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关怀与商业利益的博弈|人文关怀 商业

　　【摘要】故事是电视节目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在叙述者干预和叙述视角的选择上，电视节目中的故事体现出了传递人生经验和传播价值观念的伦理倾向。从悬念的设置和“奇观化”的叙事来看，电视节目中的故事又是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存在。
　　【关键词】故事 电视节目 伦理倾向 叙事技巧 叙事策略
　　
　　罗伯特?麦基在其著作《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的开篇就说道：“人类对故事的胃口是不可餍足的”。确实如此，从人类远古时期口口相传的神话到印刷时代市民小说的流行，再到电子时代影视剧的热播，故事在传递人生经验、提供娱乐消遣等方面彰显了其独特的魅力和功能。麦基总结道：“我们对故事的嗜好反映了人类对捕捉人生模式的深层需要。”①故事的魅力也就在于此，人可以从故事中捕捉人生经验、体验心理认同。
　　从历史来看，故事的传播经历了口语、印刷、电子等几个载体的转换。在当今社会，电视无疑已成为最普遍的故事传播载体。相对于语言文字，由于电视声像一体化的特征使得它讲述故事时在叙述方法、接受形式等方面体现出了与语言文字传播载体的不同特征。语言文字作为一种抽象的传播载体，在讲述故事时采取的叙述方法常常是多重视角的，传播时是由中心向边缘扩散的单向模式。而电视作为一种形象的传播载体，在讲述故事时所采用的叙述方法常常是以内视角为主，力图通过这种方式拉近故事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在传播时是双向互动的模式。并且，在接受形式上，语言文字因其抽象性而使受众在接受时不得不调用理性思维去思考，在受众和故事之间容易形成某种间离效果。电视因其声像一体化的形象性，加上其相对开放的接受环境，受众在接受时常常调用的是感性思维去感受。因此，电视更加倾向于在伦理层面进行叙事，通过内视角的叙事，博得观众对故事中某个（些）主人公的同情，来达到伦理效果。
　　近年来，在电视荧屏上形成了一股讲故事的热潮，新闻故事化、纪录片故事化、各种讲故事的电视栏目应运而生。由于电视的商业属性，使得它与用语言文字讲故事的方法有着诸多不同。本文拟从叙事技巧、叙事策略、叙事动机等方面来考察在电视节目中故事的存在状态（这里所说的电视节目是指摒除了电视剧这种艺术形式外的电视节目）。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提出了媒介的四种传播模式：专制式，即单纯传达统治集团的各种指令；家长式，即力求对民众进行保护和指引；商业式，即提供相当自由程度的文化产业环境，但排除那些回报率低的商品；民主式，即提供相当自由程度的文化产业环境，同时又与资本相隔离。②综观中国的讲故事类电视节目，绝大部分节目既有家长式的特征，同时也具备了商业式的特点。笔者选择了两档具有代表性的电视节目作为考察对象：中央十套的《讲述》和江苏卫视的《人间》。
　　故事叙事中的
　　伦理倾向与价值关怀
　　“叙事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交流活动，它指的是信息发送者将信息传达给信息接收者这样一个过程。”③从这个层次上来说，在人类社会中叙事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人们可以通过叙事来理解世界，也可以通过叙事来“讲述”世界。在当今的电视荧屏上，有很多类似于《讲述》和《人间》的电视节目每天在给观众讲故事，通过讲故事向观众展示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并通过讲故事与观众在意识形态上形成同构。既然说到讲故事，必然会涉及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故事，一个是讲，即用什么样的方式将故事呈现在观众面前。通过对两档节目的分析，笔者发现在绝大部分的故事中均蕴含了四个叙事功能所共同构建的叙事模式，即：作为普通个体的某人遭遇重大变故或某个家庭遭遇重大矛盾――记者或相关部门参与调查或调解――个体受到帮助或矛盾得到解决――对观众形成伦理道德上的询唤。例如，在2010年8月11日《人间》播出的题为《家里来了免费保姆》的节目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山东省临清市的张玉华十年如一日地照顾在一场医疗事故中成为植物人的妻子，在他的悉心照料下，妻子终于苏醒过来，但生活仍然不能自理。某天妻子的姑姑去看望侄女时发现家里多了一个女人。据张玉华介绍这是他的一个朋友，过来帮助他照顾妻子。姑姑不相信他所说的话，认为在张玉华和那个女人之间存在着暧昧关系，因此要把那个女人赶走。在走还是留这个问题上张玉华和姑姑之间产生了重大冲突。在主持人的参与下，那个女人说出了事情的真相，原来她曾经受过张玉华的无私帮助，并且为张玉华对妻子的深情所打动，所以甘愿免费帮助张玉华照顾他的妻子。节目在最后出现了高潮：张玉华带着妻子去看自己的演唱会，并在演唱会上向妻子表明了自己的心迹，表示自己依然爱她，会对她不离不弃。观众此刻被张玉华对妻子的深情打动，并对张玉华产生深深的同情。节目也就是这样完成了在伦理道德上对观众的询唤，即人间自有真情在，要用一颗真诚、包容的心去对待别人。可以看到，这期节目的整个叙事流程正如前面所说的由四个叙事功能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叙事模式。