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的心【献花女孩的心底珍藏】

　　蓝天白云，鲜花碧草，蝉鸣蝶舞，童真童趣……我的少年时代是伴随着“让我们荡起双浆”的歌声度过的，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虽然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但是在我记忆的沉淀里，它永远是最亮丽最圣洁的一幅美图。
　　“我们是祖国的花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孩子们最爱说这句话，就连当年唱遍全国红透中华的儿童歌曲，也都像花儿一般美丽动人：“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着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鲜艳的红领巾，美丽的衣裳，像朵朵鲜花开放……”“春风吹，春雨洒，娇艳的鲜花吐着芬芳，抬起头，挺起腰，张开笑脸迎太阳……”
　　如果说，新中国的少年儿童是幸福的，那么北京的少年儿童更幸福。记得我家来了外地的亲戚，都会带着羡慕的语气说：你们多幸福啊，生活在北京，党中央毛主席身边……
　　我长大以后才知道，其实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层的政治斗争已经十分复杂，新中国的大船在惊涛骇浪中跌宕起伏，千疮百孔。但是我们一无所知，祖国的花朵们似乎生长在世外桃源，有阳光雨露的关爱呵护，不懂什么叫风吹雨打，什么叫艰难险阻。
　　小时候，我家住在北京正义路3号团中央机关大院，这一带是北京的中心，步行去天安门只需10分钟。那时共青团的地位很高，党中央十分关心重视共青团的发展建设，我们这一批团中央机关干部的子女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充满理想与朝气的环境里。
　　1960年我上小学，1966年毕业。我的母校是东交民巷小学，它创建于1955年，原来是北京市委市政府子弟小学，后改名为东交民巷小学。它的生源主要来自周围的国家机关、政府部门，如公安部、团中央、全国对外友协、北京市委市政府、市公安局、北京医院等机构，学生素质普遍比较高。
　　早晨，在洒满阳光的课堂里，传出我们朗朗的读书声；操场上，回荡着清脆嘹亮的《少年先锋队队歌》：“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每年的清明节，少先队员们列队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缅怀无数先烈，满含热泪唱着：“在波浪滔滔的赣江旁，有方志敏同志战斗过的山冈，在白雪皑皑的森林里，有杨靖宇将军住过的茅草房……”六一儿童节到了，是孩子们的盛大节日，学校里组织联欢会，各班同学表演着声情并茂的朗诵、生动活泼的歌舞……
　　“校园花季梦忆空，似云似雾又似风。”每当回想起6年的小学生活，我心中就涌动着一股暖流，蓝天一般的明净，泉水一般的清澈，而最使我刻骨铭心的，当属那一次次为外宾和国家领导人“献花”的幸福经历。
　　
　　给外宾献花
　　
　　上世纪60年代前半期，新中国外交事业蓬勃发展，与亚非拉国家的交往日益增多，中国领导人频频出访，各国首脑政要也不断来华访问。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迎送外国客人特别是重要客人，都少不了少年儿童献花这道隆重而热情的仪式。东交民巷小学得天独厚，紧靠北京市委市政府，有了献花任务，市里经常交给东交民巷小学，于是校领导和老师们就挑选一些学习好、品行好、相貌好的孩子们来担当这个“光荣的政治任务”。
　　被选中参加献花的孩子，心里真是甜蜜蜜美滋滋的，有一种受宠若惊的喜悦。其实当时我并不大懂得“政治任务”的含义，只是本能地单纯地想：能穿着漂亮的衣服去机场献花，太让人向往，太让人羡慕了。以前我曾经在电影上看到过少先队员献花的镜头，好生眼热，但从不敢奢望自己也会有这样的幸运。然而有一天，的的确确，真真实实，幸福降临了。
　　我已经记不起第一次献花的具体时间了，可能是三年级或四年级的某一天，我们几个同学被叫到校长室，教导主任郑重地说，“现在要交给你们一个光荣的任务，明天去首都机场欢迎来访的外国客人，代表全国的少年儿童给外宾献花。你们要充分表现出新中国少年儿童天真可爱热情友好的精神面貌……”听了教导主任一番话，我十分激动，回到教室，连课都听不进去了，那天晚上兴奋得几乎一夜没睡。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准时在学校集合，老师把我们领到市委大院，有一位干部模样的阿姨专门负责给我们介绍情况，讲解什么叫献花，应该怎么做，还进行了练习。
