财政政策，特别是因为德国要求实行严格的预算而法国更倾向于通过提高购买力和消费水平来实现经济复苏。随着“莱茵资本主义”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遭受重创，欧盟难以抵御“里根?撒切尔式资本主义”的吸引，更加感到难于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个未知数，正如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会议所显现出来的，在法、德这些中等大国看来，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不是强国之间的双边摩擦，而是混乱。
　　
　　(郑理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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