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六届奥运会电视转播]08奥运会开幕式超清版

　　进入2008年春天，北京奥运会的脚步已经不远了，作为中央电视台的资深体育解说员，在我近30年的职业生涯里，解说过很多场体育比赛，位是，参加奥运会的报道是每一个体育人，当然也包括体育媒体工作者的终极梦想。
　　空前绝后，6个人转播一届奥运会
　　
　　回首历史，我国第一次奥运会电视转播是在中国香港进行的。
　　事情是这样的，1984年，中国恢复了奥运大家庭的合法席位之后，中国派代表团参加了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但当时考虑到报道权太贵，亚洲有很多国家和地区承受不起，于是就由亚洲广播电视联合会(亚广联)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联合起来，一起购买报道权。在这些电视台当中，香港的TVB电视台是最有钱的一家，买报道权它出资最多。我们中央电视台当时经济状况稍差，钱也出得少。这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台都不去洛杉矶现场，而是到香港TVB电视台里制作节目。转播比赛的时候，就在转播间里对着从美国传来的信号解说。
　　当时我们的报道组一共只有6个人。带队的是当时体育部的主任朱继峰，另外还有哈国英导演，3个播音员是宋世雄老师、我和来自上海电视台的陈天明。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这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转播，全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我记得开幕式由宋老师解说，其中有15～20分钟，宋老师没怎么说话。我们的确不了解前方的各种情况，当时对美国文化也不太了解，对开幕式的创意内容更不了解，又没有提供解说词。宋老师的原则是：如果我不知道，宁可不说，也不能说错。
　　TVB电视台坐落在山上，我们就在半山腰租了一处公寓。房间里没有空调，正逢盛夏，每人一个电扇，睡觉之前都抱着电扇吹风。去TVB工作的时候，我们都是步行，每个人办了一张临时工作卡，吃饭可以去TVB的大食堂。那个时代，大家都舍不得吃，舍不得喝，手里如果真有点儿钱，还打算从香港买个“大件”回家呢。
　　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很长，因为美国和这边有十几个小时的时差，比赛都是在亚洲时间深夜里举行。我们排好了工作时间表，重要的比赛主要由宋老师来解说，其他的比赛由我和陈天明来解说。中国奥运健儿几乎天天有捷报传来，他们一共夺取了15块金牌。
　　在洛杉矶奥运会就要落下帷幕时，台领导又给我们下了一个重要任务。由于中国运动员的出色表现和历史性的突破，需要我们做一期中国健儿夺金的专题节目。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一个夺金的集锦。但在20多年前，这样的手法在中国的电视制作中还不常出现。朱继峰主任对我说：“小孙，这个专题你来配。”
　　我恰恰在那届奥运会从始至终对每一天的比赛情况和结果都作了认真的记录，中国代表团每一块金牌产生的时间、什么项目、举重的重量、游泳的成绩、体操的得分，我都详细地记录在我的小本子上。因此，当朱继峰主任把这个专题交给我配音时，我胸有成竹。我一边看导演编好的专题一边写稿子，只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前后一串联，一气呵成。朱继峰听完我的配音，大加赞赏。当时我心里特别高兴。首次转播奥运会的特殊经历对我各方面的锻炼非常之大。
　　在香港转播期间对我们还有一种考验，是身体的承受能力。由于时差的原因，我们每天昼伏夜出，黑白颠倒，人困马乏。连续半个月，我们的身体和精神都处在疲惫和透支状态。比赛进行到最后几天时，陈天明疲惫至极，再加上天热，吹电扇过量引起感冒发烧，几乎下不来床，只能休息调整。于是，本来分给他的足球、跳水等转播项目就全加到了我头上。我当时33岁，身体素质好，在转播期间还抓紧时间打打篮球，锻炼身体，最后顺利完成了所有奥运会的转播任务。像这样对体力的检验，也就像对我们转播节目的检验一样值得记述。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起点，也是我国奥运转播历程所迈出的第一步。现在想起来，无论怎样，六个人就去转播一届奥运会，一个播音员要解说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项目，简直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第一次独立购买奥运会报道权
　　　
　　从洛杉矶奥运会到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历经了从大喜到大悲的过程。中国健儿在汉城奥运会上只获得了5枚金牌。但历史证明，在度过那一段运动员青黄不接的时期之后，中国体育就全方位地掘起，重返世界舞台。而在这个过程里，中国电视体育转播与中国体育在共同发展成长。
　　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在中国体育和中国电视体育报道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中国体育来说，这是滑铁卢之后的崛起，中国军团的奥运金牌从5块回升到了16块。而且，这次世界的体育强国全部参加了奥运会比赛，金牌含金量更高了。对于中国体育电视来说，这也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独立购买奥运会报道权，这意味着我们不必像以前那样看别人脸色，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和方式制作节目了。
