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报道的正面效应与传播效果优化】心理学常见的166个效应

　　【摘要】新闻报道通过两种报道推动社会和谐进步：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每种报道都存在报道的正面效果与负面效果。新闻媒体通过负面报道进行舆论监督，以促使社会做出一定的改革，同时这些报道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矛盾、维护稳定，正面效应巨大。当前我国负面报道因为各种原因，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负面报道如何扩大正面效果、缩小负面效果，既是新闻观念的问题，也是新闻报道的技术与艺术问题。
　　【关键词】负面报道 正面效果 负面效果 报道手法
　　
　　任何社会都充满纷繁复杂的矛盾。在一个和谐社会中，矛盾总是被不断地发现又被不断地解决。新闻报道通过两种报道来推动社会的和谐进步，一是正面报道，二是负面报道。正面的典型代表社会发展趋势，体现时代精神，具有榜样的作用。在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中，具有榜样作用的先进人物、先进经验的报道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也是当前中国新闻实践的重要指导思想。但负面报道作为新闻报道中一种重要的报道方式，其比重也应该加大。在不少栏目中，那些正面报道、先进典型报道收视率普遍要比监督类、曝光类节目要低，这个现象让人深思。
　　美国《60分钟》是美国历史最长、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连续22年高居排行榜前十名，曾经五次成为美国收视率第一的电视节目，这五次“第一”跨越了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30年，历史上很少有节目像它一样为几代人共爱。这正是揭露性、负面报道的竞争力所在①。
　　
　　一、负面报道的正面效果
　　
　　新闻传播要为大众描绘真实、全面的社会图景，应从宏观上保证社会生活的完整性和真实性，生活中所发生的新闻事件既有积极向上的，也有卑劣肮脏的。如果只报道正面的，必然会导致一种内容上的缺失，也就很难在宏观上和整体上保证其真实性。对于受众来说，某种或某方面信息的缺失，可能对其生活的各方面造成不良的甚至是严重的后果。
　　负面报道以社会腐败现象、犯罪活动，政府官员的违法行为内容，以及被某些特殊利益人企图掩盖的事实为主要报道目标，以暴露或揭丑为核心，引发人们对制度建设、政策实施、质量监督、市场秩序监管体制等问题的深入思考。负面报道引起了社会普遍关注，受众就会提高警觉、实施监督。可以说，负面报道能取得极大的正面的社会效果。
　　目前我国，许多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媒体与公众的监督很重要，负面报道对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进行曝光，剖析其发生背景、原因，对促进社会良性发展大有裨益。“中国质量万里行”就直接推动了两个法的出台，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两部法规的出台，填补了我国经济领域的法律缺席，不但明文规定了生产者应对产品质量负有的责任，规范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链条中至关重要的生产环节，而且第一次将消费者的权利写进了中国的法律。负面报道对我国的法制建设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验证了约瑟夫?普利策的一句话：“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
　　
　　二、负面报道的负面效果
　　
　　负面报道所报道的事实内容毕竟是负面的，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要完全发挥负面报道的正面效应，消除负面效应确实有难度。
　　负面报道的事实本身毕竟是消极的，如：灾害、事故、犯罪等等。这些病态、灰色的现象威胁着社会的生存，阻碍社会的发展。从媒体角度而言，承担社会责任、促进社会良性运行是其主观诉求。但一旦把握不好，报道者善意的主观意向就会发生偏差。比如一些具有冲击力的负面信息，会造成受众对环境认知的片面性。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是传播媒介。在受众心目中，传媒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媒体传递的信息会构成受众心目中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冲击力大的负面信息会在受众中产生巨大影响，使受众忽略一些客观信息或正面信息，进而对周围的环境产生恐惧。
　　在我国，许多人将“负面报道”与“负面效应”等同起来。即使负面报道针对的是一个点，但由于晕轮效应的作用，受众仍可能将这个点的影响放大，从而影响对事物整体的看法。例如安徽阜阳曾发现100多例出现营养缺乏症状的“大头宝宝”事件，它就直接导致奶粉销量的整体下降，受众把怀疑的眼光投向了全国的奶粉市场。更有人将劣质奶粉事件与同样发生在阜阳的王怀忠腐败案联系起来，将伪劣产品、贪污腐败与阜阳联系起来，阜阳地区的形象大受影响。
　　新闻报道始终强调“度”的问题，假如把握不好适度的原则，报道产生的社会效果往往会超出想象。负面报道过程中，报道者过于细致的描写、大肆渲染技术手法，加上对新闻效果辩证制衡能力的缺乏，容易产生种种危害。激化矛盾、诱导犯罪、丑化报道对象等屡屡成为受众控诉媒体的罪证。所以负面报道过多、过分，也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后果。更有甚者，有些负面报道把新闻当成审判，把报道变成训斥，甚至是责骂，更不可取。
