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媒体的喧嚣与我的荒废]陈丹青局部

　　继《退步集》和《退步集续编》之后，著名作家、画家陈丹青先生最近出版了新书《荒废集》，我们还记得《退步集续编》中陈丹青提到之所以一退再退的原因，是要“退到历史深处，借一双眼，以更深刻照看今日种种文化现状”，而这本新书《荒废集》却坦言荒废，其中的原因与他这几年跟媒体打交道大有关系。不过。在陈丹青“退步”和“荒废”的背后，对国内媒体的观察却日渐“进步”和“精熟”。对陈丹青的这次访谈就主要涉及媒体与文化传播以及历史记忆、教育等问题。
　　
　　媒体逼我逃离
　　
　　记者：陈老师您好，就请您先谈您这些年接触国内媒体的感受吧。
　　陈丹青：我从认同媒体到今天对媒体越来越沮丧：我看到中国媒体在目前言论空间的尴尬。大家其实清楚：媒体最大的尴尬，就是它一方面似乎市场化了，需要大量内容填满它，竞争市场。另一方面，它表达的空间很有限。这种矛盾越来越尖锐。
　　记者：您写的文章、访谈一般都刊发在平媒的文化版或副刊版上，而这在整个平媒都是非常边缘的，所谓文化多与娱乐捆绑在一起。不做点标题党的工夫，文化方面的内容基本没人看，在量化(转载率、浏览量、打分制)的前提下，不做噱头直接影响编辑记者收入。
　　陈丹青：我非常体谅他们的生存困境。我说话比较坦率，记者乐意来找我，于是有两种情况出现：一是发现这家伙可以恶搞他。怎么恶搞?凡是一群媒体记者坐在下面，比如说发布会，或者到某省去签售，底下坐10几个甚至20几个媒体，我聊大约一个钟头，第二天见报，你会发现重要的话他不能登，不敢登，却挑一句次要的话，掐头去尾，断章取义，转换嫁接做成标题，制造耸动效果，照媒体的说法，就是“吸引眼球”。
　　我想任何一个受访者都不会喜欢这种情况。你因此成了一个花脸，一个滑稽的、胡言乱语的角色。
　　去年我跟王家卫交谈都市电影种种问题，其中夹杂一些俏皮话，比如说王家卫“看上去像个流氓”。第二天，所有媒体不约而同把这句话做标题，其他意思几乎不选。这种办法有效地使我和王家卫一场关于都市电影的谈话，变成了“陈丹青说王家卫是流氓”。
　　诸如此类。这几年几乎每次跟媒体见面都是这个情况，像约好了似的，10几家媒体一致挑出一句，制造耸动。要是在“文革”，这是可以致你于死命的，而且你根本没有分辩的余地。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更让人沮丧。我相信绝大多数记者没有恶意，他非常在乎我能够给他们做稿子的机会，但刊登以后，错别字，尤其是信息错误，太多太多了，几乎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全是错误信息。我自己写完稿子至少要看两三遍，不断改动，一直改到我觉得说清楚了，说准确了，才会拿出去。可是现在的年轻记者不知道是素质问题还是粗心大意，我无法遇见一篇清晰准确的记录稿。
　　比如说他们让我推荐书，我说到一本美国学者波兹曼的传播学著作《童年的消失》，我说看了以后，对作者的观点很“信服”。稿件刊登后，媒体将“信服”写成“幸福”。一本学术书，你读了怎么会感到“幸福”呢?
　　类似的例子使我怀疑媒体报道的真实。我记得李敖第一次到北大讲演，他说你们谈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第一件事情，就是“反求诸己”，可是记者根本不知道“反求诸己”这四个字，就用别的字凑成一个完全不通的词，使很要紧的一句话，变成不可理解。
　　凡是单独的访谈，好得多。通常记者会遵守事先的承诺，时间再紧，也会把文稿发到我邮箱里让我再过一遍，这样错误就会避免。
　　现在我只要看到一大群记者坐在下面，真的很害怕。但宣传书的活动我不能不去。比如我跟梁文道在新书发布会上做访谈，电视台录播，我们俩谈的大部分意思不能播出。记者得交差，最后就问些八卦，比如你们心目中最漂亮的女人是谁?《荒废集》中正好有一篇我谈论飞行的文章，其中最后一节写到飞机上巧遇范冰冰，于是主持人雷天引这一段。好，第二天几乎所有媒体报道把这场对话变成谈论美女，有一家媒体的标题竟是“陈丹青梁文道共话范冰冰”，可是梁文道没一个字谈范冰冰，而两个小时的严肃谈话，成功地变成无聊，这对范冰冰也很无礼，她无辜地作为话题给消费了。
　　我相信我说这些，大家会笑：这算什么，媒体从来就是这样。可是我得告诉大家，我在乎。媒体这么任意把你捏来捏去，最后我会害怕，走开。我猜这不是媒体乐意看见的事――我在清华混，混到最后只得逃走，现在我跟媒体混，混到最后，也只好逃走。你把一个人弄到逃走，不想跟你玩，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吗?
