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西部孩子的特困生|特困生孩子毕业找工作有影响吗

　　不顺不达 　　“我是一个从山里面走出来,不,应该是爬出来的孩子。”陈顺达说,小时候的记忆大概就是穷和苦。“从小我们就穿得很破,记得我出过一个笑话,学校要开运动会,要求穿运动裤,我回家跟妈妈说了,妈妈不知道运动短裤是什么,但是在电视上看过运动员穿的短裤和小裤衩一样,于是就在家里找了一条裤衩给我,让我穿着去参加运动会,结果,我被全校人嘲笑得不知道怎么逃跑。”
　　“母亲也不容易,患有甲亢还得凌晨两三点钟起床,蒸馒头准备天亮去卖,走乡串户收鸡蛋,收辣椒,卖毛线,什么挣钱做什么。父亲曾是民办教师,后来教不成书了便酗酒。酒喝醉了,常常在山路上磕破跌伤,免疫力低下,得了败血症。”
　　2003年,陈顺达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西南师范大学援藏班的入学资格,父亲突然重病住院。“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可笑,其实这个援藏班是不收学费的,当时也不知道。即使收费也可以申请贷款啊,唉,山里太闭塞了,当时就觉得穷,哪有钱读书?”
　　坦白地讲,当时陈顺达恨这个家,恨不识字只会用竹竿抽打他的母亲,恨对孩子不管不问整日醉醺醺的父亲。于是,18岁出门远行,没有目的,只是想离开那个家。
　　高考结束的那个夏天,他去了贵州黔西县树嘎小学做了一名代课教师。讲好的苞谷或生活费村里常常兑现不了,那也没关系,山里太缺老师了,糊弄饱肚子给娃娃上课就行了。从黔西北跑到黔东南,他一路走一路教,自嘲像个“云游诗人”,他教给孩子们文化知识,给孩子们讲外面世界的精彩。
　　2005年,陈顺达回到久违的黔西县家中。父亲住院,妹妹偷偷辍学了,手术费还没有着落。元旦刚过,陈顺达就开始不停地签字:爸爸的病危通知书,高利贷借条。父亲这次病危,动摇了陈顺达支教的想法。
　　回想一年多来,自己光步行走过的山路至少有数千里,可能改变的究竟有多大呢?作为家里最能读书的孩子,应该承担起一家人生活的重担。照顾爸爸之余,他捡起书本,偶尔回到原来的高中听课,好好复习了几个月,竟以555分的好成绩被黑龙江大学录取了。
　　
　　不忍之心
　　填报志愿时,他拿来地图,找到离贵州最远的省份――黑龙江。他要远离常常回忆起的山区孩子们,他不想因为自己的梦想而拖累负债累累的家庭。然而,那些简陋的校舍,那些无瑕的眼神,常常令他感到温馨,感到难过。
　　“那都是些富有人情味的地方。玉米熟了,老乡们要留给我尝鲜;哪家的猪、牛死了,老乡们第一个想到的是喊我去吃;感冒了,孩子们会弄来草药给我熬。”
　　有一次,午休的陈顺达把裤子挂在了窗棂上,等他醒来的时候裤子不见了,几个孩子突然从窗前冒出来说:“老师,我们把你的裤子洗了,挂在外面的树上。”还有一次,陈顺达不知怎么对孩子们说了一句“等有机会带你们吃肯德基”,孩子们争先恐后地问开了,“肯德基是什么啊?它好吃吗?”“肯德基是不是酥肉啊?”这些话问得陈顺达脸红红的,因为他长这么大也没有吃过肯德基。他只能含糊着告诉孩子们:“肯德基是国外进来的,挺好吃的。”
　　每当陈顺达走在哈尔滨街头路过肯德基店,他都会想起自己在黔南那所小学当着孩子们许下的诺言。这个诺言他没有兑现。自从离开那所小学,他再也没有回去过。离开的时候,面对衣衫褴褛的孩子们那一双双不舍的眼睛,他只说了一句话:“等着我,哥哥还会再回来。”
　　越是远离,越是想念几千里之外的孩子。陈顺达的高中同学都先于他两年上大学。通过QQ,他认识了很多他们所在大学的志愿者,一个关注西部教育的志愿者群体不断壮大。陈顺达提议,寒假去贵州山区,把那里贫穷但成绩优秀的孩子的真实现状带出来,告诉大山外面的人!
　　2006年1月11日,五个人的志愿者队伍从贵阳出发,奔赴陈顺达的家乡黔西县新仁苗族乡。他们翻山越岭,按照学校提供的贫困生名单,逐家逐户地调查核实,然后为每个孩子制作小资料――秀梅:12岁,女孩,五年级一班,语文79.5分,数学97分,总分第二名。满足现有生活条件,放学后打猪草,做饭吃,家里通电,但不开灯,爬到山坡上看书。像这样的资料,他们一个寒假总共搜集了103个,陈顺达把其中40人的资料带回了黑大,在学校里招募志愿者,为这些优秀贫困孩子寻找结对资助。
　　近年来,陈顺达和他的志愿团队募集衣物3万件,裤子2.5万条,文具3000多套,为1000多名贫困地区的孩子找到了资助者,而他资助过的就有100多人。
　　他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来打工赚钱,比如清洁卫生、发广告。其实他忙忙碌碌收入也不少,每月五六百元的收入近一半都寄给了贫困生。
　　陈顺达说,我没大家想的那么高尚,仅仅是觉得那些孩子可爱、可怜、可培养,就尽了最大努力去帮助他们,希望他们努力学习,今后都能有一条出路。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80后,会玩扑克,也会打麻将,以前还会抽烟,也常憧憬要是可以和女朋友天天在一起,手牵手上自习,那该多好啊!
　　2008年底,陈顺达荣获“中国青春梦想奖”。他在博客里写道:来京领奖,坐在五星级酒店的客房里,其实心里一阵痛,我想告诉接待老师,要是住在一个稍微差一点的地方,我们这10个人省下来的钱就够修一个操场了。
　　 (摘自《中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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