　　我记得献花还要分“主献”(也叫献主花)和“普通献”，“主献”是指给最重要的外宾献花，如某国家首脑和他的夫人，或是某代表团团长、副团长；“普通献”则是献给一般成员。哪个孩子被选作“主献”，最让人羡慕，称得上“花中之王”，而每次只有一个或两个孩子能够获此殊荣。我没有那个福气，也没有那个奢望，因为只要能参加献花，就已经是幸福满满了。
　　练习完毕，阿姨带我们去换衣服，走过办公楼里一道用红色水磨石铺地的光亮走廊，打开一间房门，这就是换衣间，一排排柜子里挂满了各种各样的衣服，我们眼前一亮：多漂亮的衣服，有呢料的裙子、红色的小皮鞋，还有绸子做的红领巾……阿姨为每个人挑选着衣服，我们都迫不及待地换下自己朴素灰暗的衣裙，穿上新衣服，接着又有阿姨来给我们脸上涂胭脂，抹口红。哇!这么一打扮，每个人都变成“小帅哥…‘小美女”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七分兴奋三分羞涩，笑个不停。然后，我们坐上专门接送献花少年的大骄车，直奔首都机场，车上，大家忍不住放开歌喉，洒下一路歌声，引得行人的目光都追着我们的车跑。
　　到了机场，先来到一个大厅，只见一束束用透明玻璃纸包好的鲜花整齐地摆放在桌子上，我们每人领到一束花，小心地抱在怀里，然后排好队，走到外面的广场，整齐地站在指定的位置上，静静等待着。我怀抱那束还带着露水的鲜花，闻到一阵阵醉人的花香，心里比花还美呢!看看其他同学，个个都和我一样陶醉。这时，广场上已经站满了欢迎的群众队伍，人人手举彩旗和花束。不一会儿，一架飞机由远而近降落在机场，外宾走下飞机，国家领导人上前迎接，群众队伍挥舞花束有节奏地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乐队也奏起了欢快的曲子。这时，我们有点紧张起来，好在身边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在他们指挥下，我们手捧鲜花一拥而上，跑到每一个外宾面前，右手高举过头顶，行少先队员的敬礼，然后双手将鲜花献上，脸上露出天真灿烂的笑容……外宾们高兴地接过鲜花，和我们握握手，或是拥抱一下，也有的外宾亲亲我们的脸颊。外宾们在国家领导人的陪同下向前走了，我们也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离开了机场。
　　
　　与周总理陈外长共进早餐
　　
　　一次献花的完整程序大致就是这样。
　　在我记忆里，小学四五年级是献花机会最多的两年，不仅欢迎外宾，还要欢送外宾，外宾大多来自 亚非拉国家，有的代表团很庞大，献花的少先队员人数就多，有时外宾人数少，献花的孩子也就少。每一次接到献花任务，我都像第一次献花时那样充满幸福感和荣誉感。我还记得，除了我们小学以外，芳草地小学也参加，有时两个学校的孩子们一起献花。
　　其实，我之所以会激动兴奋，并不是因为看见了那些各种肤色的外国人，最主要的原因是有机会亲眼见到我们所敬爱的国家领导人：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长……每一次，当我近距离地见到日夜敬仰的领导人，甚至有机会和他们谈话，面对他们慈祥的笑容时，我都觉得像是做梦一样，每一分每一秒都弥足珍贵，终生难忘。
　　记得一个夏天的清晨，我们十几个同学接到了献花任务，是欢送一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团，规格很高很隆重，周总理、陈外长亲自到机场，还有载歌载舞的群众队伍。
　　送走了外宾，老师领着我们到机场餐厅吃早点，当推开餐厅的大门时，大家一下子停住了脚步，叽叽喳喳的谈笑声也戛然而止，谁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偌大个餐厅里只有两个人在用餐，那就是敬爱的周总理和陈毅外长。
　　两位领导人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去，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一齐高喊：周伯伯陈伯伯好!他们笑着点头说：孩子们好。
　　我们围着一张圆餐桌坐下，不远处就是周总理陈毅外长的餐桌。大家你看我我看你，眼睛似乎都在问：这是真的吗?不是做梦吧?
　　过了一会儿，总理和外长吃完了饭，起身向我们走来。他们和蔼慈祥地微笑着，围着桌子慢慢走，和每一个孩子说话，问我们是哪个学校的?几年级了?哪里人?
