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北京市检察院张铁军_北京市检察院，苦乐３０年

　　30年前，“文革”的黑幕正慢慢地散去,饱经动乱的人们在默默地期待着一个民主与法制的社会到来。而在那漫长的10年浩劫中被迫解散的检察队伍，也仿佛一座沉寂良久的火山，等待着那厚积薄发的一刻。
　　1978年3月5日，全国人大通过修订后的宪法指出，要重新组建人民检察院；
　　1978年5月24日，中共中央下发通知，要求在6月底前恢复和建立各级人民检察院；
　　1978年6月21日，北京市委下发通知，要求立即恢复组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1978年7月6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魏彬庄严宣布：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恢复成立……
　　
　　KEY 1：宋军，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正局级检察员。1978年6月，当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得以恢复组建时，他是第一批被招募进入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
　　KEY 2：李天裕，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正局级检察委员会成员、检察员。1981年进入检察院工作的李天裕从进入检察院分院，至调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历任公诉处书记员、助理检察员、检察员、副处长、处长。期间办理了大量曾经轰动京城乃至华夏大地的案件。
　　
　　字写得漂亮，北京检察院要了
　　“那时进入检察院不需要什么考核，如果非要说有什么考核项目的话，可能就是要求字写得好看吧。”宋军的开场白很简练，当记者进入他的办公室时，他正在挥毫泼墨写着毛笔字。
　　1978年6月，当北京市委下发通知要恢复组建检察机关时，宋军刚刚从北大荒插队的小山村返回到北京的家中。和那个年代很多返城的知识青年一样，宋军也面临着找工作的难题，而这个难题并没有困扰他多久。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组建人员就在居委会干部的带领下来到了他的家中。
　　“我是在下乡插队时入的党，返城后先到居委会把组织关系落上了，所以居委会对我印象特别深。当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恢复组建的工作人员到我们街道招人时，居委会的人就先把他们领到我家。”虽然已经时隔30年，宋军在回忆起当年的那一幕时依然记得非常清楚。
　　因为宋军是党员，在政治上属于可靠的一类人，所以招人的人优先考虑了他。考核过程简单得不可思议，唯一的测试就是一名招人的工作人员拿出纸笔让宋军写几个字。写完后那人看了看说：“字写得不错。我们主要招的是书记员，你等通知吧。”果然，没过几天，宋军就被通知到市检察院报到了。
　　
　　九三学社的“明星”班
　　1981年时的中国曾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人才断层，“文革”的10年让各个行业的专业人员被迫离开了岗位，而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还都在学校里寒窗苦读，这时全国各行业都出现了人才紧缺的局面，而对于刚刚恢复组建的检察院来说，同样也处于这样的困境。
　　就在大家都干着急没办法时，由九三学社在北京举办的首个法律夜大开始招生了。
　　“那时候你知道多少人报名吗？我们全北京的公、检、法系统一共报了3000多人，还有很多人因为不知道这个夜大学招生的消息，所以没赶上报名。”招生名额只有150名，宋军是凭着自己真本事考上的，当时在单位里很是让同事嫉妒。他现在说起来都非常自豪。
　　当时宋军的生活状态，是每日白天外出办案，下班连饭都来不及吃就赶紧往学校跑，上课上到晚上十点多，到家连衣服都懒得脱就睡觉。第二天上班还不能迟到。
　　通过这所法律夜大毕业的很多学员现在都已经是北京市各级政法系统的中流砥柱。现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检察长伦朝明等一批政法机关领导就是从这里毕业的。
　　
　　被北京“扣留”下来的检察官
　　“是邓小平让我进的检察院！”李天裕在给记者讲述他怎么进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时说了这样一句略显夸张的话。1981年初，他还在沈阳军区下面的一个部队当政工干部，当时为了缓解全国政法系统的人才紧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曾下令让全军转业干部都学习法律，以便转业时安排进入政法机关，而李天裕则因为这样一道命令坐进了辽宁省司法厅组织的法律学习班中。
