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力研究的新领域:合作创造力】以创造力为话题的作文

　　摘要：创造力研究已经从重视个体创造力逐渐走向重视具有复杂互动功能的合作创造力。本文首先论述了合作创造力研究的产生及特点。然后总结了合作创造领域目前研究的主要问题，如个体与群体同一性、个体与群体动机以及有助于创造的个体及环境因素，并指出合作创造力研究领域需要解决的问题，认为应在重视合作创造过程与机制研究的基础上，建构系统的合作创造力理论，同时注重研究合作创造力的支持环境与支持技术，并且发展出合作创造力的评估体系。
　　关键词：合作创造力；群体同一性；联合动机；合作环境；合作支持技术
　　分类号：B844；B849：C93
　　
　　1　前　言
　　
　　创造力的杜会心理研究是从社会文化理论研究中分化而来的，并在近期的创造社会心理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John-Steiner,2000)。创造力的社会研究发现，很多创造行为是发生在合作情境中的。而且随着学科的发展。做出创造性成就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及经验背景越来越复杂，个体很难同时具备，以至于Bennis和Biederman(1997：指出；“个体问题解决这一孤独的骑兵已经死去”。因此，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了对合作创造力的理论研究，90年代逐渐开始大量出现。研究者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创造力不仅是个体的产物。更是个体的联合。
　　与这种认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迄今为止合作创造力的研究依然处于创造力研究领域的边缘。近期出版的关于创造力研究的综合性论著(stemberg＆Kaufman，2002)对创造力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并概述了研究方法，但其分析中却没有包含合作创造力。这可能是由于研究者没有将“合作”一词作为独立的学术术语来使用，而是仅将其作为“创造力”的修饰语。通过了解合作创造力的过程与结果，人们会发现，合作创造力不是个体创造力的简单相加或合并，而是个体间有机联系、相互作用的结果。合作创造的结果不仅产生创造性产品，对个体同一性、群体动机以及群体气氛都具有独特作用。因此，有必要将合作创造力作为创造力发展的重要领域加以研究。
　　
　　2　合作创造力简介
　　
　　2.1　合作创造力研究的产生
　　早期的创造力研究倾向于采用极端的个体特征观点，但是自上世纪70年代早期，有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开始注意到社会情境的重要性。Simonton认为“创造力即使不是全部也大部分属于社会文化现象”，并且在很早之前就将有关社会情境研究做了划分。认为社会情境可分为人际间环境、规范环境和社会与文化环境三个部分(simonton，1976)。Amabile更是着力研究社会环境对创造力的影响，于1983年出版了《创造力的社会心理学》一书。她认为，社会心理学必须通过定义那些影响创造力的环境变量来挖掘产生创造的根源(Amabile，1996)。Csikszentmihalyi提出了创造力的系统观，将创造力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看待，认为在回答“创造力在何处”这一问题时，不能孤立地去考虑个人以及个人的工作，创造力是社会、文化与个人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现象(csikszentmihalyi，1988)。创造力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为合作创造力的提出提供了理论背景。
　　20世纪80年代，团体创造力的兴起为创造心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热点和方向，具体表现在对团体创造力理论的探索和测评工具的开发等方面(邓雪梅，2005)。团体创造力研究的日益兴盛，开阔了解释创造力本质的新视野，扭转了将创造力作为个体现象的局面。同时也为合作创造力的研究提供了直接基础。
　　团体创造力主要研究头脑风暴、教育社团中的小组动力因素以及小组训练程序。它将创造力理解为讨论问题时的互相启发，属于早期的合作创造形式。虽然团体创造力和合作创造力都有别于个体创造力，但是他们之间是存在区别的。
