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亡于管理制度滞后:秦朝的管理制度

　　曾经的管理神话：打造过一个纯法制王国 　　 　　两千多年前的中国西北，就有过一个比较理想的纯法制国家：秦。 　　证据：来自一份考察报告，报告名称为《苟子?强国篇》。
　　考察者：儒家人物荀子教授，考察时间不详，但可以定位在战国末期。
　　考察过程描述：歌厅里没有靡靡之音，大街上没有奇装异服，老百姓很顺从管理层，而管理层“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进入首都，观察京官们朝九晚五干些啥：早上出家门去上班，下午出办公室回家，其间没有一个在网上炒股聊天的，也没有一个半路跑出去喝茶泡吧的，大家规规矩矩上班。“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办事效率如何呢?处理政事听取诉讼等活动，没有任何延滞拖沓的：“百事不留”，部门之间不踢皮球，监狱里没有收押超期的嫌犯。
　　考察评语一：治之至也。也就是说达到了管理的最高境界。
　　考察评语二：民有古风，官有公心。最重要的是“公心”，以公为心，就是以国家法令规章为心，不以私人利益为心。
　　依法唱歌，依法穿衣，依法上班，依法办事，这是一个法制典范。
　　一个强大的集团，必定是一个管理良好的集团。所以，靠着严格有效的管理，秦统一天下，从秦国变成秦朝，可谓以管理取胜。
　　
　　先进管理不被接受：六国人早就抗拒秦的制度
　　
　　不过，对于专家的话，老百姓不一定信。荀子将秦国的管理说得天花乱坠，六国的百姓却不太接受。看下面一个案例：
　　公元前262年，韩国上党被秦军孤立，上党的老百姓纷纷往赵国跑，却不往秦国去。为什么?因为“不乐为秦”上党人就不乐意当秦国人。而且天下人都“不乐为秦之日久矣”，也就是说我不想当秦国人已经很久了。你管理好怎么啦?我六国人不稀罕。因为没有人情味，个个要考核，家家要牵连，这样没有人情味的国度，人生有什么乐趣呢?
　　西北的百姓吃苦耐劳，杜甫说：“况复秦兵耐苦战。”那种整齐划一，严酷无情的管理比较奏效，但移到东方就未必。
　　这个在统一前就暴露出来的管理的人性化、差异化问题，并没有引起秦国管理者的重视。
　　从秦始皇到秦二世，一直实行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楼堂馆所建设，边防建设，陵墓建设，将天下男子都视为苦力，将天下女子都视为农业生产主力。全天下2000万人口，有400万在修长城，修骊山陵，修阿房宫，或者从事战争。
　　我们试想一下，那些娇滴滴的中山地区女子，本来是娱乐界超女的不二人选，你却叫她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去插秧收割；齐国的男子喜欢耍耍剑，正经的时候做点盐生意，你却叫他挽起袖子去搬砖头修长城；再如刘邦哥，就喜欢喝喝酒，泡泡美眉，然后说点大话，你却叫他带着斗笠，穿着蓑衣去押送苦力。
　　天下人不喜欢什么，你偏要天下人干什么；天下人喜欢什么，你偏不准天下人干什么。尽让人干不乐意的事。
　　哪有这样的管理制度?
