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首次提出“四人帮”问题》等|首次提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

　　毛泽东首次提出“四人帮”问题 　　 　　1974年7月17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你也是难改呢。”并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还批评“上海帮”说：“她（指江青）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四人帮”问题，同时也是对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政治局委员江青、姚文元进行反党宗派活动发出的严重警告。
　　
　　“硬骨头六连”的作风
　　
　　1962年，蒋帮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叫嚣着要“反攻大陆”。某部六连积极投入了备战训练。
　　特等射手吴光华长年坚持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冬天手上裂了一道道血口子，他向手心吹几口热气，接着又练；夏天太阳晒得头发昏，他往头顶浇一盆凉水又端起枪来，终于取得了30次射击29次优等的成绩。刺杀能手李在直，为了能够像六连的老英雄、三排长李恩龙那样，在白刃格斗中打败敌人，他从一次只能连续突刺几十枪练起，最后达到一次连续突刺3500枪。他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时时刻刻注意从思想上、作风上、战术和技术上，养成压倒一切、无所畏惧、“老虎尾巴也敢摸”的英雄气概；要求全连官兵要比“尖子”、学“尖子”、赶“尖子”、超“尖子”，任务要完成得最彻底，成绩要争取最出色。原先，机枪二连投弹是全团第一，他们就以二连这个投弹“尖子”为目标，通过学习、取“经”，想尽一切办法赶到了二连的前面；五连原先刺杀最好，他们就专门和五连比刺杀，直到胜过了五连；四连在历史上以“铁脚板”著称，他们行军比赛的对象就选四连。一次野营，他们和四连走到了一条路上，战士们就喊起了“向铁脚板学习”的口号，像猛虎下山一样向前飞奔，时速达到18华里，比四连提前半小时到达了宿营地。
　　
　　“打倒洋奴哲学”的滥觞
　　
　　1970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赵先平的文章《打倒洋奴哲学》。文章说，70年代第一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下，上海许多工厂的革命工人正在开展一场改造基础工业的会战。
　　在会战开始，有的单位由于受了刘少奇修正主义工业路线流毒的影响，一接到生产“高、精、尖”产品的任务，就向国家伸手：厂房建造要大的、高的，设备物资要全的、洋的。有人居然还得出这样一个公式：要出“高、精、尖”产品，一定要有“洋、大、全”设备；没有“洋、大、全”设备，出不了“高、精、尖”产品。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难道能接受这种跟着洋人后面爬行的公式吗？绝对不行。文章接着说，事实证明，只有依靠群众的力量，才能真正冲破洋框框，才能多快好省地发展“高、精、尖”。我们在这场改造基础工业的会战中，坚持革命大批判，每一个项目都实行了领导、工人和技术人员的“三结合”。洋奴思想一露头，就受到了群众的批判；“洋、大、全”的方案一出现，就受到了群众的抵制。文章最后说，上海工人阶级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决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方针，彻底埋葬爬行主义，打倒洋奴哲学，越是“禁律”越要破，越是“禁区”越要闯。
　　这便是“打倒洋奴哲学”的滥觞。
　　
　　李何林为胡风仗义执言
　　
　　“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堪称千古奇冤，其株连之广也是骇人听闻的，而为其平反竟达三次（1980、1985、1988年）之多，恐怕也是历史上罕见的。此案平反以前，一般人采取回避态度，谁都是怕给自己带来横祸。而李何林先生却冒着风险为胡风写申辩文字，这一件事则是令人惊叹的。
　　1979年春，他为胡风做了能放几个小时的长篇录音，着重谈了30年代上海革命文艺界内部的矛盾纠纷问题。应该说，这是在特殊形势之下用一种特殊方式为胡风的冤案申辩。1982年，听说陈鸣树、刘发祥两位同志在编一本胡风论鲁迅的资料书，李先生非常高兴，专门写信予以鼓励，并欣然同意为该书写序。
　　序云：“胡风与鲁迅先生有着‘平生风谊兼师友’的革命友谊。”“胡风对鲁迅先生始终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不遗余力地阐扬鲁迅精神，保卫鲁迅的事业。”“胡风写过许多关于鲁迅的文章，……大部分写得相当精当，相当深刻，相当感人。这也证明胡风对鲁迅相知之深，理解之切。”文字简短，情义深长，要知道这时候胡风问题虽然平反了，但还留着一条又粗又长的尾巴，而且还有人在某些场合继续攻击他，并借着攻击他而攻击鲁迅。颠倒了多年的历史一时还不容易还原。这时候敢于站出来仗义执言，为胡风说句公道话的人也并不多。而李何林先生大概可以算是敢于抚哭“叛徒”的“吊客”了。他们在保卫鲁迅事业，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方面，可以说是心心相印、息息相联的。
　　
　　上海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红卫兵的名称，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最早见于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651班所贴一张大字报的署名。与此同时，以红卫兵为名的学生组织在北京相继产生。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支持他们的行动，支持“对反动派造反有理”。
