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第二次握手》命运的两封书信|如何解读第二次握手

　　第十六届全国书市落下帷幕，著名作家张扬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重写本成为本届书市中的一大亮点。从手抄本《浪花》、《香山叶正红》、《归来》到《第二次握手》，承载着一代青年的情感寄托。27年后，《第二次握手》重写本面世，张扬在该书重写本中的“代自序”中，披露了决定《第二次握手》命运的两封书信：一封是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的胡耀邦写的，一封是时为湖北宜昌树脂厂青工李谦写的。
　　
　　1963年2月，不满19岁的张扬写出了短篇小说《浪花》，后来又改写成中篇、长篇，题目也改为《香山叶正红》和《归来》。小说通过一个缠绵几十年的爱情故事，热情赞美了知识分子，宣传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突出歌颂了周恩来总理。1970年，手抄本《归来》流传到北京，并被北京的读者改名为《第二次握手》，从此，小说以这个新名字走向全国。
　　1974年10月12日，“四人帮”成员姚文元从“内参”上看到《第二次握手》传抄的反应，指名要了一本去看，不久作出“指示”：“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不是一般的坏书”……1975年元月初，张扬被逮捕。审判时，张扬被定的罪状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并内定为死刑。
　　还好，尽管在那个年代，但到处都有良心没有泯灭的人。承办张扬一案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李法官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读了《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后深受感动，决定暗中保护这部作品和作者。于是，他将这个案子压下，一直拖了两年多。
　　1976年2月16日，湖北宜昌树脂厂青工李谦借到了《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后，一口气看完，感慨万千，他在日记中写道：“……（它）震撼了我的灵魂，禁不住让人泪流。（我）可窥见这不知名作者的一腔坚贞，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读到这么好的小说。”1978年11月7日晚，李谦看完反映“十年动乱”末期，人民开始奋起、不再沉默的电影《于无声处》后，热血涌动，联想到两年前看过的《第二次握手》手抄本，揣测该书作者可能尚在狱中或已死亡，于是奋笔疾书，信中写道：“它（《第二次握手》）压根就不是什么‘反动小说’，而是一本在“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实在难得见到的好小说……这样一本辗转传抄，到处流传，深受众多青年喜爱的好书，前几年，竟被扣上‘反动小说’的罪名，横加诬陷，严令收缴，并且对传抄、传看这本书的团员、青年进行追查、批判，实在是令人不平，我们怎么也想不通。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多了，随着在各方面落实党的政策，也应给《第二次握手》恢复名誉了。人才不应当被埋没，好的作品不应当长期受禁锢。我们建议，迅速调查《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的情况，给予平反，并希望早日公开出版这本书，我们盼望着！”
　　 李谦将这封信寄到了当年10月复刊的中国青年报社。李谦的这封来信引起了中国青年报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高度关注。两社仔细研究了收集到的《第二次握手》手抄本的几个“版本”后，认定这是一本好书，决定寻找作者并出版这部作品。12月25日，两社共同派出编辑前往长沙调查。这封信后来刊登在1979年1月20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报》一版的显著位置上，并加了编者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谦的这封书信后来作为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的文物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
　　在调查《第二次握手》手抄本情况期间，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的胡耀邦开始关注这件事并要求有关人员将此事写成“内参”呈送中央。后来，胡耀邦根据“内参”作出批示，张扬案是冤案，要求有关方面按冤案处理，张扬的户口迁回长沙并安排工作。胡耀邦又根据中国青年出版社有关张扬案情况的报告，于1979年1月22日写信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胡德华，信中说：“你们对这个情况了解得很好。既然你们了解了，你又是中纪委委员，你就有权参与解决这个问题。因此，请你会同中组部宣教局同志，高等法院和公安部专管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同湖南省委商量认真正确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后，请将结果报告有关部门。”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胡耀邦的那封信使当时已经在狱中身患重病、奄奄一息的张扬很快到了北京，住进了治疗结核病的专科医院。据当时张扬的主治医生说，如果晚出狱一个月，张扬必死无疑。
　　后来，尽管出版《第二次握手》又几经周折，但终于在1979年7月正式公开出版，首次印量就达到了30万册！在国家和民族的艰难岁月，这本曾以手抄本形式传遍全国的小说，使成千上万名读者得到了精神上的寄托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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