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党的性质_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夕国民党“容共”态度的形成

　　摘要:国共两党的关系,始于孙中山的容共政策。孙中山实行容共政策首先改组国民党,在共产国际、苏俄政府及中国共产党积极帮助下其顺利完成了改组任务。随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正式建立,由此揭开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序幕。
　　关键词:国民党;共产党; “容共”政策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0)08-0104-01
　　
　　一、列宁与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
　　共产国际及苏俄为巩固十月革命成果,迫切需要联合东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力量对抗帝国主义,尤其是在中国。
　　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报告中,提出要把压迫民族中的资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中的资产阶级严格区分开来。要求“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1]列宁的上述思想成为共产国际制定关于中国共产党应与中国国民党合作的决策理论根据。
　　1921年6月初马林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后不久便到上海,会见了国民党员张继。与张继联系后,12月马林受邀与孙中山见面,并与其做了三次长谈。孙中山愿意“与苏联建立非官方的联系”。[2]1922年8月12日,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即“应该在国民党内和工会内把拥护共产党的人组织成一些小组”。[3]他回到上海后,向孙中山转达共产国际的相应决定,并与孙中山和张继等人具体讨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及改组国民党的相关问题。孙中山当场表示,同意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做国民党的党员。
　　8月28日至30日,马林与中共领导人在杭州西湖举行秘密会议,具体“讨论与国民党合作问题”。尽管与会者中仍有部分人对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一点持有异议,但当马林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再“没有遇到激烈反对”。“参加讨论的执委会委员们一致认为,通过积极参加这个民族主义运动可以为我们的工作创造最有利的条件”。[4]会后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存共产党,后者对于国民党内的工作发出指示并领导工会的组织工作”。[5]
　　9月初,经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后正式加入国民党。[6]随后,根据与马林商定的改组国民党的计划,孙中山很快指定陈独秀为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九委员之一,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孙同时还任命与吴佩孚来往较多的李大钊,和张继一起担任同吴联络的代表。当李大钊等向孙说明自己不能退出共产党时,孙明确表示说:“这不要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7]
　　1923年10月6日,孙中山接见了鲍罗廷。25日,孙召开会议,正式宣告改组决定之后,在鲍罗廷的建议下,指定包括中共领导人谭平山、李大钊在内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并着手进行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和建立各地区党部的工作。
　　二、坚定容共政策
　　海外华侨党员在得知孙中山实行“容共”政策,并准备改组国民党后,率先表示异议。譬如对孙中山的事业帮助甚大的邓泽如,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夕的1923年11月29日领衔上书孙中山,历陈“容共”之危险:“俄人替我订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他担心: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乃“有系统的有组织的加入”,不仅要“利用我党”,而且欲“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使国民党外结怨于国际,内断绝实力派之协助,“陷于孤立无援之地”。
　　当时,孙中山确实委托鲍罗廷代为起草指定国民党的政纲及党章等重要文件,他十分清楚鲍罗廷与共产党人之间的来往甚至举行会议。整个政纲、党章的讨论和修改过程中,鲍罗廷提出的诸多建议,孙中山很是欣赏,而且大部分工作均是由他指定的委员会在负责,最后决议也经其亲自审定批准,所谓“俄人替我订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纯属子虚乌有。因此,孙中山对此作出批示称:政纲草案等“为我请鲍罗廷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为汉文,陈独秀并未与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
　　国民党内部分歧,在改组前夕其实已经开始发生了。这时在孙中山身边的重要干部,如胡汉民、汪精卫等,对“容共”政策明确抱支持和理解的态度。当有党员鉴于共产党人极力争取国民党“一大”代表席位,并怀疑“容共”的作用时,胡汉民即直言批评说:“你这回的怀疑,我敢认为是无益有损的‘过虑’。我推测你的意思,大约是歧视他们,我以为不应该的。”“至现在已经加入本党的党员,就更是党中同志,还有什么可以歧视的地方?他们以少数人能竞选胜利,是他们对于党的热心,是他们能奋斗的结果,难道妒忌他,可以说他们不对么?”“我劝你并劝各同志抛去彼此歧视见解,一致的向主义进行,努力于主义底下所应有的工作。到了大家一样的努力,那时什么猜疑都没有了”。
　　在国民党改组之初,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影响及势力尚小,两党之间的纠纷亦不多,再加上孙中山的自信与权威,要想从根本上质疑“容共”政策,几乎没有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在孙中山对邓泽如等人的上书详加驳复后,邓泽如等即不敢再提异议。原上海中央的干部在听取了廖仲恺代为解释的孙中山的意见之后,也不再直接提出反对意见。
　　于是,在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时,会上全无公开表示怀疑孙“容共”政策之人,会上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由此揭开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序幕。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271、275页。
　　[2]《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8页。
　　[3][4][5]《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版),第79页,第82、83页,第91页。
　　[6]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湾1973版,第157页。
　　[7]汪精卫.《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政治周报》第5期,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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