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建立了中国第一座地震台|中国建立的第一座桥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汶川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地震。中国地震台网于14时41分36秒，迅速测出了震中、震级和发震时间。整个过程仅仅用了13分36秒，为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部署、指挥抗震救灾提供了必要和可靠的数据。这说明中国地震台网的建设已经具备了相当水平。虽然中国的地震研究工作还不尽如人意，但是了解中国地震研究发展的人们深知，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却是历经了艰辛。在北京西部，有一座中国人自己建成的第一个地震台，它就是最好的见证。
　　位于北京城西30公里的鸷峰，现在已经被辟为鹫峰森林公园。它南连太行余脉，北靠燕山山区。这里林木茂密，古迹众多，人文景观不胜枚举：鹫峰山庄、秀峰寺、响塘庙、和尚塔、金仙庵，杨家花园、贝家花园，还有附近的千年古刹大觉寺等等，都是怀思古之幽情的人们流连忘返的地方。这里又是华北地区植物品种最多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大觉寺中古老的玉兰树每当春天来临时，就绽放出洁白的花朵，为这里增添了一片灿烂春光。尤为难得的是，这里还有一处科学胜迹――兼具科普、纪念和科研三重任务的鹫峰地震台，这是我国科学家自己建造的第一座地震台。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地震研究迈开了艰难的第一步。
　　
　　谁建立了第一个地震台
　　
　　1931年，一位“独行侠”来到在北京西北部的鹫峰，他就是被称为“中国地震研究第一人”的李善邦。他单枪匹马到这里来，是为了建立中国的第一个地震台。
　　李善邦出生于广东兴宁县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幼酷爱读书，学习成绩也很好。但是因为家境贫寒，父亲一度想让他辍学经商。幸运的是，他的祖父坚持让他读书，并拿出多年积蓄资助他，家族中的许多长辈也慷慨解囊相助，他才得以在20岁那年考上东南大学(现在南京大学的前身)物理系。他学习努力、天赋又高，受到了著名教授叶企孙先生的赏识。
　　大学毕业后，经朋友推荐，李善邦在南京当了一名中学物理教师。他本想就一辈子以教书为生，不想，北伐战争烽烟突起，孙传芳的败兵在南京抢掠烧杀，老百姓躲在家里都会祸从天降，谁还敢让孩子上学?兵燹之乱，一介书生何以安身?而且“屋漏又逢连夜雨”，李善邦偏偏在这时染上了肺病，连咳嗽都带着血痰。万般无奈，他只好回到老家去谋生养病。
　　在家乡，李善邦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就是在县中学当教务主任，同时担任物理和英语教师。中学教师的收入很少，只能够勉强度日，想要治病是不可能的。幸好，一位天使降临到他的身边，这就是他的学生罗海昭。罗海昭是华侨富商的女儿，但是没有一点大小姐气，她不仅勇敢泼辣、敢作敢为，而且很大度。罗海昭敬仰李善邦的才学，更钦佩他在逆境中拼搏的精神。而李善邦也很看中罗海昭的人品。两人情投意合，很快就互生爱慕之心。罗海昭的父母却反对这门婚事，这也在意料之中，他们主要是担心李善邦身体不好，有肺病。罗海昭却说：“有病可以治嘛。再说，咱们家是卖燕窝鱼翅的。燕窝鱼翅有的是，给他吃一些不就治好了吗?”
　　终于，李善邦成了罗家的女婿。罗海昭的父亲慷慨地拿出了许多燕窝给李善邦服用，岳母也对他关心备至，罗海昭更是无微不至地呵护。靠着珍稀的补品，更靠了世上难得的亲情。奇迹在李善邦的身上出现了，在当时认为很难治愈的肺病居然被李善邦和他的亲人赶跑了。
　　然而，世事多磨，到了1929年，李善邦又失业了，偏偏这时妻子又怀孕了。正在最困难的时候，李善邦忽然接到叶企孙老师的电报，推荐他到地质调查所工作。这真是及时雨啊!