　　首先，研究对象不同。团体创造力将团体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团体规范、性质、规模等对创造的影响；合作创造力则以合作成员的相互作用过程及结果作为研究对象。
　　其次，研究重点不同。团体创造力主要研究团体活动方式及其对创造结果的影响，更注重对团体气氛以及团体成员特征的研究。而合作创造力的研究不仅关注团体合作结果，还关注个体间合作的形式，尤其关注合作创造过程中合作者的微观心理感受及心理意义。研究者认为，合作创造不仅是认知过程，而且还是充满感情并具有个人价值的过程，他们更注重个体间的互动过程及效果，关注参与互动的个体在合作中的发展。例如，能力互补带来的价值感，互相启发后的心理愉悦感等。
　　再次，相对于团体创造力，合作创造研究的范围和领域也更加丰富，除了研究一般意义上的团体之外，还包括不同规模和各种形式的合作(Kurtzberg&Amabile，2000；Pearsall，Ellis，&Evans，2008)。从合作的规模及合作方式上说，合作创造力的形式有团队合作创造力(sarrniento&Stahl，2008)、实验室合作创造力fPaulus，Larey,＆Dzindolet，2001)、夫妻合作创造力(Geissler,2008)或者虚拟小组合作创造力(Nemiro，2002)等。从宏观上说创造是社会合作的结果，人们可以与前人及同时代的人交换思想，在合作和交流中互相启发，进而有所创新；也可以是与地处遥远、分属于不同团体但分享着共同兴趣、承担相关任务的人的虚拟合作。另外，合作创造力涉及音乐(Hewitt，2008)、音乐编曲软件设计(Gall&Breeze，2008)、商业(spence~2008)、服装设计(Storey＆Joubert，2004)和建筑(sharp&Lutz，2004)等领域。而这些领域从传统意义上看更像是个体创造的领域，但却包含了更多合作创造的成分，这是团体创造所不能囊括的内容。
　　2.2　合作创造力概念
　　Sonnenburg(2004)将合作创造命名为“creaplex”，它源自拉丁语“creare in eomlalexu”(在合作中创造)。合作创造被定义为一种创造过程中的沟通系统。它是有目的、有计划并基于问题的。如果合作成功，将会产生具有新颖性和适用性特点的结果，例如一个新理论，一件新艺术品或者其他新物品与服务方式。这样合作创造力就具有了双重涵义：合作创造的结果与合作创造的过程。一般地，从合作创造的结果来考察称为合作创造力，从合作过程来考察则称为合作创造。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合作(collaboration)、社会交互作用(social interaction)、协作(eooperation)和一起工作(working together)都被心理学家在谈到社会因素时作为相似用语替代使用，但是合作创造力的研究者认为，合作(collaboration)是一个更高的标准。它是一个“思想的工作”，是以工作 中的各种简单交换为基础的相互作用(John-Steiner,2000)。社会交互作用包括两个以上的人谈话和交换信息；协作增加了分享目标这一内容：一起工作会提供协同努力。但是，合作包括技能、气质(有时是人格)的沟通与理解，为了理解共同面对的问题，还需要构建一个有效的分享环境。因此，合作创造力特别强调创造中沟通的重要性。
　　
　　3　合作创造力研究的核心问题
　　
　　当前合作创造力的研究主要围绕涉及合作创造的心理变量进行，如个体与群体同一性、个体动机与联合动机，以及影响合作创造过程的个体因素和群体因素。
　　3.1　个体及群体同一性
　　在早期的合作创造力研究中。研究者更多地关注创造者如何将他们的认知过程具体化为创造产品或者人工制品，而忽略了创造过程如何塑造甚至改造个体的内部结构。后来的研究者在研究合作创造的前提以及合作创造的结果时发现了同一性(identity)对于合作创造的意义。对于个体而言，同一性是合作创造的基础，同时合作也能促进同一性的发展。首先，同一性可以作为合作过程的预测变量，它预测了合作成员间能否发展起稳定关系从而发展成一起工作的小组。如果人们表现得很不稳定(即缺乏同一性)，就很难彼此了解并且一起工作。合作者的同一性在不同合作项目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在创造的不同阶段贡献也不相同。一项关于非裔美国女性的研究表明，同一性和创造过程是协同发展的。其次，合作创造又通过影响创造者之间的关系、反应的灵活性和稳定性来影响创造者的同一性。随着时间的变化，合作创造可以作为促进同一性发展的工具，允许同一性的不同方面成为超前的、不同的形式，并且与在合作中出现的其他同一性相整合。在这一过程中，创造力不仅将物质材料转换成创造产品，而且也改变了创造者。
