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典婉大时代下的悲惰往事_大时代

发布时间:2020-02-25 来源: 短文摘抄 点击:

  “太平轮”,一艘永远无法靠岸的船舶。1949年1月27日,在那个纷乱离散的小年夜,新旧时代更迭的最后时刻,搭载着超过千人的达官显要、商贾、军人及其眷属等,中联公司的“太平”号轮船搭载了超过它正常限度的乘客和货物从上海一路驶向台湾。暗夜中,它与一艘运煤的船相撞,两船在短短的时间内相继沉没。“太平轮”从此消逝在从上海驶向台湾基隆的茫茫海域中……
  对于1949年从大陆到台湾的几百万人来说,“太平轮”是他们也许未曾经历过的旅程,却也是他们的共同记忆。
  作为一艘船,“太平轮”的故事早已消逝在历史烟云之中,当年它常常停靠的码头已成为繁华都市的一部分,曾经报道“太平轮”沉船事件的报纸早已泛黄,想要查阅,只得到图书馆或者档案馆里去,先用手抹去收藏它们的纸夹子上落着的历史的灰尘。60多年的历史灰尘已经沉落得太多,人们已经开始习惯用旧事来为那场海难定性。
  但是作为历史的一页,作家张典婉不相信“太平轮”的故事已经结束,因为历史不是一页纸,不是一张画,不是一段文字,而是千千万万大人物小人物的实实在在的悲欢离合,即便不再写在他们的脸上,也一定深埋在他们的心底。只是已经不习惯在人前谈起,独坐的时候,总会想起往事念起故人。
  2000年开始,张典婉要把这些人的故事拍成纪录片,写成书,以记录那一代人的颠沛流离,于是2009年有了这本《太平轮一九四九》。2011年盛夏,这本记录着大时代悲情往事的《太平轮一九四九》得以在大陆出版简体增订版,借着这本书的出版,得以同相识许久的张典婉坐下来,聊聊占据她生命中太多岁月的“太平轮”。母亲的太平轮
  张典婉记忆里的童年,父亲总是用客家话教她念:“月光华华,细妹煮茶,阿哥兜登……”养母则打开留声机,一个沙哑的男声唱着:“青春的花是多么的香,少年的我是多么的快乐……”
  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年幼的张典婉和家人生活在台湾北部的苗栗县。在她眼里,养母的样子很平常:“她讲客家话,挎着篮子去街上买菜,蹲在厨房的水沟旁刮鱼鳞,忙碌农事时,头戴斗笠、脚穿雨靴踩在泥泞的果园里,和其他小朋友的妈妈没有两样。”
  不过,养母闲暇的时候,会让女儿帮她拿着毛线,她自己则一边织毛衣,一边说着从前的故事:“那时候,要上船了,我拎了一个随身箱,抱两条狗,我喜欢狗,不能把它们丢下海呀!”
  养母说的这条船,叫“太平轮”,她是1948年12月搭乘这条船从上海来台湾的。养母不忘自己是死里逃生:“‘太平轮’沉了!还好我没坐那班船,我才能坐在这里!”她的语气平静而轻淡,像在说着别人的故事。养母讲的话,童年的张典婉似懂非懂。不过,那两条坐着“太平轮”来到台湾的狗,张典婉倒是很熟悉:“我把那两条狗叫做太平狗,因为它们当初是和妈妈一起坐‘太平轮’来台湾的。不过,我出生时,那两条狗已经终老在家中的葡萄树下。我只见过它们的照片,看了就很喜欢,是那种长着长毛的北京狗,小巧可爱。那时台湾,很少有这样的北京狗。”
  华美的旗袍、景德镇的瓷器、一张张隽刻着家族记忆的黑白照片和养母一起来到了台湾。这个昔日上海大小姐固执地保留着从前的生活习惯,穿旗袍、做吐司、泡红茶,煮咖啡没有滤纸时,就用白纱布代替。她和上海中西女校的校友们坚持每年聚会,一帮老太太聚在一起,穿着旗袍,用轻柔的声音唱《夜上海》,这个场景张典婉一直牢牢记着。“妈妈在用自己的方式纪念上海,纪念一种失去了的生活”。
  2000年养母去世,张典婉整理遗物时,看到养母当年乘坐“太平轮”带到台湾的东西:几根用布袋包住的金条、一个上海身份证、一张地契,和一个记满了电话的小本子。电话号码只有四五位,早就过时了,无法拨打。张典婉说,那一刻仿佛突然明白了母亲为什么要给她讲“太平轮”。“妈妈那次离开上海,本以为会和以前一样,用不了多久就回去,哪知道,她的双脚再也没有能够踏上上海的土地。而随‘太平轮’带来的这些东西,成为她一辈子的情感寄托。”从那时起,张典婉决定开始搜寻这艘船,以及随它一起沉没的那些家族故事。而她更大的野心,则是要讲述母亲那一代人的颠沛流离。这种颠沛流离的故事,在她成长的过程中随处可闻,她的许多长辈,都是乘坐“太平轮”到台湾的。
  
