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揭黑记者:为揭真相面对暴力和官司|网络暴力案例

　　在《南方周末》“2010年度完美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中，被誉为“中国第一揭黑记者”的王克勤与吴敬琏、吴宇森等人一起，获得“中国梦践行者”的称号。当王克勤作为传媒界代表站在北大百年讲堂的舞台上接受致敬时，媒体的中国梦已经悄然浮现――让权力更规矩，让这个社会更纯净。而以王克勤、简光洲、刘畅等人为代表的调查记者，无疑正是媒体中国梦的先行者。他们的生存状态，需要社会更多的关注。
　　
　　第一揭黑记者王克勤：
　　拳脚相向就当锻炼身体了
　　
　　现年已经46岁的中年男人，被称为中国第一揭黑记者，更被媒体同行誉为“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美国上世纪初新闻界“扒粪运动”中最著名的揭黑记者)。他的成名作，是2001年的《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这篇报道引发了证券业的大地震。之后，《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甘肃回收市场黑幕》等重磅作品亦陆续登场。因这些报道锒铛入狱的黑恶分子就有一百多人，但王克勤也为此付出了代价。黑恶势力出价500万买他的人头，同年11月，他更被原所在单位无辜开除公职。
　　怀有“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新闻理想的《中国经济时报》，成为了王克勤最新的战场，在这里，热衷于揭黑的他如鱼得水。2002年，王克勤历时半年调查完成了《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再度震惊全国。
　　接下来，《河北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山西“煤毒”》等重磅揭黑报道也先后问世。王克勤近来最为人熟知的作品，则是今年3月份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的《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一次次震惊全国的揭黑报道，都与这个漂泊半生的中年男人相关，说他“一个人就像一支军队，笔下有千军万马，有惊涛骇浪”，并不为过。
　　与王克勤的电话交谈经常被打断，因为他会不断接到各种各样的投诉，但他也很无奈，“很多投诉我处理不了，毕竟我就一个人，没那么多精力”。王克勤的微博上，私信功能是对所有人开放的，这也是他重要的线索来源，最多的时候，他一天能接到一百多个投诉。
　　但这些线索中的大部分，他同样没有精力去处理，这让他对那些求助者心生歉疚，但又无可奈何。
　　“我最大的煎熬，还是面对众多苦主求助的眼光，你不能每件事都报道。”这种职业特有的煎熬，在王克勤眼里，其实也是调查记者应该具备的最起码的激情。他说：如果你对所有的受难和痛苦都冷漠，你就不配当记者。
　　但个人的力量终归是有限的，“中国需要更多的专业调查记者。”这是中国第一揭黑记者王克勤的感慨，有鉴于此，他现在正在有意识地留下更多时间去参加各种讲座和培训，将自己多年积累的揭黑经验传授给更多的年轻人，比如说如何保留证据、如何保护自己。“有时候记者还得学点化装的本事，我有一次采访完了，就是化装成当地农民的样子才逃出来的。”王克勤大笑。此外，王克勤现在花费很多精力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多年来的采访经验和内幕背后的内幕整理出书，以供更多的调查记者参考。“应该明后年就能出书，现在采访经历这部分已整理得差不多了，内幕背后的内幕这一块，正在整理当中。”王克勤最新的行程，是去广州参加一个培训班，给年轻记者们讲解如何揭黑。
　　这么多年的调查记者生涯，王克勤已经记不清楚有多少次感觉到生命危险了。但让他觉得离死亡最近的一次，仍然是兰州证券黑市的报道出来后，黑恶分子叫嚣要花500万买他人头的那次。“那时候有四个全副武装的警察保护我，但我仍然感到了死亡的威胁，说实话，的确是有点害怕。”至于采访中经常遭到对方拳脚相向，在王克勤看来，那已经“只能算是锻炼身体了”。
　　不仅是自己的人身安全，连家人有时候也会因为揭黑报道受到威胁，这让王克勤很愧疚。事实上，王克勤的许多报道，都是在拮据和窘困中创造出来的，有时甚至拮据到采访中连出租车也不敢坐，每次的潜伏采访，因为长时间没有文章发表而没有稿费，只能靠微薄的基本工资维持生计，这些更让他对家人感到歉意。