　　除了个体的同一性之外，Clinchy(1996)认为，合作创造提供了一个高于个体同一性的群体同一性。群体同一性是指合作创造的人际间的同一性。参与合作创造的人们会越来越多地进行深刻的思考，因为他们对于彼此而言就像一面镜子，在合作中形成了共同的思考模式和语言表达方式。合作造就了一个最接近发展区。他们能够更深地彼此理解，并在对方的反应中更加深刻地理解自己。当合作结束后，这种问一性就会丧失，合作者会为丢失这部分自我感到伤心。Jamison(1989)认为，当创造者努力去打破现有知识疆界时，会有患心理疾病的危险。合作除了加强稳定性之外，还可以提供一个安全网来防止思想分裂或者同一性扩散，因而合作创造有利于个体的心理健康。
　　鉴于同一性在合作创造中的重要意义，近期的许多有关合作创造的研究都对此进行了探讨。Wirtancn和Li~leton(2004)对10个钢琴独奏者的访谈进行主题分析，希望揭示合作创造中同一性出现的过程。研究认为，成功地建构一个独奏家的同一性的过程是复杂的，它是通过社会的、文化的和历史的交流来实现的。Joubert(2004)访谈时装设计师Helen Storey，以考察她在合作创造过程中思想感受的变化。研究发现，在进行合作创造时，合作会促使个体进一步思考其真正的同一性所在；通过合作个体变得更加真实，会更加稳妥地处理如自身的敏感性、兴趣和偏爱等与自身发展关系密切的问题。合作者会在密切社会作用下变得更具个性。
　　3.2　个体动机与联合动机
　　与同一性相同，动机也被作为合作创造力的预测变量或者控制变量来研究。研究者关注真实的合作创造中动机的变化。包括创造性工作可用的动机资源、内在动机可扩大的范围、通过合作产生的新的动机类型(Dweck，2000)。
　　在合作创造力的研究中，早期的研究者比较关注个体的创造动机，包括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通常研究者更加强调内部动机的作用。相对于外部动机而言，内部动机有内部情感来源，会在单独的创造过程中起稳定的支持作用。由于合作创造需要至少两个人相互作用并对工作负责，因此。合作支持了“个人不稳定的自律”，进而扩大了内部动机的范围(Abra&Abra，1999)。这种双向关系消除了创造工作的孤独感，减少了与领域规范对抗的恐惧。因此，合作过程增强了个体的内部动机。
　　Cooper和Jayatilaka(2006)提出，除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之外，还存在一种责任动机(Obligation Motivation)。由于合作各方遵守互惠原则，合作者之间出于对彼此的责任而产生了行动上的压力，这种压力降低了个体行动的自由度。为了使合作最终有成效，个体行动中需考虑他人的偏好，以使活动彼此协调。这种作用方式更类似于外部动机，但是这种新型动机并没有按照外部动机的方式起作用。通过对合作创造过程的考察发现。责任动机能够提高合作者的内部动机，进而提高合作创造力。
　　除了个体的动机之外，合作本身产生了一种联合动机(connective motivation)，是指内外部动机都朝向合作的成果――推动共同目标的达成并创造出产品。联合动机强调合作过程本身，当人们一起工作时。他们在合作中体会到友谊和爱(Moran，Jolm-Steiner,2004)。这一动机强调个体与他人的联结，而不仅仅局限在目标上。这种联合动机更多地体现在非西方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女性当中。在中国、日本和非洲，动机更多地来自对他人的响应、移情和社会动力，而不是出于自我表达的需要，动机更多地伴随着友谊而不总是任务(shalley,Zhou，＆Oldham，2004)。总之，创造者对工作和对彼此的爱缓和了合作创造中固有的困难。
　　3.3　影响合作创造成效的个人因素
　　研究发现，影响合作创造力的因素主要有：低表现、焦虑、压力和控制事件、思考的一致性、工作量的不平衡、个性冲突以及竞争(chen，2006)。Moran和John-Steiner(2004)认为，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以下4个方面：①急躁。在长期的合作过程中，急躁会导致合作时间的缩短或者合作的提前解体。②所有权。所有权的认同是权利动机的一种。如果在合作中个体不承认共同的努力，就会引发仇恨和对合作的破坏。③冲突。在有效的合作中，冲突是加深理解的途径。更强调一致性的小组会将冲突看作是需要避免的事情，这样会压制合作创造力。④不友善。研究者通常认为，合作的人彼此喜欢应该更有利于创造。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合作者都是朋友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