  寻找太平轮1949
  
  2000年,张典婉开始往返于大陆、香港与台湾,流连于图书馆、档案馆,只为了寻找更多关于“太平轮”的线索。根据事后的官方统计,最后一班“太平轮”的1000多名乘客,只有36名获救。然而,经过了几十年时间,那段故事已经模糊了。最初,她只能从书籍和人们的讲述中得到一些线索,2004年,张典婉受邀参加拍摄一部关于“太平轮”的纪录片,这段历史才真正开始向她展开。
  2005年,纪录片《寻找太平轮》播出,但里面呈现的故事并不丰富。当时,她甚至根本找不到一个在那场海难中活下来的幸存者。此时,“太平轮”沉入海底已经快60年了,“太平轮”连接的两岸也各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谁知道这些幸存者各自经历过什么,是否还在人世?然而随着纪录片的播放,越来越多与“太平轮”有关的故事开始浮出水面,许多人沉在心底的记忆,都陆续主动汇集到了张典婉这里:有人在她的博客上留言,更多人则是把信寄到报社,这些信来自世界各地。而通过媒体的报道,罹难者的第二代、第三代,也陆续主动联系张典婉。
  寻找“太平轮”的过程中有很多惊喜。张典婉曾在一家餐馆偶遇过在“太平轮”上出生的老人,也曾辗转来到大陆一家档案馆,抖落厚厚的灰尘,翻开了从1949年之后再没有人翻过的档案,找到了当年与“太平轮”有关的起诉书、证词和罹难者名册,以及“太平轮”全船构造图。纪录片《寻找太平轮》中引述了当时的一段证词,说“船沉以后,船长在浮桶上跳海死了,他说无脸见人”。后来,船长的后代在张典婉的博客上留言表示感谢,并告诉她:在此之前,他们一直以为父亲失踪了,以后,他们还将继续相信他只是“还没回家”。“每一次采访,都如同在受访者伤口撒盐,让人万分不忍与不舍。”张典婉说,有些人提供了线索,再联络,却像断线的风筝;有些人勃然大怒,用力甩上门;或在电话那头,冷冷地挂上话筒;也有人不愿重提往事,或者讲到罹难的亲人而痛哭不语。但她还是坚持了下来。她在《太平轮一九四九》的自序中这样解释自己的想法:“逝者受苦的魂魄需要祈祷安息,幸存者及后代们的暗夜哭泣需要被聆听。”
  在《太平轮一九四九》中,张典婉总共访谈了20余位当事人,其中有罹难者家属如知名球评家张昭雄、国际知名刑案鉴识专家李昌钰、知名音乐家吴漪曼,但更多的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他们是“太平轮”船难生还者、遗腹女、船公司员工后代。书中也书写出无数个关于等待的故事:有 个妹妹一直在打听大哥的下落,将近10年后才得知他想尽办法买到一张退票,登上了最后一班“太平轮”;有位父亲在登上“太平轮”前,给己到达台湾的妻子和女儿拍电报,要“与你们一起过年”,从此再也没有音信……张典婉说,“‘太平轮’中的每个主人公,都有他们各自的期待和挂念,一生都在等符”。
  张典婉信佛,也信命运。她觉得“太平轮”的故事是命运的安排,而自己寻找的过程也冥冥中有命运的指引。她说很多时候并不是她找到了故事,而是故事找到了她。时代的离乱别愁
  2009年,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齐邦嫒的《巨流河》、张典婉的《太平轮一九四九》相继在台湾出版,3位女作家都将目光投向了1949年。前两本书,又无一例外都提到了“太平轮”,因为,对台湾的百万“外省人”来说,“太平轮”是一个时代的离乱别愁。
  最初“太平轮”的题材并不被出版社看好,他们认为这种题材太小众、太沉重,台湾没人看历史了。“可是我宁可等待,而且我过去没有出版过历史题材”。2009年10月,张典婉在台湾出版《太平轮一九四九》。此前被g家出版社拒绝的书,竟然成为年度畅销书,而1949年从大陆来到台湾的百万人也再度被热切关注。
  就自己的《太平轮一九四九》写作经历,张典婉认为,这首先是跟她这一代台湾女性的人生经历有关。以她自己为例,作为“外省人第二代”,父母辈颠沛流离的经历,自幼就深种心中,特别是养母那一代来到台湾的女性中,许多人曾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于离乱乡愁有着更为纤细的敏感体验。然而她们到台湾后,残酷的生存压力使得她们根本无暇回归内心世界,细品背井离乡的苦涩与惆怅。父母辈的生命印记,无疑都已经深烙在张典婉这样的“外省人第二代”身上。于是,虽然未体验离愁别苦的切身之痛,却始终在一个最近的观察距离。正是理性观照与女性细腻真切的情感体验结合,张典婉才有了从个体生命历程记录入手,而直指民族心灵深处的《太平轮一九四九》。她说印象最深的是采访母亲在“太平轮”上辞世的罹难者家属黄似兰,在澳门采访时一起哭了3天。在这些人身上她看到了不同的人生选择和际遇,而每个人的生命及家族故事,因着“太平轮”,见证了历史。
  如果没有当年安全抵达的“太平轮”,也就没有张典婉从养母那里听来的往事;如果没有当年沉没在海底的“太平轮”,也许没有这本《太平轮一九四九》。然而关于“太平轮”的记忆,于张典婉来说显得有些复杂,从未见过“太平轮”的她,却听养母念叨了几十年,若没有在养母过世后整理对家乡过往的留恋与思念的遗物,怕是也不会花费10年时间,忍受着许多直接或是委婉的拒绝,忍受着有心的或是无心的自眼,忍受着响亮的或是低声的呵斥,把那个改变了很多人命运的“太平轮”的故事,一点点从早己将其湮埋的历史尘埃中挖出来。故事里那些人,大多数并不伟大,甚至算不上成功,但张典婉觉得,这些小人物的命运,不应该被夹杂在历史的洪流里轻易地遗漏掉。她要讲述的是他们的故事,也是这个民族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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