　　但王克勤终于还是坚持了下来，“我没办法对苦难保持冷漠”，这是他坚持的理由，也是他前行的动力。王克勤总结自己的新闻理念，就是“把人当人，将心比心；说人话，做人事”。
　　他认为舆论监督有三个层面的作用：第一从微观上讲，是捍卫具体的公民权利，直接帮助到特定的受害者，第二从中观上讲，可能影响某地乃至中央的公共政策，不仅使报道中的当事人受益，更重要的是对整个国家的制度建构起到点滴的改变作用。第三从宏观上讲，揭黑报道大多是真相的呈现，只要不断把真相告之于众，就有累加效应。这个作用是渐进的，常常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这个作用往往是最大的。
　　对于揭黑记者的前景，自称“还能够再干十年”的王克勤总体上是乐观的。
　　虽然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虽然十篇稿子中总有近一半因为各种压力无法刊出，虽然笑称“与管制的对抗中，我屡战屡败”，但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还是让王克勤觉得有太多东西可以做，有太多黑幕需要揭露。
　　“要想达到美国上世纪初扒粪运动的高度，我们需要更多的调查记者，只要有心去做，题材多的是，空间也总是有的，毕竟他们不可能什么都管得到。”
　　
　　“问题奶粉掘墓人”简光洲：面对诱
　　惑和风险说出事实不容易
　　
　　简光洲这个名字为人熟知，是因为2008年轰动全国的“三鹿奶粉事件”，2008年9月11日，简光洲供职的《东方早报》率先点名披露三鹿问题奶粉事件，随即引发中国乳业持续至今的三聚氰胺风波。这次让三鹿破产，让中国乳业伤筋动骨的揭黑报道，被称作“中国乳业的9?11事件”，简光洲本人也因此被称作“英雄记者”中国的良心”。
　　事实上，在此之前，简光洲已经做了五六年的揭黑报道，其间经历的种种危险，同样不逊于王克勤。但在简光洲心里，感觉到危险最近的一次，仍然是三鹿事件报道签发前的那个晚上。“当我把稿子上传到编辑部后，心中其实也有过一些害怕和犹豫，我担心这个报道出来后，我明天还能否回到这个办公室，继续从事自己喜欢的新闻工作。毕竟对方是市值100多亿的乳业巨头，能量肯定大得很，且当时正值残奥会，类似的问题也相当敏感。”
　　报道签发之前，简光洲的脑海中甚至已经见到了自己站在被告席上的样子，但一个个不足一岁的孩子全身麻醉后被推进手术室的场面，让简光洲良心难安。“如果你有孩子，你是否能够这样含糊其辞?”
　　很多婴儿的母亲留言更让他作出决定，即使被起诉，还是要点名。“我不是说我有多高尚，我只是想说出一个事实，在这个社会，面对着各种诱惑与风险，要说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其实并不容易。”
　　现在回想起来，这的确是一次冒险。一年之后，简光洲才获知，就在《东方早报》报道刊发的当天，有关部门就让查查简光洲是谁，《东方早报》在三鹿问题奶粉报道刊发之后，面对众多媒体的采访要求，也一概予以婉拒。“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让报社和我本人当时都不知道事态会向什么方向演变，在情况明朗之前，我们只能保持沉默。”
　　好在，让简光洲感觉危险最近的三鹿奶粉事件，最后在媒体集体推动和中央领导的重视下，终于按照一条正常的轨道演变下去了――三鹿的破产，不仅让中国乳业痛定思痛检视自身，并且让中国的乳业安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多年的调查记者经历，危险时刻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了，但简光洲一直在为朴素的新闻理想坚持着。他说：在市场经济的浪潮面前，很多记者们早就已经丢掉了先辈们具有的名誉和使命感。作为一个调查记者，简光洲能做的，就是用一篇篇报道找回那些记者失去的尊严，“如果你不去做的话，就什么都改变不了。”
　　与王克勤一样，深感中国调查记者太少的简光洲也经常会受到邀请与一些高校新闻系的学生分享下他的经验与梦想，他说“新闻是个理想主义者的职业，可以妥协，但永远不要放弃梦想”。简光洲还经常引用尼采的一句话来作为他演讲的结尾，“那些没有消灭我们的东西，将使我们变得更加强大。”
　　
　　(摘自《现代快报》2010年12月05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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