　　幸福来得太突然，同学们都有点紧张，不知说些什么好。幸亏有个同学很大方，伶牙俐齿地告诉总理：她出生在外地，原来在外地上学，后来家搬到了北京，才转到北京来上学。
　　陈外长笑着说“噢，还蛮复杂的嘛!”
　　大家都笑了。
　　这时，总理已经走到了我的身后，微微俯下身和蔼地问道：“你是哪里人?也和她一样吗?”
　　我转过头望着总理，激动得心跳都停止了，舌头也不听使唤了，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是北京人。”
　　总理点点头，又转向了另一个同学。
　　总理挨个问完了话，最后对同学们说：“你们好好吃饭，多吃点，但要当心，别吃得像陈伯伯那么胖。”
　　陈外长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打趣说“他们要像我那么胖，就糟糕喽!”
　　大家又开心地笑了。笑声里，两位领导人向我们挥挥手，离开了餐厅，我们一齐高喊：周伯伯陈伯伯再见!
　　那天，我们都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
　　除了周总理和陈外长，我们还见到过刘少奇主席。
　　有一次，也是欢送非洲国家的外宾，刘主席和夫人王光美都来到机场。客人登上飞机以后，献花的孩子们把刘主席和王光美阿姨团团围住了，希望听到他们的谆谆教诲。刘少奇主席严肃深沉，不苟言笑，王光美阿姨雍容高雅，和蔼热情。她亲切地对我们说(大意)：那个国家(指刚送走的外宾)和我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但是他们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就要和他们友好。
　　尽管对这些话似懂非懂，但大家都认真听，一个劲儿地点头。
　　在王光美阿姨说话的时候，我注意到，刘少奇主席静静地站在一边，抬头望着天空，这时，客人的那架飞机正直冲蓝天。
　　荣幸地见到了刘主席、周总理、陈外长，我不由得幻想：什么时候能见到毛主席呢?可当时毛主席几乎从不到机场迎送外宾。
　　然而，当终于有一天，毛主席难得地出现在机场时，我却把这次宝贵的机会失去了。
　　大概是1964年的秋季，有一天，我和三四个同学被叫进校长室，大家知道，肯定又有献花任务，心里都很高兴。不巧的是，当时我嘴上长了一个口疮，校长见到后很关心地问我：“嘴上怎么长疮了?”我小声说：“可能是上火长口疮。”校长又和蔼地说：“那你就别去了，换一个人吧。”我点点头离开了校长室。当时并没觉得什么，心想：反正献过好多次花了，少一次也不要紧嘛。
　　就在这天的晚上，电台里广播了一条重要新闻：周恩来总理访问苏联回国，毛泽东主席亲自到机场迎接。
　　当我听到这条消息时，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我没去成的这次献花，是不是就是迎接周总理?
　　我赶紧跑去问一个参加了献花的男同学：今天是不是给周总理献花?他说是。我又问：你们见到毛主席啦?他说见到啦!
　　当时我懊丧得眼泪差点掉下来，捶胸顿足，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大声喊：这个可恨可咒可气的口疮，干吗早不长晚不长，偏偏这个节骨眼上长?把亲眼见到伟大领袖的机会都丢掉了!
　　如果说，一个人一辈子总免不了有几次遗憾，那么，少年时代这次献花机会的失落，可以算是我此生的一大憾事，即使几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还挺怅然的呢!
　　当年除了参加学校的献花活动以外，我所居住的团中央机关也常有迎来送往的外事活动，于是我们这些机关干部的孩子们也就当仁不让地被选作献花小天使。
　　在我的记忆里，有时献完花，还要和外宾、国家领导人一起合影，如果是很重要的外国客人，现场将被拍成电影纪录片。但是，这些宝贵的资料我们很少能看到，更别想留张照片做纪念。这也可以算一个遗憾吧。
　　想不到，几十年后，遗憾得到了弥补。
　　2005年，为纪念母校东交民巷小学50年华诞，校友们刮起寻找老照片的“旋风”。终于，一张40多年前我们十几个少先队员在机场献花的照片被发现了。看着这张已经发黄的模糊不清的老照片，我依稀记起了当时的情景。那一次，我们团中央的十几个孩子(都是东交民巷小学学生)接到献花任务，去机场迎接从莫斯科回国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也亲临机场迎接。献花后，一起合影，当时我就站在胡耀邦书记身边。第二天即1964年9月28日，《人民日报》第二版登出了消息和照片。
　　我十分珍惜这张照片，因为它是献花少年的幸福记忆。
　　
　　编辑　王文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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