　　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全国各地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身穿军装的毛主席接受并佩戴了“红卫兵”的袖章。从此一身军装，腰系皮带，臂佩红袖章的红卫兵形象风靡全国，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到11月下旬止，毛主席在北京先后8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300万红卫兵。林彪、江青一伙乘机煽动、利用，几次派出北京红卫兵到全国各地鼓动“造反”。
　　红卫兵运动第一个高潮是破“四旧”，即所谓的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好得很》。从8月23日起，上海红卫兵仿效北京的做法，纷纷走上街头，大破“四旧”。破“四旧”从改路名、店名、校名、厂名、影剧院名、公园名开始，继而一切被认为与封、资、修等“四旧”沾边的，如上海南京路上的招牌，被另立新店名。红卫兵把上海著名的娱乐所“大世界”改名为“东方红”。在破“四旧”过程中，由北京刮起的打人抄家风也迅速在全国盛行开来。江青在1966年7月28日一次会上公然鼓动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上海红卫兵在北京南下红卫兵的影响下，到街道、里弄、派出所索要所谓“牛鬼蛇神”名单，按单抄家、搜人，有的被当场批斗，有的被限期驱赶回乡，严重违反社会主义法制。抄家的对象起初只是所谓“牛鬼蛇神”，以后逐步遍及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中学教师，而且生活用品及私人财宝也被抄走，许多图书、唱片被销毁。一些知名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名演员，更是红卫兵抄家的集中目标。
　　继破“四旧”之后，所谓“将‘文化大革命’的星火点遍全国”的红卫兵大串连活动又风靡而起。几百万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乘车、吃饭住宿都不要钱的大串连，不仅使国家花掉数以亿计的资金，而且直接造成了全国性的动乱。根据中央有关精神，上海市委于9月7日曾成立领导小组，试图使红卫有组织地进行串连。上海是个名城，又是交通的枢纽，大规模的串连使城市不堪重负，各级党委不得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设接待站解决红卫兵的吃饭、住宿等问题，腾出大专院校、机关办公用房供他们休息。以北京红卫兵为主体的越来越多的学生来沪并留沪不走，介入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加剧了上海的动荡。
　　
　　孙永勤毁家赴难的抗日壮举
　　
　　1933年，关外的义勇军燃起遍地烽火，使日军疲于奔命。其中有孙永勤毁家赴难的壮举。
　　孙永勤本是关外一个富裕农民。日寇侵占我东北，孙十分愤慨。一次，他在家中客厅内和妻子商议抗日的事。孙说：“老母在堂，如何可以赴难?”不料这话给内室的老太太听到，为不牵累儿子，她竟立即自缢身死。孙的妻子见婆婆已死，为成全丈夫的壮志，找出匕首也自戕了。
　　孙永勤见母亲、妻子有意成全自己，就慷慨激昂地办完丧事，将家产变卖，购买枪支弹药，招募义勇军，一时扬名关外。他的义勇军专袭长城一带日寇的薄弱环节，打得日本侵略军丧魂落魄。孙的部队完全采取打了就走的游击战术，使日寇感到十分头痛。
　　1934年秋，孙率部转移到关内遵化县境。遵化县长何考怡为孙部运送军火，被日寇追捕，被迫逃到南方，投靠陈仪，做了他的幕僚。而孙部却被日寇包围于茅山山顶上，日寇由承德派出飞机狂轰乱炸，孙部伤亡殆尽，孙永勤壮烈牺牲。
　　
　　达赖曾亲自签署电文拥护解放军进藏
　　
　　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回忆说，当年达赖是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的，完全不存在达赖在国外所声称的“中国动用军队入侵和占领西藏”的问题，更不存在所谓“对西藏实行殖民统治”的问题。
　　当时身为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的阿沛，被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委命为与中央政府谈判的首席代表。1951年5月23日，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并派军队进入西藏。同年10月24日，达赖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这个协议。
　　阿沛说，这份电文当时即通过媒体作了公布，现仍为一些学者在著述中引用。电文写道：“这次双方代表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
　　阿沛说：“这个电报是达赖亲自签发的，没有人强迫他这样做。”电文的抄收件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
　　阿沛回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有十七要点，史称“十七条协议”，这一协议是国内法范畴的文件，处理的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它的法律依据是1949年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林巧稚不出国工作
　　
　　1948年底，平津战役打响了，隆隆的炮声时断时续，这时有些朋友劝林巧稚到国外去，有些同事要全家搬走也约她一起走，甚至有人为她准备好了飞机票。她的英文很好，妇产科技术也很高明，到国外工作，一点困难也没有，而且工资收入和生活水平会比在国内高得多。但她想到，中国的统治者已变动多次，只是换汤不换药。1945年北平有了光复希望，但因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共产党来后怎么样？不清楚。有一点可以肯定，妇女要治病，孩子要出生，妇产科医生还是需要的。只要能把知识和技术贡献给祖国的妇幼保健事业，“我就决不到外国去工作”。
　　解放后，林巧稚一直在协和医院妇产科这个岗位上工作，成为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开拓者。

相关热词搜索：四人 首次提出 毛泽东 《毛泽东首次提出“四人帮”问题》等 晚年宋庆龄后悔跟毛 官方对艾跃进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