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不仅仅在故事内容中存在着对观众的意识形态形成询唤的伦理倾向，在电视节目中故事的叙述方式、讲述技巧同样也包含了特定的伦理倾向。在电视节目中，叙述者干预即是大影像师惯用的引导观众伦理倾向的一种叙述技巧。叙述者干预常常通过对故事中的人物、事件、故事本身来进行评论，以期引起受众对其价值取向的认同，“在很多情况下，叙述者对人物与事件作出评价性评论是试图使隐含读者接受其所作的判断与评价，按照他或她所给定的意义去对事件和人物加以理解，以使隐含作者与叙事接受者在价值判断上保持一致。”④通过对《讲述》和《人间》的考察，我们发现解说词往往承担了叙述者干预的功能。在此类电视节目中，解说词往往是构成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情况下故事的起源、发展以及结束常常依靠解说词来推动。但是，当解说词超越了其叙事功能，对故事中的人物和人物的行为进行评述时，我们即认为大影像师通过解说词在建构其价值判断和伦理倾向。例如，在2010年8月13日《讲述》播出了一期节目《惊魂不眠夜》，讲述了在暴风雨袭击的福建省建阳市，因为大水围困，一位待产的产妇不得不由妈妈在家为其接生。但由于方法不对，在产妇生下小孩后，大人和孩子都生命垂危。建阳市消防队接到报警后，派五名队员前去解救。在解救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重重困难，这时解说词说道：“拼了命，他们也要把这个孩子救出去。”从表面看，解说词在这里出现非常正常，因为当时情况非常危急，消防队员也想了很多办法营救婴儿。但关键点在“拼了命”这句话上，这句话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叙事功能，也不是由故事中的人物发出的声音，而是大影像师在这里跳出来对当时战士们的心情进行了评论。从这句带有倾向性的评论中，观众可以感受到消防队员在危险境地之中救人的急切心态，从而对他们产生敬意。当然，在节目中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大影像师也就是通过叙述者干预这种方式完成了对观众的伦理倾向的引导和意识形态的建构。
　　在叙事过程中，大影像师除了采用叙述者干预的方式之外，视角的选择也是其引导观众的伦理倾向的一个重要方式。“叙事视角的技巧是怎样控制读者对人物的同情的呢？……（1）当我们对他人的内心生活、动机、恐惧等有很多了解时，就更能同情他们；（2）当我们发现一些人由于不能像我们一样进入某些人物的内心世界而对他们作出严厉的或者是错误的判断时，我们就会对这些被误解的人物产生同情。”⑤马克?柯里在这里所说的同情也就是说受众对于故事中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和伦理倾向的认同。
　　在视角的选择上，内视角无疑是使得受众对故事中的人物给予更多“同情”的最佳方式之一。所谓的“内视角”是指叙述者只说出某个特定人物所知道的情况。反映在电视节目中，最直观有效的方式就是“访谈”，也就是让当事人亲口说出某个事件的过程或对某个事件的评价。在访谈的过程中，一方面使得观众对人物的内心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获得了对某个事件的知情权，由于访谈的对象大多也是普通人，因此观众在获得知情权的同时也完成了自身的主体性建构；另一方面，由于访谈是在记者或主持人设定的框架中进行的，再加上电视节目的后期剪辑，一个符合大影像师的价值观与伦理倾向的完整叙事结构即被建立了起来。此外，由于内视角的选择与观众形成了同构，使得观众对于节目着重展示的某个人物更易于“被同情”，这并不是说“被同情”的某个人物在道德上比其他的人更具有优势，而是因为观众对于“被同情”的人物在内心世界、行为方式上有了更多的了解。在2010年8月11日《讲述》播出的节目《错爱?真爱》中讲述了一个婴儿被抱错了的故事。浙江省温州市的白植伟的妻子和黄乾武的妻子在同一时间同一间医院生出了婴儿，由于护士的疏忽将两家的婴儿抱错，在时隔4年之后，白植伟找到黄家，要求将孩子调换过来。从伦理道德上来讲，白植伟和黄乾武的家庭同为受害者，应该获得人们的等量同情。但是在节目中，由于将内视角叙述的权利大量给予黄的妻子，白植伟的话语权大量被剥夺。观众在观看的时候会产生这样的判断：黄的妻子是一个重感情、有爱心的人，但白植伟是一个冷漠的、为达到调换孩子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观众之所以会对两个本来在世俗道德中应给予等量同情的人产生如此大差别的判断，原因就在于大影像师叙述视角的选择。当然，从多期节目来看，每个故事多以大团圆的方式结束，这使得观众在某种程度上更加认可隐含在故事中大影像师的价值观和伦理倾向。
　　故事叙事中的商业策略