　　原来，1920年12月16日，我国甘肃发生了8.5级特大地震，震中为海原(现属宁夏)。这是中国20世纪最强烈的地震，南至四川成都，东至上海、天津，几乎大半个北部中国都有震感。由于当时的科学技术落后，社会弊端重重，死亡人数竟一直没有确切的统计，有人估计总数在30万人以上，最保守的估计也在10万以上。当时在北洋政府地质研究所工作的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亲自带人前往灾区考察。看到如此惨烈的灾害。他痛感必须在中国开展地震研究，而第一步就是要建立地震观测台站。为此，他找到了当时已经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叶企孙先生，请他推荐人才，要求是物理好，英文好。叶先生想到，李善邦不正符合这两个条件吗?于是就发电邀请。
　　李善邦没有想到时隔多年，叶企孙老师还在惦记着他，非常感动，能到地质调查所工作，也是非常难得的机遇。可是李善邦又犹豫了，因为妻子正在怀孕，需要他照顾。没有想到罗海昭却对李善邦说：“你要是错过这个机会，就只能耽误在这小小的县城里，你的才学再也找不到发挥的机会了。”
　　面对这样识大体的妻子，李善邦还有什么话可说!他挥泪告别妻子，登上了旅途。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出一番事业报答妻子的深情厚爱。
　　虽然中国是一个地震多发的国家，可是由于社会、科技长期落后，在1930年之前，中国竟连一个自建的地震观测台也没有。地质调查所只能派李善邦到上海徐家汇地震台学习地震观测技术。那里有一个由外国人办的地震观测室，负责人叫龙相奇，是个意大利人。谁知，龙相奇竟然看不起这个没有留过洋，资历和学历都不算高的李善邦，同时也不愿将金针度与人，不仅不传授任何地震知识，还一直让李善邦做地震记录用的熏烟纸，那可是连文盲都能干的活计。万不得已，李善邦只好自己钻图书馆、跑书店、东挪西借，想方设法找书看。过了些时候，他积累了一些问题，到龙相奇那里，客客气气，恭恭敬敬向龙相奇当面求教。人说。从学生的问题里，就可以知道他的水平如何。龙相奇一听李善邦的问题，大为震惊，这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什么时候无师自通地闯进了地震研究领域，学到了这么多他从来没有透露过的知识?当他得知李善邦靠自学初步掌握了关于地震的知识后，态度有了转变，开始履行教师的职责了。不过，龙相奇愿意向李善邦传授知识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龙相奇是一个“洋官迷”。这时，翁文灏担任了农商部部长，为了让龙相奇传授真经，便投其所好，给他弄了一个“农商部顾问”的头衔。
　　1930年地质调查所决定把第一个中国人自己建造的地震台设在鹫峰，于是李善邦就受命来到鹫峰山下建站。这里有一块地，是一位热爱科学的著名律师林行规先生捐赠的。
　　
　　从第一地震仪到第一地震台
　　
　　鹫峰地区虽然风景优美，但是条件艰苦。那时，从城里到鹫峰所在的北安河只有毛驴，在西直门有驿站，向旅客提供这种慢吞吞的古老的交通工具。骑上驴，当天想赶到鹫峰是不可能的。途中还要找店住宿。这里有一座著名的温泉中学(现在的北京47中)，人们竟称这里 的学生为“山学生”，足见这里的偏僻。鹫峰地震台初建之时，李善邦只能住在古寺当中，听松涛入梦，与青灯为伴。后来，他又找了一个新的自娱自乐的项目，就是在房顶架起一个天文望远镜，白天测地，晚上看天。
　　中国的第一个地震台安装的是德国制造的地震仪。为了安装它，李善邦亲自动手干各种零活，木工、铁工、泥瓦工，样样都来。可是那地震仪安好后就是不肯动，别说记录远处的轻微地震，就是鹫峰崩塌了，它也不会有任何反应，这怎么行呢!李善邦只好自己对照德文说明书，反复调试，可是那台地震仪好像被孙悟空施了定身法一样，仍然傻呆呆地一动不动。有一天，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教授到地震台来视察，他看看地震仪，又拍了拍它，鼓励李善邦说：“这不是什么精密的仪器，不必非得照说明书说的做，尽可放开了手脚干，坏不了!”
