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日子过太久了【谁在中国过好日子】

　　1978年中国经济面临崩溃，中国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时隔32年后，中国道德面临崩盘，中国站在社会伦理的转折点上。 　　中国下一个30年的关键词必定是均富与平权，包容与兼容。QQ和360大战以恢复兼容收场。没有兼容精神的互联网不是好互联网，同样，一个不包容和兼容的社会也绝没有好下场。
　　
　　GDP不再是一块遮羞布
　　
　　全球最幸福国家排名：丹麦等北欧四国进前5位，中国大陆位列第125名。该项“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2005至2009年)，调查来自155个国家及地区数千名受访者，评出各自生活满意程度，从“生活如意”到“身处逆境”及“饱受折磨”，
　　是否“身处逆境”或“饱受折磨”，各自表述，但“纠结”肯定是中国人当前的普遍心态。中国有夸耀于世的GDP，尤其在今年荣升全球老二之后，然而与其他新兴国家比，中国的GDP并不直接带来幸福。靠低福利，靠高污染、高能耗透支后世子孙得来的GDP，只会导致“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温家宝语)。
　　目前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着急、最没耐心的人。有国家高速发展的原因，但更主要是生活压力大所致。
　　中国有2000多万精神病患者，潜在症候群多达1亿以上。社会神经绷得太紧导致悲剧频生，富士康连环跳，校园惨案频发，世博盛景和亚运激情并不能冲淡2010年整个社会的焦虑。 经济学家陈志武的命题挥之不去：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这才是富士康连环跳问题的根源。为什么千千万万人只能做GDP机器的螺丝钉，一天工作12小时收入却少得可怜? 在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之后，有谁计算过中国人付出了多少制度成本?
　　温家宝曾说：“对于我们中国入来说，19世纪是耻辱时期，20世纪是恢复时期，21世纪将成为展现我国风采的时期。”国民的风采比国家的风采重要得多。没有国民的安康，岂有国家的安定?以人为本，以国民为本，而不是以国家面子为本。
　　
　　一个个体深感失败的
　　国家难称大国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国家崛起带来的自豪感，近年来正被无处不在的失败感冲淡。
　　在民众感慨物价飞涨之际，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称，中国不存在通胀，就算涨40年也赶不上美国的物价。中国要想成为强国，非得是“三高”：物价高、人价高、钱价高。网友们“闻之胆战心惊”。
　　政府有关机构公布的CPI难与现实生活相符。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糖高宗，中国特色的通胀正蚕食民众的钱袋和幸福感，
　　中国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陈贵称，要用高房价控制北京人口：“北京这样一个城市，想要兼顾富人、穷人、北京人、外地人各类人群的利益，是绝对不可能的。”新浪调查结果显示，58.6％的人不同意，但仍有38.2％同意，所谓既得利益者，就是先上车的人不想再让别人上车。
　　国家电网公司在全国660个城市的调查显示，有6540万套住宅电表连续6个月读数为0，这些空置房足以供2亿人居住，这些空房如何而来?每一套空房背后都潜藏着一个难以告人的秘密吗?房价正消磨一代中国年轻人的志气，他们不再有所谓人生理想。
　　中国的中产正沦为伪中产。他们从“敏感中产”被逼为“愤怒中产”，而“平和”本应该是这个阶层的普遍描述。他们在网上的言辞正日趋激烈或无助。
　　中国500家最大的民营企业的利润加起来还不如两家最能赚钱的央企――中国移动净利1458亿元，中国石油净利1033亿元，两者相加已经超过这500家民企的净利总和。中国的民企老板也有相对剥夺感：“我不是既得利益者，我只是努力挣点钱，养家糊口，我们真是不容易啊。”挫败感令他们选择移民。
　　一些垄断集团不过是打着国企的名义行私利之实，这些年，“企业家精神”或“创业精神”(Entre－preneur ship)正在流失。只有企业家能够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探寻机会和创新，打破现状，寻求发展，这才是中国经济的希望。
　　中国官民比例是日本的27倍，行政管理费用是美国的3倍，印度的4倍；用于教育、医疗的费用是日本的1／6，是印度的2／5；工人1小时的收入是德国1／37，是美国的1／27；三公消费2009年达9000个亿(以上为2000年数据)。近年财政收入连年两倍于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而政府仍缺钱发债券，仍是土地财政，如何建设一个人民养得起的政府?
