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王命运主题曲【一个“中国拳王”的离奇命运】

　　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曾经有自己的拳王，更没有人知道这位拳王所遭遇的离奇命运。令人无法想像的是，这位中国拳王一生的遭遇仅仅是因为一个和香港有关的念头，一个拳王之梦…… 　　
　　应征入伍，打遍军中无敌手
　　
　　余吉利坐在我对面，我仔细打量，想找出全国冠军的影子，却几乎无法找到。一开口，他的语速极快，我竖起耳朵才勉强能听明白。
　　余吉利出生在1930年的上海，霞飞路927弄，称霞飞坊。1924年，霞飞坊由比利时圣母圣心会普爱堂投资建造，一大片整齐的3层砖木住宅，到今天还是一景。余吉利的父亲余宏基就在比利时房屋公司工作，是个普通职员，母亲在家带几个孩子。
　　少年余吉利在铭本小学读书，又进雁荡路业余中学。在余家附近的汾金坊，住着大同大学外语系的大学生黄晓阳。黄晓阳是业余拳击爱好者，是他把余吉利引入了拳击这一行。
　　上海开埠，就是开放。1908年，北美基督教青年会专派体育干事艾克斯纳前往上海，协助成立体育部。1940年，青年会开始办拳击训练班，教练是个名叫D.B.Reieh的法籍犹太人，每隔两周举行一次邀请赛，邀请精武体育会、西侨青年会、俄罗斯总会、法国总会、犹太总会等拳击手比拳。黄晓阳把少年余吉利带去，直接向外国拳击手学拳。余吉利身体条件好。刻苦，对拳击非常投入，也长进飞快。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同年5月27日，上海政权易帜，19岁的余吉利迷恋在拳击爱好中，对政治并不关心。基督教青年会仍是拳击运动中心，继续在八仙桥和四川中路599号的会所举办训练班。四川路会所由当时著名中国拳王周士彬任教练。在余吉利刚开始学拳的1946年，24岁的周士彬已是八仙桥青年会举办的七国拳击赛冠军。
　　1951年，上海市政府收回跑马厅，成立足球队，还举办一系列体育义赛，以门票收入支援抗美援朝。就在一次市级比赛上，余吉利一出手，就打了个上海市冠军。
　　1952年，几个军人找到他，问他是否愿意参军去。原来，当时解放军军事学院体工队打算成立拳击队，看中这个年轻的上海冠军。余吉利高高兴兴参军去。
　　余吉利一直保存着“革命军人证书”。证书是正体直排，由右及左：“革命军人证明书，余吉利同志系1952年12月参加我军，现在本院工作，其家属得按革命军人家属享受优待。此证”。下面是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以及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的署名。
　　参军不到一年，余吉利打遍军中无敌手。1953年11月，天津举办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运动大会，相当于全运会前身。代表华东的上海选手陈新华获轻量级冠军，周士彬获中量级亚军。余吉利以全军第一名成绩代表解放军队参赛，击败所有同级对手，成为次中量级全国冠军，成为“中国拳王”。那一年，余吉利23岁。
　　
　　试图逃港，被捕入狱坐大牢
　　