　　原来，这种地震仪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娇贵，也不像说明书讲的那么玄乎。这下，李善邦的胆子就大了，他把说明书扔在一边，一边研究这台德国地震仪的构造，一边调试。最后，终于摸清了这台洋设备脾气，把它调试好了。1930年9月20日，国际标准时间13时2分02秒，中国鹫峰地震台记录到了第一个地震，这就意味着中国人自己建的第一个地震台落成了。李善邦和他的同事们激动极了，那时许多地质界和教育界的名流都前来参观祝贺。李善邦兴奋地挥毫录写了一首诗挂在地震台的墙上，那是中国地质界的先驱、地调所所长翁文灏特意为鹫峰地震台落成而写：地动陇西起，长安觉已先。微波千里发，消息一机传。科学开西哲，精思仰昔贤。空山研妙理，对此更欣然。
　　有了地震仪，只是开展地震研究的第一步，要持之以恒地工作下去，困难就接踵而来了。为了准确地观测地震，必须定期到城里的图书馆去查有关资料。李善邦只能骑着毛驴往返，来回一趟要一百五六十里，当天赶不回来，夜宿又常受风寒之苦。李善邦自小就体弱多病，体质一向比较差，几乎每进一次城，都要生一场病。那时，李善邦有两位助手，一位是从北安河招来的本地人，名叫贾连亨，文化程度虽然不高，可是为人勤快、忠厚，给李善邦帮了不少忙。还有一位姓潘，是个大学生，没有多久，因为受不了这里的清苦，又被毒虫咬伤，便离开了地震台。那时地震台所在的北安河乡没有电，地震仪每隔十天半月就得充一次电，他和贾连亨只好用牲口驮着电池，到40里以外的清华大学去充电。常常是披星戴月地出发，又披星戴月地回来。经过不懈的努力，中国的第一个地震台不仅建立起来了，而且能够按照国际标准，定期发布地震记录报告，渐渐在世界上有了些名气。看到鹫峰地震台很有成就，地调所决定，把鹫峰地震台扩建成“鹫峰地震研究室”，由李善邦任主任，它就成了我国第一个专门的地震研究机构。不久，鹫峰地震台以国际通用格式编印的《鹫峰地震月报》和《鹫峰地震专报》便成了世界地震观测的重要文献。到了1937年，鹫峰地震台已经成了国际上一流的地震台。
　　当时，地震研究在我国是一门新学科，只凭自己摸索是不行的，李善邦非常希望有机会到国外去学习、考察。1931年，这个愿望实现了，他得到了一个在日本东京大学研习地震学的机会。不想，只学了几个月，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热爱祖国的科学家如何能在日本呆下去?于是他放弃学习，愤然归国了。所幸的是，从1934年到1936年，李善邦得以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和德国进行学术交流，并有机会向一些国际著名地震学家如维歇尔、古登堡等人请教，收获不小。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华北，李善邦辗转撤退到南京，不久，南京又遭日本飞机轰炸。地调所又要撤退。李善邦不忍妻子儿女跟着自己过动荡不安的生活，就和妻子商量，一家人分成两处，妻子和孩子们回广东老家，自己跟着地调所撤退。妻子是深明大义的人，虽然依依不舍，但是为了孩子，为了李善邦能无牵无挂地应付这混乱的局面，她还是回广东老家了。家人走后，李善邦又全力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可是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节节退缩，日本军队进展得很快，李善邦的工作常常是刚刚开展起来，就得放弃，继续撤退。长途跋涉的劳累还不算什么，他有一个最沉重的心结，却一直解不开，就是不知道鹫峰地震台会有什么样的遭遇。日军进占北平的时候，封锁了北平郊区，李善邦因为有事，被困在北京城里，不能回鹫峰地震台。无奈之中，只好捎信请贾连亨处理地震台的善后事宜。此后，两人就断了联系，李善邦一直不知道地震台的设备是否落入了敌手，也不知道贾连亨的下落。