　　在中国三四线城市，最排场的建筑不是法院、检察院就是公安局。但堂皇的大楼不等于堂皇的工作，并不能阻止冤案频发和弱势群体上访。
　　时过32年后，我们不得不问，谁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精英联盟是如何产生的，寡头通吃是如何发生的?权贵阶层的大言不惭是如何说出口的?
　　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纳什均衡：所有参与者利益得到权衡之后，总能找到综合结果最优方案，而这些年的情况是，只有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其他阶层均有不同程度被剥夺感。
　　
　　一个两极对峙的社会
　　难称和谐社会
　　
　　形势大好，人心大坏。权贵者专横跋扈，草根者百般恶搞，这似乎是当下社会的对拧局面。社会学家孙立平管这叫“社会溃败”。社会溃败可以是表面光鲜却内心腐烂。
　　“10万以下的车不能在北京上牌照了，外地低收入、低素质和低学历等群体数量不能再增加了。”你可以骂言者脑残，但他却道出既得利益者的心底话。一位县委书记向学者于建嵘大喊：“发展就要强拆，不然你们吃什么?”
　　从1993年到2006年，群体性事件从8,709起上升到了90,000起，近年来都保持高发态势。 清华大学社会学孙立平课题组称，目前政府是花钱买稳定，民众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报纸上人们看惯了跳楼讨薪、持刀讨薪、聚众下跪式的“闹事”，反腐则靠二奶造反、小偷行窃、内部互掐。这不是“维稳”的长久之计，而新思路是：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即人人有说话渠道。
　　中国式解决之道就是把事件搞大，抗拆不成就上访，上访不成就自焚。提价不成就施压，施压不成就闹油荒。无论钉子户还是中石化，都选择了“把事情搞大”。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讨价还价的平台，离中国人尚远。向现代社会转型，打破“两暴怪圈”
　　有一种简单比喻，中国历史上是“两暴文化”：一个叫暴君，一个叫暴民，轮流坐庄。暴君对大众压榨得太厉害，原来的顺民就成了暴民，揭竿而起，取而代之。暴民掌权后不消多久，自己也成为暴君。于是，就形成了“暴君压迫一暴民起义一新暴君诞生”的循环。这种“打倒皇帝做皇帝”的历史在中国重复了几千年。
　　吴敬琏在《财经》上称，中国的希望在新兴中产阶层，他们是社会稳定力量，讲改良，不推翻，使中国有可能走出“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怪圈。
　　而现实情况与老先生的愿望相违，中国中产正在塌陷，中产正由“敏感阶层”转化到“愤怒阶层”，社会学家李强呼吁国家不应再剥夺中产者，只有到2040年一个现代型民主社会方可达到成熟，而目前中产阶层还很脆弱。
　　当然，中产自身不乏弱点：一是利益自觉不够，二是公民意识缺乏。有些人走捷径，个别地解决问题，结交官府、取得政策优惠，在权贵的大锅中分一小杯羹，吴老提醒说，如果不能把国家的体制搞好，个人的改善是完全没有保障的。 知识分子是变革的喇叭手，权贵最惧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这个国家的免疫细胞，如同白血球帮助身体抵抗传染病和外来细菌。
　　当然，对中国社会转型影响最大的还是权力精英。然后是“男三号”中国企业家。慈善将使整个民族转运。胡润百富榜表明，中国拥有10亿元人民币的有4000多人，其中200多位富豪个人资产达到100亿元――据民政部前司长王振耀估算，中国只需2000亿就能基本解决贫困和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中国需要外压，以对抗内耗。中国人在没有外敌的时候能否团结?毕竟，中国人内耗，有着悠久的内耗历史。
　　当今中国人须自问，无论精英或草根，这份日子还能不能过下去，没有均富与平权，包容与兼容，谁在中国都不会有好日子过。无论你如何苦练成功学，如何大喝心灵鸡汤，都不能让焦躁不安的心灵安分。无论你是好日子是坏日子，社会整体心态不调过来，会有一天来个总清算。
　　中国社会进入一个非常调整时期，一个盛与衰的节点上。拉长历史视角看，历史进程进入弯道，最危险的时刻不需要速度，需要克制与调整。
　　“在这个充满仇恨的世界里，在这美好的世界里，让我们善待他人，”这是今年114岁人瑞布罗伊宁对世人的告诫，拿来与同胞尤其是既得利益者共勉。
　　
　　(摘自《新周刊》2010年第20期，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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