　　大家都油了，没有人真正关心这个人的言论，对媒体而言，就是抓点谈资，填版面。教育，养“士”还是养“工具”?
　　记者：中国以前一直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您觉得当前的-教育体制下，百年以后会为中国培养出什么样的“士”?
　　陈丹青：“养士”这句话不准确。所谓的“士”：士子、士大夫、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这些词，照古代的话讲，就是忠君、爱国、治国平天下，照现在的说法，接近独立人格，讲立场，讲底线，是有自尊的人格。
　　所以不是“为国养士”，而是“养工具”：你会玩电脑，你会造汽车，你会做飞弹，好，养这么一群“工具”。这种“养”从来没停止过。中国人聪明，科技人才不缺，但到头来政府也不满意，要呼唤有“创造性”的、有所谓“原创性”的科学家。有吗?看来没有。为什么?因为不是在养“士”，而是养“工具”。士，是有精神的，有人格的，工具只是工具，只知道被使用，不可能有“创造性”。所以最后发现养“工具”的教育不行，不满意，不成功。
　　这是养“工具”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叫你下蛋，而且是“原创性”的蛋，另一方面呢，这也要管，那也要管。
　　记者：那大学最近这两年推动的通识教育，安排通识教育课程，本科生阅读经典，您觉得这个事情会不会对当前的教育有一点纠偏作用?
　　陈丹青：当然好啊，通才教育之类，点点滴滴做起来，总比不做好。但问题是你要大家看书，哪有时间看书?哪来心思看书?孩子们大部分时间必须啃教材，啃教材为了什么?为了考试。考试为了什么?为了拿学位。这么一个教育的功利系统、功利链条，没有环节留给学问，留给读书――我指的当然是所谓人文书。
　　目前要紧的是实用教育。实用，就是立马见效。我每次跟大学生讲演，一对话，翻来覆去的问题就是怎么让我快点儿成功?快点儿混到像你这个样子?混到每个月有万把块钱收入。这才是他最关心的，最焦虑的。通识教育是文火，慢慢慢慢熬，你不能指望这锅汤10分钟就热。谁有这个心思?有这份耐心?热衷人文的极少数青年在这种功利文化中会痛苦，他周围没有求学气氛，他很不实际，很孤立。如今大学没有学术气氛、没有朝气，就是这个原因。
　　你只要稍微了解大学的情况，就发现教师心思不在教学，学生心思不在求学，大家混，快点混过这几年，拿个学位，弄个职称，对家长对社会有个交代：这是普遍状况。这时你来搞通识教育，请坐下来，安静下来，听我说说通识――这样的孩子有多少?就算有，多少年才能见效?对教育的整体会有什么影响，我想不出来。但不管怎样，你还是得去做，不做，更糟糕，更没希望。
　　记者：我参加过两次通识教育讲习班，去的人大约三四百人。
　　陈丹青：我也想接受通识教育，我没上过学，我非常想从头学起。大量经典我没读过，读了也未必懂。
　　记者：您在《退步集》到《荒废集》这三本书里面，非常关注您在大学的讲演以及学生的提问，他们一般的问题的确是非常实用、功利化取向，就是我怎么样成功?可能跟整体的大环境有关系，量化，大家都在量化，我能有什么用处，我能得到什么。
　　陈丹青：索性完全量化也好，量化多多少少是科学方式，实际情况是，目前教育的核心价值是机会主义，大面积的机会主义。什么是机会主义?就是看你会不会混，谁识时务，谁得好处，最后就是学会“混”，“混”就是“教育”。
　　记者：大学在混，知识精英也在混。
　　陈丹青：无比精致地混，混的哲学。
　　
　　(摘自《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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