　　另外，自治也是影响合作创造成效的重要因素之一。合作者的自治通常会涉及到个人行动力与合作力量的平衡。不平衡的情况之一是个人在合作中过分强调自己的力量与贡献，对自我表达和权利过分热衷；不平衡的另一种情况是过分强调团结一致。过分团结包括与某些同伴过分亲密，易导致其他合作者心理上的窒息。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合作者就会妥协、失去动力甚至退出。解 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合作过程中个体的自治。Sonnenburg(2004)对此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发现，一个富有成效的合作需要参与合作的每个人都具有一定的心理自由和控制感。Moran和John―Steiner(2004)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认为，理想的自治就是将灵活的自我带入合作中，既不具有压倒性也不被别人控制，每个创造者对合作过程都有独特的贡献。
　　3.4　影响合作创造的群体因素
　　目前对影响合作创造的群体因素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合作环境的研究。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何种文化特征是有益于合作创造的。通常情况下，研究者都认为，开放的气氛是不同领域和部门中合作创造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Jelinek＆Schoonhaven，1991)，它有利于合作者安全感和信任感的建立。
　　West(2000)研究发现，安全感是合作创造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安全感的人比没有安全感的人更倾向于适应新的环境并且更敢于提问和挑战，这种安全感就来自开放的组织气氛。在开放的组织文化下，冲突是公开的，人们感到可以自由犯错并且挑战现状，组织会支持冒险，会很快地做决定并且鼓励沟通和互助。相反，创造性较低的组织经常是受规则和委员会束缚的，合作者不敢说出他们的观点或者建议，而且会掩盖错误。但是，尽管研究者都认为自由是有益于创造力的文化特征，但这种文化特征并不适用于所有的部门。亚文化类型可能因部门而有所不同，例如，研发部门的员工比生产部门的员工更喜欢宽松的文化环境(Ekvall，1997)。
　　信任是合作的基础。建立一个易于分享的社会空间并且做到相互理解可以促进彼此之间的合作。Joubert(2004)的研究表明，当与不认识的人合作时，参与者认为成功合作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对合作者有一种第六感，即很快地发现他们来自规范的部门，具有良好的训练背景和合作动机等。信任是在成功的亲密合作中获得的，或者是在开放的文化中建立的。为了形成更开放的气氛以更好地支持合作创造力，上世纪90年代，很多组织试图通过下放职权来建构开放、信任、负责的组织文化fBowen&LawloL 2002)。
　　除此之外，对合作环境的文化进行研究时，还应该考虑国际合作背景下的合作创造力的产生及机制问题(shalley,Zhou，＆Oldham，2004)。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可能为了表达自己的创造才能和合作素质而做出创造性的努力，而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个体是出于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达到社会期望以及与领导者搞好关系而表现出高创造行为(shin&Zhou，2003)。
　　
　　4　合作创造力领域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4.1　关注产品的同时更重视过程
　　迄今大部分关于合作创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产品完成后以及领域接受阶段。同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合作中的个人表现上，将创造力作为一种个人能力或认知过程。这些研究仍然将个体作为合作的焦点，将结果作为对合作创造力的附加理解(Kratzer,Leenders&Van.2004；Niistad&Paulus，2003)。根据Nemiro(2002)的观点，研究者可能会提到“一个团体情境中个体的创造技能”，而忽视了“创造是人们在合作中产生的”这种研究取向，忽视了合作创造力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合作的过程。仅关注产品，将使我们错失过程研究中所能得到的有价值的东西。意识到已有研究的不足，一些研究开始立足于合作过程，研究合作发生的机制，而不仅仅是合作中个人的创造表现或者对产品的研究。
