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儿童媒介素养的传播学思考】传播学基础媒介素养

　　【摘要】传播对于大卫?帕金翰更多的是手段,而不是终极研究对象。大卫?帕金翰的传播思想贯穿于他对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成果中。本文将对大卫?帕金翰的传播思想进行梳理,深入了解一位跨学科的学者对传播学思想的认识与创新。
　　【关键词】媒介素养教育 传播 媒介 受众
　　
　　大卫?帕金翰(David Buckingham),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系教授,当代著名的媒介素养教育专家和批评家,主要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一直以来重视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多学科的跨学科研究。其媒介素养观点“超越保护主义”已经成为了英国当今最流行的媒介素养观点。他的著作《童年之死》(After the Death of childhood)一书深入地研究了电子媒介时代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应该提出的对策。全书首尾共列十章,从 “追寻失落的儿童”开始,通过梳理20世纪后期以来有关童年命运的种种学说。作者领着我们对儿童、童年和媒体概念来一个重新的认识和建构,以重新寻回“消逝”的童年①。
　　传播与儿童媒介素养教育――“超越保护主义”
　　大卫?帕金翰的传播思想与媒介素养教育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这么说大卫?帕金翰的传播学思想都是他在围绕着构建媒介素养体系中阐述出来的。大卫?帕金翰在其著作《童年之死》 利用了很多章节来详细地展开论述和论证他对儿童与媒介关系的观点,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以及对策――超越保护主义。大卫?帕金翰在论述过程中,进行了以下安排:儿童的权利,权利与能力,迈向媒体权利,对儿童的保护,提供信息,参与媒体,教育;大卫?帕金翰的落脚点是教育,他在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证以后,希望为英国以及当代许多国家提出比较可行的媒介教育指导思想。在这论述过程中,大卫?帕金翰论及到了很多有关传播的思想,尤其是有关儿童与媒介关系的论述,显示出其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媒介教育一词来源于“Media education”,又有人称为“Media literacy education”。媒介素养教育是指信息时代的人们在具备读书写字能力的同时,所具有的正确的认知、解读各种媒介知识、技术、信息的能力。
　　大卫?帕金翰认为学生参与媒介制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媒介教育的最主要目的不是培养电视制作者和未来的记者,这是高等教育和传媒业自身的任务。然而新技术的参与潜力,特别是互联网技术使年轻人更有可能创造性地进行媒介制作,也使得教师和学生可以一起制作传媒产品,通过对年轻人创造力的发展和对于媒介制作的强调,媒介教育者与媒介教育本身将越来越受到关注。
　　但是,正如大卫?帕金翰在其论述过程中提及的,儿童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不同时期的儿童之间不能同日而语,而且不同国家的儿童之间也不能相提并论。美国的儿童有着自身的特点,英国的儿童也有着自己的特点,大卫?帕金翰也指出,美国在进行媒介效果研究中的很多案例是属于美国的个案,并不能将这些案例随便引用,首先美国和英国就有着很大的区别,那么其他发展中国家同美国的差异可能更大,因此这些案例不能随便的引用,同理,媒介素养教育的范式也并不能进行不加批判地引进和发展。“超越保护主义”的媒介素养教育新范式虽然在英国得到了认可并且进行了推广,而且也成为了21世纪媒介素养教育的新理念,但是这一理念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还待考证。但是“儿童已经流入了广阔的成人世界”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依然发展缓慢,高等院校大都没有进行相关的媒介素养教育,媒介素养教育提上日程已经势在必行。
　　传播与媒介研究――摧毁“科技决定论”
　　媒介研究在大卫?帕金翰的论证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大卫?帕金翰的“超越保护主义”媒介教育新范式的提出,很大一部分决定于大卫?帕金翰对于媒介研究范式的转变。大卫?帕金翰指出,研究儿童与媒体的关系的两个派别:悲观派和乐观派都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问题,那就是都不约而同地陷入了“科技决定论”的陷进。
　　关于童年之死的断言,是以言语印刷品和电子媒介之间作对比。这在尼尔?波兹曼的著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他认为印刷品创造了童年的当代概念,而电视则在摧毁这个概念。从这个观点看来,科技被看做是主动地独立于其他的社会力量之外,无论他被使用的情景与目的如何,它都会产生影响。悲观派更多关注电子媒介所具有的娱乐功能,这一功能使得媒介为受众提供了很多的暴力、色情信息,而这一本身属成人世界的专属区,如今已经完全暴露在儿童的面前,催化着儿童的堕落。在他们看来媒介上的暴力画面必然会诱发儿童的暴力犯罪行为,媒介上的色情画面和信息必然会导致儿童的性早熟和过早性行为的发生。这一论述存在着太过明显的“科技决定论”。如果假设这一前提成立,那么电子媒介提供的信息必然是应该被受到严格控制的。的确,在电子媒介出现最初,这一观点很流行,而且也成为了很多国家以及民众对待儿童与媒介之间关系的重要手段,那就是――控制。
　　大卫?帕金翰论述过程中显然对悲观派波兹曼观点持反对态度并指出,现代童年概念的出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网络运行的结果――这个网络包含了意识形态、政府、教育、与科技之间的交互关系,其中每一项因素都有强化其他因素的倾向;结果是,现代童年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以不同的方式、依据不同的速率、在不同的国家情景中发展。