　　最拙劣的管理方法就是让大家觉得不自在，不爽，严重违背人的天性，贾谊在《过秦论》里说“仁义不施”。
　　什么是仁义?就是恰如其分的管理方法，就是具有人性化的管理风格。严格而不严酷，肃穆而不肃杀。过去处于攻的态势，你可以不仁义；现在处于守的管理地位，你不得不仁义。可该仁义了你不仁义，就是管理制度滞后。
　　管理滞后造成很大的管理问题。
　　
　　管理滞后带来的后果：法制过分严苛导致司法腐败
　　
　　人人说秦施行暴政，暴政后面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是一种不自信的管理心态。管理者由于对自己的智慧没有信心，他们会采取一种粗暴的管理办法，这样会省去很多耐心细致而辛苦的工作。秦的管理者顾虑到管理范围扩大，人员更复杂，自己却没有耐心和智慧去打造与实际情况相符合的制度，于是干脆一刀切，一律以严酷的态度来对待，正如樊哙所说：“杀人如不能举”，杀人生怕不能杀光。
　　
　　两次迟到改变秦朝
　　
　　过分严苛的法制并不能有效地管理，相反的，倒是方便了那些操作法制的官吏。掌握人民生死大权的他们，找到了徇私舞弊的机会。秦朝的法制终于走向腐败的一面。
　　案例一：项羽的叔父项梁，曾经在栎阳县犯法入狱，但他通过熟人写信，让栎阳县司法官吏司马欣人为地及早结束案件，让自己没事出狱。项梁出狱，又杀人，也没被逮着，带着项羽逃到吴中。
　　案例二：又是项羽的叔父――项伯，也曾经杀人，结果被张良想办法救出。
　　从这两桩民间刑事案件来看，嫌疑犯和刑事犯罪分子可通过一封信摆脱司法程序，犯有杀人罪可以逃避惩罚，秦朝的司法也够烂的了。
　　司法的腐败导致治安恶化，下面的案例最具有说服力：
　　公元前217年某夜，秦始皇带了四个武士微服私访，在兰池，他们碰到了民间武装，“逢盗兰池”。这帮势力居然让秦始皇“见窘”。一度陷入窘态，可见治安的状况有多么糟糕，而且还是在天子脚下。
　　在严苛的法制下，项梁、项伯这样的江洋大盗没事，遵纪守法的老百姓却遭殃。往前线服兵役，如果迟到就要处斩。这条管理措施明显不符合统一后的事实。钱穆认为，七国时期，各国地域狭小，限定服役人员短期内赶到边关是现实的，但统一后疆域扩大，再这么限时要求就不现实了。
　　人对遵守不了的制度和达不到的要求是会反弹的。既然我赶不到，我干脆迟到好了；既然迟到要处死，那我干脆推翻这套管理体制好了。于是，两次著名的迟到事件改写了秦帝国的历史：陈胜、吴广迟到，刘邦迟到。
　　
　　管理者心态变化：秦始皇或想改变方法秦二世却跟不上了
　　
　　赢政的政治理想到底是什么?他的心态有没有过变化?我们且从碑刻里找蛛丝马迹。
　　从秦始皇的碑刻看秦始皇的政治理想。
　　从碑文看，秦始皇还是很有民生观念的。他并不忌讳“仁义”，而且想要老百姓(黔首)富起来，让男人在田里乐呵呵地劳动(男乐其畴)，让女人安分守己地纺纱织布(女修其业)。
　　秦始皇的心态也在变化。公元前211年，使者在华阴收到一块玉璧，还捎上一句话：“祖龙今年死。”祖龙，即秦始皇。剥去这个事件的神话外衣，其实它是民间信息的反馈，民间在诅咒秦始皇快点死。秦始皇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勃然大怒，搜捕传言人，而是“默然良久”。他似乎在反思。
　　接下来他进行人生的最后一次巡游，一路上他在想什么?不得而知，但是临死前他做了一个重大决定：“让长子扶苏回来主持丧事。”
　　这道遗旨，按照赵高推论，就是继承皇位。而长子扶苏当初就是因为反对父亲的暴力路线而贬谪去守长城的，秦始皇的决定，透露出一个重要风向：他希望通过仁义的扶苏改变管理制度。
　　然而，历史已不给秦帝国易辙的机会。一场阴谋让胡亥登基了，而仁义路线的可能执行人扶苏被害。
　　国民还是寄托了很大期望给秦二世的。贾谊说：“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天下人拉长脖子等他改变。然而秦二世对自己很没有信心，他最怕的是百官看见他在管理上的无能。赵高揪住了他的缺点说：“皇上您公开处理政务，万一被臣下看见短处，‘示群臣短也’，岂不是损坏您的威信吗?”秦二世于是干脆做沙漠里的鸵鸟，躲在深宫不见百官。
　　一个心智都很弱的管理者，当然没有自信心去改变管理方法，只有将原有的严酷管理方法强化下去，“用法益刻深”，让懦弱无能的自己保持一种神秘感、肃杀感，他这样才有安全感。这个时候的秦二世，其实已经患上自闭症。
　　一个患有自闭症的管理者，连员工都不敢见，这家公司还能发展到哪里去?当然是破产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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