　　4.2　建构系统的合作创造力理论
　　早期的学术研究将合作作为讨论的课题，但是他们没有发展出具体的模型甚至是一个理论，而仅仅是集中在某个单一层面。20世纪90年代以后，虽然出现了对小组、团队、伙伴间等水平的合作创造力的研究，但是这些社会实体并没有被精确地定义。例如，什么是团体?小组和伙伴之间的共同之处和差异分别表现在哪里?根据Moran和John(2003)的观点，各种社会实体对合作创造的质量和数量都会产生影响。因此，除非单独分析某一种社会实体，否则很难获得他们共同的规律。
　　要建构一个合作创造的理论框架，需要知道与创造有关的不同社会实体，诸如伙伴、小组和团队之间的共同之处与相异之点。Sonnenburg(2004)提出了关于合作创造的理论框架，在他的模型中，沟通成为各种合作创造的共同点。他将合作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在特定任务中出现的、此时此地的现象。相对于之前的研究，这一研究更加关注合作行为，而不是社会实体。当剥离开合作发生的情境而转向合作本身时，就需要一个更概括化、理论化的语言来形容合作创造过程中的情感、动力、机制等。而目前这部分的研究多是关于认知策略的。Joubert(2004)的研究发现，合作创造中会出现新的民主语言。这些都为进一步理解和分析合作创造力提供了条件。
　　4.3　关注合作创造中的支持性技术
　　合作创造过程离不开沟通，在合作创造中，Sonnenhnrg(20041提出存在三种类型的沟通：面对面的相互作用，以工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和以工具为中介的沟通。面对面的相互作用需要参与者在整个沟通过程中的出席(John-Steiner,2000；Sawyer,2003)。而在以工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和沟通中，则不要求参与者必须到场。为了达到同步交流。以工具为媒介的沟通依赖于中介技术的使用，有时技术的失败会直接导致合作的中止。
　　随着科技的进步，合作创造者们越来越多地借助各种中介来达到合作目的。不同领域可能会有典型的合作媒介，怎样把各种类型的沟通方式结合在一起使用，将会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Laat和Lally(2004)研究了以网络为中介的合作创造过程，分析了各种网络技术在创造各个阶段的作用，并提出没有单一的工具可以支持合作的全部过程。采用这种方式研究创造过程，也为详细审视合作中的沟通行为打开了通路。通过这种方法来研究创造的核心过程是一个全新的方向，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合作创造力的本质。
　　4.4　发展评估合作创造力的体系
　　通过研究评估对学生合作创造力的影响发现，如果将对合作创造力的评价集中在创造的结果上，会忽略过程中个人努力程度的差别，因而不能完全体现合作创造的价值(Bryan，2004；Beghotto，2005；Van DeWoghe，2007)。另外，有效的评估不仅能反映出创造的价值，还会对今后的合作产生积极影响(Rowntree，1997)。因此，发展一个反映个人和人际间合作成效的评估体系势在必行。
　　要发展评估合作创造力的体系，需要从产品评估与过程评估两个方面来考虑。用于个体创造力评估的同感评估技术(consensus assossmonttechnique)为评估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思路(宋晓辉，施建农，2005)。建构主义关于学习的过程评估观点对过程评估具有建设性意义，例如，Zuber-Skerfitt(1992)提出了行动研究方法，可以作为建构过程评估体系的结构导向。Bryan(2004)提出了过程评估的三阶段，即：①创造一个信任的环境：②用问题学习车间模型探索小组动态：⑧评估小组合作技巧。这一方法在评估高校的合作创造力中已被证明是可行的。这些研究已经成为建构合作过程评估体系的基础，从这里出发，我们将达成对合作创造更全面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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