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网络谣言典型案例【避免假设的“谣言化”】

　　 自媒体崛起，特别是twitter和微博等新媒体在资讯传播当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就如何面对社会化媒体和个人媒体中带有道听途说性质的个人信息发布，大众传媒的把关人功能如何得到发挥，SNS等新媒体如何增强自身公信力等问题，“谣言倒逼真相”的口号被再次提出。
　　我的建议是，引入学术理性与学术规范，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来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国内最早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是胡适先生，这一思想来自其老师杜威的社会学实验主义。对于新闻报道而言，记者的假设很重要，而记者的报道过程就是一个“求证”的过程。但是，让媒体和记者完全背负“求证”的责任是有一定难度的。记者求证的难度在于记者只能站在公众的角度看问题，被采访对象往往可能拒绝采访，无法获得所有想要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如果公众对某个事件会引起误解，那么记者的误解也是可能的；如果记者正常的采访被拒绝的话，那么这种误解的被传播，也是在职业免责范围之内。记者的小心求证，并非掌握事实之全部，而是秉承新闻真实性原则，有几分事实，说几分话。
　　但问题在于，当下记者越来越多地从个人媒体，譬如微博上，获得信息。在将个人媒体作为信息源通过大众传媒传播的这一步，就需要发挥把关人效用。一方面微博营运商自身在积极求证信息的真伪，另一方面，传统媒体在采纳信息源时，必须进行求证。这时候的小心求证的重要性在于，辨别已经公开的发布的个人信息的真伪，为大胆假设提供公信力的平台。例如在重大刑事案件立案和侦破初期，公安部门有相关报道的纪律，并非所有信息对公众开放，而媒体记者对此类信息往往特别关注。这时，记者无法从官方渠道获得信息，往往会依赖私下传播的个人信息作为新闻源，此时，求证就变得非常困难。这也成为“河南性奴案”引发公众质疑的原因之一。记者仅凭知情人的说法，就定性为“性奴案”显然是在信息不全面的情况下做出的适合传播最大化的假设。只是这一假设同样需要认真、细致的求证，不能把假设作为事实传递给公众。
　　此外，我反对把对假设的求证过程称为“辟谣”。原因和前提有三。首先，记者在描述“假设”时，必须注明这是一种假设猜测，而且要有充分理由支持这种假设。其次，假设需要被证实或者证伪，期间可以引入科学而成熟的学术研究方法，社会学、伦理学、传播学、心理学甚至证据学、法学都有相关研究方法，可以供记者采用。第三，如果被证伪，只是证明假设不成立，而不必直接把假设和谣言画上等号，这对于传媒形成科学的假设习惯是有害的。
　　如何避免假设的“谣言化”，还需要对记者报道的绩效考评进行改革，如果只是追求报道的轰动性、高收视、高转发，广告主的高度认同，那么损失的可能就是公信力。在调查报道中，引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必须改变现有的类似“哗众取宠”的媒介生态。
　　归根结底，谣言的正义化是不可取的，无论对于新媒体还是传统大众媒体而言。但是，对于透明度尚有不足的公权力，把传言作为一种假设进行求证，却是科学而可行的，有些传言譬如7?23事故第二天列车残骸中还有生命，被证实是真实的，而有些传言则被证明是虚假的。将传言作为假设进行小心求证，是及时制止谣言传播，增强传媒自身公信力，给公众一个真相的科学态度和有效逻辑。
　　（作者系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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