　　在日益市场化的今天，媒体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千方百计吸引受众的眼球本来无可厚非。但记者遇到问题新闻、得到材料后，唯恐别家媒体抢先，不加证实就急忙发稿却是不可取的做法。从河南省的“豫花面粉事件”、“高露洁牙膏有致癌成份”这两篇报道就可以看出：揭露性新闻如果不能体现客观真实性，将很难发挥其良性的社会功能。这样的报道只会引起社会的不安，对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生活起到副作用。
　　
　　三、负面报道正面效果的提升
　　
　　新闻来源于事实，事实都有矛盾的正反两面。新闻报道从事实出发，既可以作正面、中性报道，也可以抓住典型问题作必要的有力的揭露。因为揭露黑幕、披露事实真相的负面报道处理得好，其社会正面效应要比正面报道来得大。
　　可见，新闻传播的影响与结果并非绝对地限于新闻事实本身的好与坏。事实上，人民对适量、适度地报道“坏消息”是欢迎的。人民越重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环境，越需要通过新闻报道来关注身边存在的各种危机，从而避免“坏事情”的发生。但是如何利用负面报道促进社会进步，负面报道如何避免负效果提升正效果，仍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不仅是新闻观念问题，也是新闻报道技术与艺术问题。
　　就整个社会而言，由于各种社会问题的存在，突发性和非突发性社会事件每时每刻都在出现。而在社会问题得到恰当解决之前，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场街谈巷议的“耳语运动”，并逐渐发展为整个社会范围的猜测和议论。这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流言”。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即使是有很强冲击力的负面报道，发也比不发好，早发比晚发好。因为发布是主动的，解释是被动的；发布是被信任的，而解释总是被怀疑的。新闻媒体对公众的引导，不仅是媒体应主动承担的社会职责，也是公众知道事件真相和理解事件的心理需要。
　　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探索，我国新闻从业者以及政府主管部门对于负面报道的认识已经不再绝对化、单一化。从非典到孙志刚、马家爵事件，负面报道存在的必要性慢慢成为媒体与社会的共识。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怎样进行负面报道，将负面新闻报道到哪一程度，仍然缺乏精确定位。遇到重大的负面题材，尤其是突发性事件，政府的信息披露和媒体的报道总是犹疑不定。
　　只有一个开放的社会，才是真正具有免疫力的社会。因为负面事件的复杂性、信息的不确定性使得真实信息匮乏的公众，处于草木皆兵的状态，在人心动荡的情况下，新闻媒体“缓报”、“晚报”会表现出传播制度在突发事件中的脆弱性。在突发事件中，哪怕是极短时间上的信息不确定都会对公众心理影响巨大，进而造成严重社会问题；而及时公开信息，有助于化解公众心理上的危机，有助于事态进入良性阶段。
　　新闻媒体不能只简单地披露负面事件，在对待社会负面事件和言论时，不仅应该实事求是地报道真相、提出问题，更应该对问题的发生勇敢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强化正向舆论，壮大其声势，同时打击负向舆论，减弱其势力，启发公众从谬误舆论中摆脱出来，增强公众对负面舆论的抵抗力。在对待令人困惑的事件时，新闻媒体应当合理解释，提供指南或指示，使之易于理解。在对待混乱芜杂的事情的时候，要承担过滤、筛选和解释的任务，用全面、深刻、准确的意见校正公众思想的混乱，进而给读者多一点带有时代特征的思考，提供多一点解决问题的办法或思路。
　　因此有人提出，要从负面事件当中努力寻求时代的典型特性，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特性。在新闻媒介的引导下，正确的舆论必然会为多数人所接受，进而形成一种意识力量，对立的、错误的舆论必然会被淘汰掉。
　　
　　结语
　　
　　媒体重点是监督领导干部和重大决策，特别要聚焦于制度建设，促进舆论监督向高端化发展，媒体同时也必须通过自律，明确自身的定位和边界。社会中那些存有恶念的人会因为法律的惩戒而不敢为恶；因为道德素养的自觉而不愿为恶；因为制度健全周密而不能为恶；还因为无处不在的舆论监督而为恶不长。
　　传播学劝服理论告诉我们，受众文化素质越高，他们对正反、好坏都说的“两面之词”更感兴趣，对只说正面的、好的一面之词不感兴趣。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当他遭受挫折心灰意冷时，理应给他多打气，多鼓劲，当他一路顺风捷报频传时，就该适时适量地指出缺漏，提出警告。
　　新闻传媒是整合社会资源、推进社会共识和认同，协调社会全面、有序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具，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组成部分。揭露问题是新闻媒介的社会责任之一，负面典型代表了社会的丑恶现象，对其进行揭露报道是为了警示广大受众，维护公共利益。让负面报道发挥积极作用，是新闻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①叶子.现代电视新闻学[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3
　　（作者单位：曾晓渊，肇庆学院文学院讲师；沈燕妃，肇庆学院文学院2004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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