　　 大卫?帕金翰指出,从媒体研究的历史来看,各种不同的学术研究范式倾向于强调这四个向度(科技、体制、文本、受众)中特定的一些方面,而忽略了其他的方面,因此就会对媒体的“力量”做出根本不同的估计。“相反,我在这里强调是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不是认为其中某一个因素就比另一个优越。因此,这也暗含了我提出的媒体的“力量”并不只是对科技、体制、文本或受众四个因素中任一个因素的一种拥有――也不是一种功能和结果。相反,这种力量内在地存在与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里。”
　　传播与受众研究――超越本质论
　　就儿童和童年概念的存在方式来讲,大卫?帕金翰的观点跟波兹曼基本一致,即认为它们是在对立于成人、成年概念的同时被“制造”出来的。但在波兹曼的论述中,由印刷媒体生产出来的童年一经成形便不再改变,或者说这一童年的历史是与印刷媒体时代等长的。大卫?帕金翰则巧妙地将童年被造的过程拉伸到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等长,从而不动声色地否定了童年消逝的论断。“……‘儿童’的概念一直是一个特别难以捉摸的范畴。童年何时终结,青少年或成年又何时开始的问题,在不同的时代为了不同的目的人们会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来回答。”“童年的意义是什么以及童年如何被经验,很显然是由性别、种族或民族、社会阶级、地理位置等社会因素决定的。”②在这里,童年的本质被勾销了,童年一词成了滑动在时空坐标轴上的不定函数,有待历史变量和社会变量的共同定位。儿童与成人、童年与成年、儿童与社会、儿童与媒体等多重复杂的关系取代单一本质参与到“童年”概念的建构中来。变量恒变,童年常新,消亡之说也就失去了本根。这是作者用以驳斥波兹曼派最具杀伤力的武器。
　　波兹曼和其他学者依赖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将媒体受众看做是一群毫无区别的大众。尤其是儿童,他们被隐含的认为在面对操控的媒体时被动而无防备的。受众在这里没有被看做是有社会差异的个体,也不被认为能够对他们所看到的内容做出批判性的反应。而大卫开始对如今的受众给予了更多合理的解释和论述,在大卫的论述中,儿童是具有着自己独到的眼光,有着自己的消费眼光而且进一步提出儿童是有着自己的政治判断力的受众。
　　正是这种观念上的转换带来了“研究范式的转换”。既然“童年这个观念以及附加在它上面的思想和情绪,并不是给定的或固定的”,而是“时常处于一种持续不断的定义过程中”,那么童年和媒体之间的关系也就远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单薄苍白。儿童不再仅仅被定义为被动的受众,媒体也不再被想像成可怕的怪物。作为主体的儿童要从被动的单个受众角色转换为主动的社会性受众,在成人的指引和帮助下理解各式媒体,并在这一过程中积极掌握“批判性的判断”能力,以便更好地掌控和使用媒体。而媒体则反过来为儿童提供培育和操练上述能力的场所。这么一来,原本从媒体到儿童或者反向画出的单箭头被取消了,代之以饱满而有弹性的双向流通格局,而且两个端点(“儿童”和“媒体”)自身也被丰富和立体化了。
　　大卫?帕金翰指出:“每一位论述儿童与媒介关系的学者都构建了童年的故事”。只是每一个人构建的材料和基础不一样,最终导致这个故事的上演会有着千差万别的印象。大卫?帕金翰认为,童年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建构,童年这个观念以及附加在它上面的思想和情绪,并不是给定的或者是固定的;相反它们时常处于一种不断的定义过程中――也就是一种为了意义而进行的社会斗争。③
　　对于儿童与媒体的关系,一直存在着这样两种观点,一方面有一种传统的观念,认为儿童是纯真而易受影响的;另一方面,有一种同样感情用事的观念,认为儿童是老练、见过世面的,在某种程度上天生便具有个人能力与批判力。这两种论述都是对童年的构建,但是这两种论述好像都过度简化了儿童与媒体关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大卫认为这些学者都不约而同地陷入了一种“本质论”的观点中,即认为儿童本身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有能力或者是无能力的,由于这样的“本质论”的作怪必然导致对于儿童定性的认识。
　　随后大卫开始论证自己重新的建构,他摆脱了上述两种观点简单程式化的论述,将儿童放置在一个社会的建构当中,比如:很多传统观点所驳斥的观看暴力的儿童,作为商品消费者的儿童,以及作为政治主题的儿童。最终将很多权利重新赋予了儿童,他们不仅有着自己的消费权利,而且有着自己的政治权利,有着自己的媒体权利。大卫告诉大家儿童不应该一直被排除在政治、商业以外,更不能被排除在媒体以外。因为不同的时代创造了不同的儿童,这已经是一个不同年代的童年。
　　传播与效果研究
　　大卫?帕金翰的论点脱离不了传播学界尤其是美国经验学派所倚重的传播效果研究。媒介的传播效果最终将决定如何看待媒体、儿童以及媒体与儿童的关系。大卫?帕金翰在驳斥儿童与媒介关系研究学派中的悲观学派的时候,就已经基本表明了自己对大众传媒效果的看法。大卫?帕金翰认为,波兹曼之所以抛出“童年的消逝”这样的观点就是因为对于媒体“力量”的过分认可,因为对媒体“力量”的过分强调,就导致了对于童年消逝的恐慌。那么既然大卫?帕金翰驳斥了尼尔波兹曼的观点,他就已经扔掉了“强而有力的媒体”这一观点。
　　大卫?帕金翰指出了媒介效果研究其实不断地在“强而有力的媒体”与“强而有力的受众”之间来回摆荡,但是他最终是站在哪一方,我们不能下明显的结论,首先他是放弃了“强而有力的媒体”,尽管没有接受“强而有力的受众”,但是他确实在靠近着这个看法,“超越保护主义”就是对这个观点的最好注脚。■
　　参考文献
　　 ①赵霞,《童年死亡之后?》,《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6期
　　②③大卫?帕金翰 著,张建中 译:《童年之死》,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均为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7级研究生)
　　责编:叶水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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