　　尽管我们想要大干一场，可是人力和物力都不够。1984年去香港转播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我们一行六人；1988年去汉城转播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只有十几个人；到了1992年去巴塞罗那，我们仍然只有二十几个人。但我们的工作量和1984年、1988年相比，却在翻着跟头上涨。
　　我们的工作条件仍然非常简陋。环顾左右，各国、各地区电视台都在巴塞罗那最大的会展中心里搭建总部和演播室，美国ABC电视台的总部，设在二楼一座可以容纳3000人的大厅里，有门卫严格盘查，闲人免进；内部应有尽有：转播部、传送部、播音间、配音间、演播室、后勤、库房，划分非常细致。而我们只租了会展中心的一个角落。空间相当狭小，里外只有三间。外边的屋子就算是总办公室，同事们在这里写稿子，也在这里吃盒饭。办公室的旁边是个小播音间，播音间的隔壁是个机房，可以在那里编片子。我们连前方的演播室都没有。到巴塞罗那前方的播音员还是宋老师、我和韩乔生，由于条件所限，我们三个人在整个奥运会期间没有在电视镜头里露过面。当年的那种情况，显然还不是一个大国电视台的形象。
　　尽管物质条件差，但我们有精神有斗志，我们是第一次独立购买报道权，是咬着牙做的一件大事。既然花了大钱买了报道权，转播一场比赛和转播100场比赛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尽量转播一切能转播的比赛，连预赛都不放过。可想而知，在人员紧缺、工作环境和条件简陋的前提下，我们在巴塞罗那的工作是一场极为艰苦的战斗，我们每天超负荷运转着。当这届奥运会结束之后，有一次宋老师在和本台的记者聊天时，感慨地说了一句话：“奥运会解说这活儿，真不是人干的活儿。”宋老师那一年53岁。 　　
　　从独立走向成熟
　　
　　对于中国电视体育而言，1995年是历史性发展的一年。从这一年开始，中央电视台成立了体育中心，开通了CCTV-5体育频道，对于我们原体育部的工作人员来说，显然有了更大的节目空间。此后，我们就建立以奥运会转播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四年一个轮回地操练人马。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我们报道组共60人，转播时间一下增加到600个小时。这次中央电视台拥有一个独立的大工作区，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无论是报道规模、出动的人员、演播室的布置和日常的生活条件等各方面有了国际大台的气魄。我们感叹――奥运会转播报道以人家为主、我们为辅，仰人鼻息，看人脸色的日子再也不会重演了。
　　现代奥运会从1896年开始，亚特兰大奥运会恰逢百年奥运。百年奥运的主题是绿色，于是我们所有主持人的西装也都做成了绿色。我们的总部也在亚特兰大的会展中心里，一走进我们中央电视台工作区域，就可以看到按照奥运会的绿色主色调布置的巨大演播厅，会让人立刻产生强烈的愿望――马上坐到主播席上去感受感受。
　　我们的记者也再不用和别人一起合用机房了。在演播厅的右侧，是一片很大的工作区，摆放着两排编辑机。左侧是一个访谈区，可以在这里做一些访谈类节目。同时，我们还有两个配音间和几个小型库房。在这样的工作环境里，真的感觉扬眉吐气。
　　在前线总部的规模上，我们已经超越了很多中等国家和地区，有很多国内的地方台和其他国家、地区的电视台经常来到我们的工作区域里拍摄。当时的李东生副台长在奥运会开幕前给大家开会时说：“这是我们在奥运会报道中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前方演播室，有了这么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我们还得拿出历史上最好的节目来。”
　　在亚特兰大，中央电视台实现了奥运会大规模运动报道的一次腾飞。我们向美国的电视同行学到采用单边注入点(单机拍摄)的报道形式在场边直播采访，让运动员立刻能宣泄他们的情绪，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
　　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报道工作被当年的马国力主任称为中国体育报道走向成熟的一届奥运会。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我们派出了126人的报道队伍，比亚特兰大的转播人数又翻了一倍，工作区域又增大到了300平米。2000年悉尼奥运会有6个单边注入点。中国军团在悉尼拿了28块金牌，其中有24块是产生在6个大项里。我们在每一个大项里都采用了一个单边注入点。
　　直到雅典奥运会转播时，我们彻底打破了体育中心专题部、竞赛部和新闻部的界限，组成了一个大的兵团，开始团队作战。领导对我比较信任，放手让我调配和使用所有解说员、新闻、专题的播音员和主持人。我根据每个人的业务特长，公正、平等地安排好每天的转播任务，大家都比较满意。我除了解说开幕式的转播外，还和宁辛一起担任演播室的总主串。每天的工作时间很长，从早上8点钟开播，直到深夜。在雅典，我们奥运会节目转播时间达到了1474小时28分钟，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他们叫我“孙开闭”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央电视台里的大多数同事开始叫我“孙哥”。一次，在分派大赛任务的会议上，韩乔生大声说：“孙哥，你简直就是孙开闭啊。”从此，我的另一个外号“孙开闭”很快就流传开了。
　　他们之所以叫我“孙开闭”，是因为我进央视近30年来，我参与解说了所有的体育大赛。在我的工作履历上，写着六届奥运会、五届世界杯足球赛、六届亚运会和全运会，以及不计其数的大小运动赛事。但凡我参与解说的大赛，大部分是由我来解说开幕式和闭幕式。日子一长，我似乎就成了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专业户。