　　“我们那些即将转业的干部都学得很认真，生怕自己的成绩不好被其他战友笑话。我们那个班的教材很正规，《民法》《刑法》等课程都开，讲课的老师也都是司法厅的专家。”从学习班毕业后，部队让他们自荐去各个政法机关，李天裕报的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当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通过了我的报名，提取我的档案时才发现我已经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给挑走了。直到现在遇到当年的一些老同志我还开玩笑说，我是被你们扣留下来的。”李天裕进入检察院时，干警主要由“文革”前的政法干警、老三届毕业生和部队转业干部构成，而部队转业干部因政治背景可靠，所以进入检察院后很快被充实到业务一线。他成了业务骨干。
　　
　　五十多人两间办公室
　　刚刚恢复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就在当时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楼里办公，所谓的办公区不过是两间向法院借来的办公室。
　　“我们当时是在那个楼的5层办公。两间大办公室挤了刚刚招募来的五十多人，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张办公桌，很多人没座儿就站着。后来领导让大家先回家去，随时等待通知，一有通知就要立即到单位来领任务。”就算环境差了点，但年轻人更在乎的是认可。宋军说，领导说了一句很鼓劲的话，“你们都是检察官了。”有这话，比有体面办公楼更实在。
　　宋军进入检察机关后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到北京市图书馆借一些有关检察院的书籍。他干劲十足地跑到北京市图书馆向管理员借书，管理员盯着他看了老半天才回过神儿说：“什么？检察院？我没听说过，干什么的？”后来宋军发现，很多人都不知道检察院是干什么的，不然也不会出现农民牵着牛上检察院，让检察官帮忙检查一下牛是否怀孕的笑话。
　　这五十来人大约忙活了一个多月后，检察院终于有个大样儿了。
　　一天，当时的代理检察长魏彬给大家讲话。他开会宣布说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恢复成立了，随后就是勉励大家工作的话。虽然他说的一些术语我们的新检察官们还听不懂，但并不影响他们心中对工作的热情。毕竟时下还有很多返城的知青连个工作都没有，这些人能开到34块钱的工资，已经相当知足了。
　　
　　到底是哪个处的
　　刚开始办公的检察院，是一室几处。现在不可能看到这光景了。一个办公室里，有批捕审查公诉处（一处）、法纪检察处（二处）、劳改检察处（三处）。宋军开始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哪个处的，谁叫干啥就干啥。有一天午饭时间，一个老太太过来问他姓名和经历，宋军老实作答。下午一上班他就被叫到二处，于是就在法纪检察处当书记员了。那老太太就是他们处长。
　　
　　见证检察机关人事的变化
　　“这30年是我们检察机关发展、成熟的30年，这30年的变化实在是我们每个人都想象不到的。”组建初期的检察院是留不住人的。宋军说这句话时表情很复杂：“现在那些人都后悔了。刚开始，我们检察院的条件很差，根本不算什么好单位。工资只有三十多块钱。而80年代中期，北京一个出租车司机每个月都能拿一两千，有的能拿三千多。我们当时就想着，啥时候工资能拿到三位数都行啊。”
　　当时很多人没有坚持下来。随着下海、出国等新潮流的出现，检察队伍里熟悉的面孔不断地被新面孔代替。
　　起初检察长还下令人事处不给办离职手续，但是那些想走的人根本不在乎手续，硬是把自己的关系往人事处一扔，“你们不批我还不要这关系了呢！”人事处长无奈还得去追着给人家办手续。检察长也只好签字放人。
　　宋军感慨地说：“现在，想要进检察院至少是法学硕士以上学历，还必须要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国家司法考试和检察院里自己组织的能力考试。就这样严格的条件，想要进入检察院的人还趋之若鹜。”
　　而今，北京市检察系统已不是当年那五十几名热血青年的阵容，而是一个有着三千多名检察官的庞大团队。
　　
　　反贪第一案
　　当年的法纪检察处就是现在的反贪局前身，主要负责一些贪污、受贿等经济案件的侦查工作。宋军说，那时贪污案件不多，贿赂案件全北京几乎就没有。
　　“我记得很清楚，1979年，北京的贪污案件全部加一起才13件，数额都不大，几百元的也有。我办理的第一件贪污案件也是北京市检察系统恢复组建以来办理的第一起案件，北京市某工厂会计贪污了厂里3000块钱。”当时贪污案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限额。也就是从那时起，宋军开始了经济案件的侦查工作。
　　
　　听老检察官聊腐败30年趋势
　　“我搞了一辈子的反贪工作，我对这30年来腐败案件进行了一个小总结，就算是一种独特的纪念检察院恢复30周年的方式吧。”宋军时不时幽上一默。
　　刚刚恢复检察机关时，也就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贿赂案件几乎没有，就是有人想送礼行贿，也没人敢收。那时有一些贪污案件，但是案犯都是一些营业员、仓库保管员和收款员等。这主要是因为那时的市场相对匮乏，还处于计划经济的模式下，并且人们的观念比较保守。
　　进入80年代中期，一些下海经商的生意人犯罪多了起来，国有企业的老板经受不住诱惑铤而走险，因此出现了大量的国企领导贪污案件。不过这其中也有一些是政策的原因，毕竟当时的市场经济还没有建立起来，政策法律相对滞后。