　　此后两年，没有举行全国性拳击比赛。当了三年多体育兵的余吉利退伍了。1956年9月2日，他来到上海市曹阳第二中学任体育教师。
　　1961年8月30日，区教育局调动，他去了甘泉中学教体育。家搬到襄阳南路，余吉利成家了，妻子是篮球运动员，也教中学体育，他们有了两个女儿。
　　1963年，余吉利出事了。
　　余吉利天性喜欢自由自在，本质上是那个独立执著而又性格散漫的拳击手。回上海，他又回到原来的朋友圈。这个圈子里，自然常有香港的五色消息。对他们来说，香港永远是令人向往的迷人都市。三年饥荒的日子里，香港又凸显为邮寄食品的丰富源头，谁家有个亲戚在香港，都不再愁饥。这时，余吉利的朋友圈子里。流传起广东人向香港大迁徙的消息。
　　传言不虚。对广东人来说，香港近在咫尺，是无法抵挡的诱惑。1958年港英当局实行出入口平衡，广东每天出入香港只不过50来人。1961年7月，在饥荒压力下，广东当局开始实行放宽出港政策。1962年4月下旬，广东出现大批越界向香港迁徙现象，5月上旬突然形成大潮。正因为势头过猛，很快政策收紧。1962年6月14日，广东开始制止和坚决收容非法迁徙。当时各路消息传播缓慢，待广东宽容迁港的传闻传到上海，1963年，余吉利和朋友鼓起勇气去广东探个究竟，已经整整慢了好几拍。不仅迁港大潮早已阻断，在新政策下，这样的企图已被列入要打击的罪行之列。
　　广州探了个究竟，出不去，余吉利就回家了。很快，一起去的甘泉中学同事黎国良和女友在杭州被捕，情急之中的黎国良还托人给他带口信。一切都晚了。余吉利承认，是想去香港，摆脱食物票证不足的困境。
　　议论偷渡被归作企图策划“叛国投敌”，余吉利被处以三年劳教，先送收容所，然后，武装押解下，被大卡车送往安徽郎溪、广德两县交界处，那是上海监狱管理局下辖的上海市白茅岭监狱。
　　
　　妻离子散，刑满释放无家归
　　
　　一切发生得太快，余吉利以最后一点理智和勇气，断然作出一个决定，他提出离婚。他知道，去了白茅岭，是终生的罪犯烙印，妻子孩子都会受株连。
　　他的相册里，我发现一张全家福。那是他一生最幸福时光的纪念。泛黄照片上，憨厚的年轻拳王和妻子靠在一起，他们各抱一个女儿，照片后面是拳击手用蓝色钢笔拙拙书写的几行心情：“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可是，好朋友啊，可知道我忧心忡忡?65.3.16.灯下”。
　　余吉利告诉我，他还是本能地怀一丝侥幸，企盼成为他活下去的支撑：也许，拼命劳动改造可以回上海，也许，大环境改善后，可以和妻子破镜重圆，也许，能重新回家拥抱女儿。可是，消息传来，妻子带女儿改嫁了。三年劳教期满，他必须留场，没有刑满回家的限期。
　　在余吉利的难友李梧龄的回忆录里，我惊讶地发现余吉利内心的一点隐秘：余吉利当年想去香港，原来并不仅仅是为了充裕的食物。
　　退伍离开专业队，余吉利还是迷在拳击里。1958年全国20城市拳击锦标赛，余吉利和上海市业余队队友一起获团体第一名。单项比赛中，余吉利获轻中量级第三名。这一次，36岁老将周士彬获次中量级冠军。余吉利似乎不愿对我提起这场比赛。虽胜败乃兵家常事，可28岁的余吉利打了个第三名一定很懊丧。可以想象。他如何憋着劲想着下一次，想着一定要夺回冠军来。可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没有下一次了!