　　没想到，在动荡不宁的战乱生活中，也有幸运的事情发生，就在往重庆撤退的路上，李善邦突然在滚滚的难民流中遇到了贾连亨，此时此刻，可比古人所说的“他乡遇故知”还要高兴!从贾连亨那里他才知道。鹫峰一带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活动，附近的妙峰山更是中共领导的平西游击队的根据地。因此，日本军队还不敢在这一带为所欲为。鹫峰地震台的仪器设备已经交给燕京大学物理系代管。贾连亨不辞辛苦和危险，千里迢迢到重庆来，就是来找李善邦的。得知鹫峰地震台的仪器设备保存了下来，李善邦长舒了一口气，自抗战以来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上世纪60年代曾经有一句口号：“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其实，李善邦早在三四十年代就是这么干的。地调所撤退到重庆北碚后，善于钻研的李善邦又排除重重困难，开始研制中国的第一台现代地震仪。那时的困难之多，一般人难以想象，日寇的飞机常常来轰炸，工厂很少，设备也差，画出来的图纸无法加工。万不得已，他就想办法自己制造零件。他和同伴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台车床，却发现车床上缺少一个大飞轮，而且哪里也配不到。李善邦苦思冥想，竟想出了用石轮代替铁轮的奇招，他让石匠打了一个石轮，装上一试，车床竟然勉强能用了。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就是没有电力带动，这可如何是好?李善邦干脆就用人力推动车床运转。用这个怪诞的石器时代和工业化时代结合的产物，李善邦和他的助手们居然也加工出了合格的零件。实在没有办法加工的零件，他们就千方百计找代用品，最后连皮鞋油盒都派上了用场。就这样，李善邦终于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地震仪，因为翁文灏先生号“咏霓”，为感谢他对地震研究工作的支持，这台地震仪被命名为“霓式”地震仪，又称为“I式”地震仪。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台现代地震仪，因此有人称李善邦为“现代张衡”。1943年9月，这台地震仪先是记录到了成都地震，接着又记录到了土耳其地震。到抗战胜利时，它一共记录到远近、大小共109个地震。李善邦敢想敢干，富于创造精神，因此也更加出名。 　　
　　利民研究：水库与地震
　　
　　抗战胜利后，李善邦跟随地调所来到南京。他修复了几台地震仪，建起了南京燕子矶地震观测台。但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尤其是光复后的腐败行为，已经让李善邦深恶痛绝。国民党政权在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般的攻势下，行将败亡，在逃离大陆的前夜，他们强令各科研机构和人员也迁往台湾。李善邦和地质调查所的同事们坚决反对搬迁，他们同国民党当局展开了一场智斗。他们想出种种办法拖延搬迁，当局怒不可遏，正想拿出些颜色给他们看看，忽然得到报告，说是地调所要搬迁了。负责督办的官员亲自跑去观看，只见地调所内，一个个木箱整齐地堆放在一起，箱子上郑重其事地用油漆写着“精密仪器，轻拿轻放”，“请勿倒置”、“严防受潮”。官员们不大放心，还去搬了搬那些箱子，觉得就像耗子搬大山，纹丝不动，看来里面装的是真货。这回地调所真的是要搬了，官员们总算松了一口气。可他们哪里知道，那些箱子里装的都是生了锈的铁锤、废旧的工具。这些东西又不值钱，又压分量，装进木箱，应付当局检查最合适。这些把遣散费拿去买米的妙计，在木箱里装废旧工具的绝招，都和李善邦有关。地调所抵制南迁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多年后，李善邦在谈到抵制南迁的动机时说，“当时我们并不了解共产党多么好。但是了解国民党多么坏。”
　　解放后。李善邦的才干得到了施展，那时赵九章是地球物理所所长，可是因为工作繁忙，有一段时间常不在北京，就由李善邦代理所长。这时，他除了抓地震台站的布设外。还改进了“霓”式地震仪，命名为“51”式，并且投入了批量生产，以满足当时的急需。李善邦不仅在地震研究上硕果累累，解放后，为适应大规模建设的需要，他还和秦馨菱、谢毓寿等著名专家一起，培训了大批地震研究人员。建设地震台网的工作也卓有成效，从30年代中国的独子一鹫峰地震台，到遍布全国、星罗棋布的地震台网；从只能简单地发布地震报告到深入广泛地开展地震研究，中国地震研究的每一步，都有李善邦的贡献。