　　电视的商业属性要求电视节目在讲述故事时不得不采取有别于语言文字时代讲故事的叙事策略。在市场体制之下，电视台或电视节目要想赢利，必须要吸引足够多的广告主，而广告主判断一个节目优劣的重要指标之一便是收视率。收视率乃万恶之源这句话虽然有点过，但也显示出了收视率之于电视节目的重要性。为了留住更多的观众，电视节目在叙事策略上挖空心思，其中最常见的策略是对悬念的应用。对于普通观众来说，猎奇探秘心理是其收视接受心理中最为普遍的一种。因此，在电视节目中编导便利用悬念做足功夫，吸引观众对其节目的关注。悬念的设置可分故事中和故事外。故事中悬念的设置编导常常用一个噱头，对观众产生引导性误读，在真相大白的那一刻，观众获得了猎奇探秘后的满足感和放松感。如在前面提到的节目《家里来了免费保姆》中，开始部分编导的叙事安排使得观众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张玉华和保姆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暧昧关系。而这又与当下社会普遍关心的“小三”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吸引了观众继续看下去。虽然这种手法的运用流于庸俗，但由于其达到了良好的悬念效果，于是此种手法成了编导屡试不爽的不二法门。故事之外的悬念设置常常通过解说词来实现。在节目开始之前或节目之中，解说词常常用一些扣人心弦的词汇、紧张的设问句式来营造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充满了悬念，迫使观众不得不追随编导的脚步将目光投向故事。且看在《惊魂不眠夜》中节目是如何开始的：“大水围城，女儿突然临产，母亲亲自挥动剪刀为女儿接生；产妇出血，婴儿告急，惊魂不眠夜里又会发生什么？”在这寥寥数语中，编导既制造了紧急的气氛――大水围城，女儿临产；又创造了悬念――产妇出血，婴儿告急。事情如何解决的？观众自然而然会如此发问。而事情的解决过程只能在节目中找到答案。由此可见，在电子时代的电视节目中，悬念的设置已逐渐成为电视节目争夺观众、争夺收视率的一个工具。
　　在叙事策略的选择上，“奇观化”叙事是电视节目在讲故事时的另一个常用的策略。在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看来，媒体奇观是指“那些能够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它包括媒体制造的各种豪华场面、体育比赛、政治事件。”⑥在当今电视时代，媒体不仅可以制造各种豪华场面、体育比赛和政治事件，普通人的生活通过媒体制造之后，同样会以“奇观”的方式呈现于观众面前。如前所述，猎奇探秘心理是人类普遍心理状态之一。编导利用人类的这种心理，通过各种手段为观众奉上了一个又一个的人间“奇观”。通过对《讲述》和《人间》的考察，我们发现几乎每期节目的标题都向观众展现了似乎是来自同观众身份相同但又有很大差别的普通人的故事。如《危情100米》（《讲述》，2010年8月8日）、《拯救花季少女》（《讲述》，2010年8月9日）、《莫名“怪火”之谜》（《人间》，2010年7月28日）、《离奇失踪的一家七口》（《人间》，2010年8月2日）等等。从这些标题我们很容易便会看出其制造“奇观化”的意图。同时，在内容的选择上，节目也往往选择一些离奇的、与普通人生活状态差别极大的事件作为故事讲述的对象。如在2010年8月10日《讲述》播出了一期题为《少女的烦恼》的节目，节目中讲了一位来自河南新蔡的女孩的故事。受父亲遗传影响，处在花季的少女胳膊上、腿上、脸上等处都长出了厚厚的黑毛，这使得女孩极度自卑，甚至一度产生了自杀的念头。闻名全国的“毛孩”于震寰听说以后，专程去开导了她。在于震寰和记者的努力下，医院为女孩做了手术。女孩终于走出了心理阴影，开始了正常人的生活。在镜头里，女孩胳膊上、腿上厚厚的毛发不断被展示，观众在看这期节目时获得了某种窥隐的快感，同时也会不由自主的跟随编导的节奏安排为女孩的命运或担心或欢喜。当然，这都是表层，电视节目选择类似于这些有别于普通观众生活的事件作为讲述内容的目的还是在于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争夺收视率。
　　人文关怀与商业利益的博弈？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市场体制之下，电视节目中的故事正处于两难的境地：力图传递人生经验与价值和服从商业利益之间的矛盾。“今天我们之所以批评影视商品的极端商品化现象，不仅是因为这种现象不利于当代人文精神的生成，并且，更不利于影视产品与市场之间良性关系的形成。”⑦如何在故事的原初意义和商业价值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这不仅仅是编导、制片人、电视节目的责任，也是学界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①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14
　　②尼克?史蒂文森 著，王文斌 译：《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商务印书馆，2001
　　③④谭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6、77
　　⑤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3
　　⑥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5）
　　⑦曲春景，《观众的伦理诉求与故事的人文价值》[J].《上海大学学报》,2007（3）:9
　　（作者：上海大学电影学2010级博士生，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影视传媒学院讲师）
　　责编：周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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