　　1958年。中国迎来大跃进的年代。体育界也未能幸免，拳击界亦不例外，突发高烧盲目发展。上海机床厂一名青年工人比赛中被击伤头部又缺乏恰当护理，不治死亡。一时伤亡频报，国家体委仓促宣布，第一届全运会拳击项目取消。上海随即停止所有拳击训练。自此整整20年，拳击运动整个从中国消失。
　　余吉利苦苦等候过恢复拳击运动的消息。可五年过去，1963年，他已经33岁，拳王生活在一个没有拳击运动的国度，他度日如 年。恰在此时，朋友们议论起迁徙香港的可能，对1963年的余吉利来说，不仅是改善家庭生活的一种可能，更是拳王运动生命的最后一线生机。
　　在绝望的白茅岭，已经失去一切的余吉利，曾向难友李梧龄道出了自己的痛心故事和有过的世界拳王之梦。
　　
　　最后自尊，天命重上拳击台
　　
　　唯母亲还在等待儿子归来。余吉利在白茅岭，母亲在上海，经历1966年的“文革”开始，又迎来1976年的“文革”结束，母亲仍然没有等到儿子可以堂堂正正把户口迁回家的消息。又过了三年，1979年，母亲终于等不及，走了。余吉利回家奔丧，心灰意冷。据当时规定，母亲在，他还有几天探亲假，理论上说，也还存着政策改变返回上海的可能。母亲一走，和上海的最后一点联系被切断，从今往后，一年365天，他一天也不能离开白茅岭，他要和无数留场人员一样，埋在山里了。这样的前景，他实在不甘心。
　　1979年，整个局势在松动，49岁的余吉利感觉自己还强壮，年轻时独立闯荡的心又在复活。他作了个决定，闯出一条活路来，他跑到青岛开始教拳，只要有口饭吃，能自由，就满足了。作这个决定并不容易，那个时候，擅离一个隶属上海监狱管理局的劳教农场，要有触犯天条的勇气。这也是别人都不敢离开的原因。
　　就在中国拳王余吉利惶惶为自己是否要回白茅岭而内心挣扎的1979年，美国籍的世界拳王阿里给中断20年的中国拳击运动带来了复苏希望。因为邓小平在接见阿里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拳击运动也可以成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的渠道”。
　　国家恢复拳击运动还在阿里初次到访的七年之后。上海精武会却率自先行。精武会仍记得余吉利是它的会员。1980年精武会举行拳击表演赛，特请了“擅自离农场不归”的余吉利。
　　50岁了，他重新走上拳击台。这已经不是争强斗胜的年龄，他却永远感激这场比赛，是精武会，使余吉利重抬人的自尊，一个自由拳击手的尊严。
　　
　　古稀奔波，为了那份退休金
　　
　　1985年5月，拳王阿里再度访华，访问了上海精武会，在上海体育学院和余吉利的老友周士彬举行了表演赛。1986年，阿里三度访华，同年6月。国家体委终于在秦皇岛会议宣布：恢复拳击项目。一个月后，余吉利拿到他多年奔走的结果，一纸“上海市公安局南市分局复查决定”：“余吉利，男，1930年10月生，浙江省定海人，无业。原住襄阳南路510弄21号，现住蒙自西路41号。余因企图偷渡问题，于1963年2月17日被拘留审查，同年4月20日被收容劳动教养。经复查，余曾与他人议论具体偷渡去香港的办法，是事实。但在留审期间已作了交代，原对其收容教养不当，应予纠正。据此撤销1963年4月29日对余吉利收容劳动教养的处分决定。”
　　中国拳击运动恢复了。余吉利的处分撤销了。他孑然一身，一无所有，55岁。
　　1987年6月，中国拳击协会被国际业余拳击联合会正式接纳为第159个会员。1997年，67岁的余吉利结束最后一份体育代课老师的临时工工作。这时候，余吉利才刚刚发现，自己没有退休金。
　　2007年，一名台湾拳击手在上海开了一家饭店，请拳击界人士参加开张典礼。77岁的余吉利也在被邀请之列。在朋友们鼓励下，余吉利又开始新一轮奔走，这次，是试着争取一份退休金。他两次给市教育局去信，都被转回区教育局，随后就没了音讯。他去当年任教的学校，学校告诉他，档案已在“文革”中遗失，没了依据。他一个个地找到几十年前的同事，请他们出具曾经工作的履历证明。他被迫再次试着用纸片拼凑起他破碎的人生，证明自己曾经有过一份正当工作，这工作的中断是源自公安机关一个错误的行政处理。
　　我不知说什么才好。想到余吉利一生遭遇都是为一个和香港有关的念头，我不由转了话题，“现在开放‘香港自由行’，你后来去过香港吗?”
　　“没有。”余吉利平静回答，眼中没有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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