　　说起李善邦，有两件不能不提的事。1960年，广东的新丰江水库建成了，可是刚一蓄水，库区就频繁发生地震，而且随着水位的升高，地震越演越烈，多时甚至达到一天几百次，如果这个水库出了问题，将威胁东莞、广州，甚至香港等地的安全。为此，周恩来总理亲往新丰江水库视察，并指示中国科学院尽快进行调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受领任务后，决定由李善邦主管这项工作。李善邦一方面委派地震专家谢毓寿组队赶赴新丰江考察，同时又与中国科学院地质所、地质部地质力学所积极协作，对新丰江水库开展全方位调研。
　　过去，人们不知道水库和地震还有什么瓜葛，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国外发生了几次水库诱发地震的事例，人们才开始认识到二者之间的关系。谢毓寿带领考察队在现场工作了一年多，纪录地震2万多次，终于查明了发震机制，指出离大坝仅600多米有一条“东江断裂带”，还对这条断裂带的活动情况提出了看法。在如何加固大坝的问题上，专家们曾经有过不同看法，当时占上风的意见是按能够承受9级烈度的标准加固大坝，而谢毓寿主张按8级烈度标准加固就完全可以。偏偏这时新丰江地区又发生了6.1级地震，出现了房屋倒塌、人员死伤的情况，于是按9级加固的意见就更强烈了，但谢毓寿仍坚持按8级加固。虽然仅仅是差一级，所需要的资金却相差很大，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能节省下的这笔资金就更加宝贵。当然，如果加固标准降低了，大坝因此垮掉了，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要承担的责任也就非常重了。谢毓寿有理有据地提出了按8级烈度加固的理由，李善邦支持了他的意见。他们终于说服了有关部门和各位专家，最后决定，按8级加固，按9级校验，为加固工程省下了大量资金。历史已经证明，新安江水库大坝按8级加固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同样的故事，在唐山却演绎出相反的结果。50年代，唐山为建成一个新兴工业城市，请李善邦等专家考虑地震设防问题。李善邦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和反复论证，认为应当按较高烈度设防。可那时是“一穷二白”的年代，这样的设防标准就意味着大量的资金要投放在防震抗震上，唐山的建设规模就要缩小，时间也要拖长。有关部门太希望把唐山建得大些，快些了。在种种干扰下，李善邦没有办法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唐山按较低度烈度标准设防。结果，1976年那场大地震用震惊世界的大悲剧向人们证明了不尊重科学的后果。
　　李善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科研成果，就是编写了《中国地震目录》，其工作量之大，实属罕见。它需要在历史学家帮助下，把自夏代以来的15000多条地震记录进行分析整理，再按现代对地震的分级标准，标出历次破坏性地震的时间、地点、破坏等情况。《中国地震目录》对研究和预报地震，对建筑和减灾防灾，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李善邦在晚年主要致力于《中国地震》的写作，这是他50年研究地震的总结。当这本50多万字的巨著正式出版时，他已经逝世了。1981年，此书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
　　改革开放后，有关部门又恢复了鹫峰地震台，并且尽量按原貌建设、布置，只是仪器更换成了先进的现代地震仪，除了科学研究外，还兼有科普功能和纪念意义。在新建的鹫峰地震台大门前面，立有李善邦的半身铜像。室内有李善邦手书的翁文灏赞驽峰地震台的诗，有当年的老照片。到北京旅游，如果有机会，除了去看天坛故宫等名胜古迹外，到鹫峰去看看这个中国的第一个地震台，不也是很有意义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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