　　到80年代的后期，已经出现了一些低级别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贪污受贿的案件了。最早的就是北京通州煤气公司一名干部贪污煤气管道的改造经费。
　　进入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股市等获利机会的增多，一些官员挪用公款的案件开始增多。
　　1996年，北京市反贪局成立。但相关案子仍然有增无减。进入新世纪后，一些官员贪污、受贿案件出现了级别高、数额大的趋势。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种案件的增多只是暂时的。
　　
　　亲身参与公诉崇文门枪战案
　　拉序八三年严打
　　李天裕进入检察院工作刚一年多，就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打击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刑事犯罪运动，也就是社会上俗称的八三年严打。老北京人对于八三年严打的开始大多还能记得住，因为那是一起轰动京城的“崇文门枪战”案引起的。
　　“我记得当时那个主犯判的死刑，其他的罪犯都是判的有期徒刑。” 李天裕回忆说。
　　从1981年底到1982年4月，一个由8名17～19岁的青年人组成的流氓团伙在崇文门地区疯狂地抢劫作案。这些人有分有合地实施抢劫、猥亵妇女及伤害行人，先后作案39起。
　　1982年2月24日早晨，这个团伙的3名主犯在天坛地区实施抢劫时，与闻讯赶来的警察发生枪战，1名主犯用自制火枪将警察打伤。此后不久，该团伙的所有参与者都被缉拿归案，而该案件的公诉人就是刚刚进入检察院工作1年的李天裕。
　　“那个案件结束后不久，中央就开始部署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严打行动。而此前，我们公诉处的案件并不多，每个人1年也就办理1～2起。当时改革开放刚开始，社会治安迅速恶化，以至于在严打结束后，我们每天所受理的案件依旧很多。” 李天裕的刑事案件公诉生涯也就这么开始了。
　　
　　苦不苦 乐还乐
　　刚刚恢复组建的北京市检察院条件非常艰苦，而这种艰苦是现在难以想象的。李天裕回忆起那段艰苦的岁月时，给记者讲述了两个曾在检察院里流传很广的故事。
　　那时检察院只有几辆拉犯人用的后开门吉普车。检察官去比较近的地方办案是不能用这两辆车的，要自己骑自行车或者步行去。只有到郊区县才可以向院里要车。
　　一次李天裕和一个同事去昌平区调查一起案件。除了司机座只有副驾座，剩下的是供犯人坐的两排硬板长椅。
　　同事非要李天裕坐前面，他俩谦让了半天，最后还是李天裕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上。到昌平后，同事半天没下车，李天裕感觉不对，忙把他扶了下来。一问才知道，他有痔疮，一路上被车给颠犯了病。他俩哭笑不得。
　　说完出行，咱再说说伙食。起初的检察院没有食堂，大家带饭到单位后拿到锅炉房放在锅炉上热。有一天快到中午的时候，锅炉房的锅炉突然爆炸，所有的饭盒都被炸飞，满地饭菜。大家原本都饿了，听到巨响后忙跑到锅炉房，一看那一地的饭菜，大家都被逗笑了。就在这时，一位南方籍的副检察长也闻讯赶来，在锅炉旁边站了半天后，慎重地说了一句：“进行现场勘查了吗？”所有人哄堂大笑。
　　
　　你开车来我骑车，“报告，跟不上！”
　　当年，检察机关每年的办案经费才几万，而如今，几千万的数字让一些老检察长都为之咋舌。
　　宋军回忆起当年和同事们一起去郊区办案时的经历：“我们出去办案很有意思，全处抽出十几名干警，每人都把自己的自行车搬上。院里派出的一辆130大卡车，把我们拉到像密云、延庆这样的郊区。到达后我们下车各自骑车去办各自的案件。白天办案，晚上回到借宿的老乡家中睡觉，几天后单位的卡车再来把我们拉回去。”
　　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常有。一次一个同事奉命骑车跟踪一名涉嫌贪污的嫌疑人，谁知那名嫌疑人在半路上突然有车来接，人家坐上汽车飞快地跑了。那位检察官赶紧给领导打电话，电话里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报告！跟不上！”
　　宋军讲了外地检察院的真实经历。话说外地某检察院派两名法警送犯人，条件所限，单位没有汽车，两人只好坐公共汽车。由于当时上车的人多，结果犯人挤上去了，两名法警却没挤上车。法警对着车上的犯人大喊：“你在下站等我们！”等两人坐车到下站时，那名犯人还真在那里等着。
　　宋军欣慰地说，从进入90年代以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装备建设简直就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几乎隔几天就有一批新装备进来。警车、办案车辆、电脑、打印机、复印机、互联网，就像变戏法一样渐渐进入我们的工作中。高科技的办案设备是我们做梦都想不到的，而我们检察院的办公区也已经从当年的两间办公室变成了先进、设施完善的检察办公楼了。”
　　编辑/冯 岚 ffee@vip.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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