　　解说开幕式和闭幕式，不像解说具体比赛那样有灵活性，可随意发挥，游刃有余。大型运动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往往涉及国家和地区的名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称，它的综合因素很多，影响力极大，一旦说错，常常有不可挽回的政治后果。
　　在我解说过的那些大型运动会的开幕式里，2005年江苏第10届全运会的开幕式离现在最近，也最有故事。
　　开幕式是一个运动会成功的一半，而转播开幕式的重中之重，就是介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这部分，政治意义极重。
　　为了开幕式，组委会特意调来了中央电视台新闻部的一位女记者吴芳来帮忙，她平时就主要负责时政新闻，政治意识强，人脉广。在南京，她每天负责和中央办公厅的人联络，然后由她按照中央办公厅的精神与各部门进行协调。
　　最后直到开幕式临开始前40分钟，领导人的名单终于到了我手上，吴芳和开幕式的导演齐宪役一起来跟我核对细节。按照正常程序，当我宣读到：“各位观众，出席今天开幕式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一听到我这个“有”字，电视画面上就应该出现胡锦涛主席的特写，然后我把语速频率放慢，再继续宣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稍作停顿，再介绍其他的领导人。当时核对完毕，开幕式已万事俱备。
　　当晚8点，礼花齐放，灯火通明，开幕式上演了。前面都风调雨顺，然而当我念到“出席今天开幕式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的时候，我的语速已经相当慢了，但并没有像约定的那样，将胡锦涛主席的特写镜头切至电视画面上。我当时心里一紧，立刻感觉到，一定是在某个环节上出现了偏差。我没有继续念下去，开始紧盯着面前的监视器等待。我当时只想，这是中央电视台在播出，甚至向海外转播，我必须等胡锦涛主席的画面出现，在允许的范围内停顿一下。我看着监视器上的时间，我等了3秒钟。但在那样的环境下，这3秒钟显得相当漫长。我实在不能再等了，就再次把语速放慢，缓缓读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读完胡锦涛主席的名字，我再次停顿下来，又过了一两秒之后，胡锦涛主席的画面终于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转播完我才知道，当时胡锦涛主席的特写画面出不来，是因为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正和胡锦涛主席说话，还有一个翻译夹在他俩中间。又没有人好去跟胡锦涛主席说，让他注意看镜头。吴芳他们急得不得了，只能跟那个翻译打手势。当我念到“国家主席”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这个时刻。翻译赶紧撤了出去，胡锦涛主席立刻坐正，罗格也回归原位，镜头瞬间切到了胡锦涛主席的身上。
　　就是这样的3秒钟避免了转播事故的发生。其实并不是说我有什么先知先觉的意识，但是，我认为这是新闻工作者该有的素质。
　　印象深的还有一次是1999年在天津世界体操锦标赛的开幕式上，在介绍运动员入场的时候，突然发现中国台北代表团打的牌子是“中华台北”。有人说：“他们牌子怎么打，咱们就怎么念。”我立刻说：“不行，他们举中华台北牌子是得到国际奥委会认可的名称，但在咱们的转播里，必须是中国台北。”调音师一紧张，把声音整个都关掉了，等于介绍各代表团入场时就把中国台北漏过去了。如果真漏了，也是政治事故。我赶紧打手势，让调音师把声音全推上去。后面的代表团已经走上来了，我赶快补了一句：“现在入场的是×××代表团，在×××前面出场的，是中国台北代表团。”
　　原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主任，现北京奥林匹克转播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马国力说：开幕式的解说其实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的潜台词是，你决不能出错。在我的记忆里，凡是孙正平解说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到现在为止，没有出过任何错误。
　　“新闻联播”著名主持人罗京说：最令我佩服的是孙正平在极快的语流中还能保持语言高度清晰的专业能力，这对于一个非科班出身的播音员来说更显得难能可贵。孙正平正是以他的稳定性在本行业中始终处于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觉得，这是同行们对我作出的中肯评价。我的两个心愿
　　2007年末，我出版了一本书，名字叫《声涯》，上面详细叙述了我的体育解说播音生涯，乃至我的整个人生。我想，在体育记者的一生当中，如果有幸参加在自己的祖国举办的奥运会，那应该是最大的幸事，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现在这个梦想即将实现。
　　2008年，我们将在家门口迎接奥运会，我所在的中央电视台作为北京奥运会的主播电视台和信号提供方，将把北京奥运会的盛景传向世界各地，作为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目前参加工作时间最长的解说员和播音员，在转播生涯当中，我已经没有什么缺憾，但我仍然有更多的向往――解说2008奥运会的开幕式是我的一大心愿；同时如果能成为奥运会火炬接力的火炬手之一，跑完光彩夺目的400米，也是对我人生的_，种奖赏，将使我的体育人生倍添光彩，成为永久的回忆。
　　
　　编辑/任娟woshirenjua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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