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清华没有“最后一课”]最后一课原文

　　1937年卢沟桥事变，事变前就虎视眈眈的日本军队，开始了“精神上的彻底征服”，终于将中国的大学置于炮火之中。 　　学界领导、名流开始日夜奔走呼号，计划各校师生的撤退和安置――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一次知识分子大撤退开始了。由于是在时局激变的紧急情况下仓促做出的决定，来不及告别，来不及保护，来不及“最后一课”，因而，撤退演变为一次慌乱的文化界大逃亡。
　　
　　北大最后的“残影”
　　
　　由于北大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等已赴庐山，善后工作便落到了秘书长、中文系教授郑天挺身上。面对危局，郑天挺不顾夫人新丧，子女年幼，倾其全身心力。他先是决定向经济困难的滞校学生每人发款20元，促使他们迅速离校，尔后想方设法促使北大教授及其家属安全撤离。据北大中文系教授罗常培回忆：尽管“大家在凄凉惨痛的氛围中仍旧主张镇定应变，共维残局，但是自从七七之后大家的精神实在已经涣散了”。
　　城陷那天，教务长逵际昌就避入了德国医院，到了8月7日，他便首先离开了北平。第2天日军入城，分驻天坛、旃坛寺和铁狮子胡同等处，人心更加浮动。8月9日郑天挺召开了国事晤谈，一部分同仁便主张早离危城。于是11日清晨，又一批北大教授叶公超、饶毓泰、梁实秋和姚从吾就陪同胡适的太太离平赴津。
　　8月25日，日本宪兵4人来检查，由郑天挺独自支应，后来周作人闻讯赶到，用日语和日本宪兵驳辩，那时他还站在北大同仁的立场说话。
　　据钱穆回忆：“日本军队进北平，听说清史教授孟森曾在北大图书馆发现一幅旧地图，于中俄两国蒙古边疆问题有新证据之发现。遂派人索要去。而孟森不久因病进医院。”
　　9月3日，日军进驻北大第一院和灰楼新宿舍，并在门上全部挂上各分队、小队的目文牌号。11月17日，郑天挺与罗常培、陈雪屏、罗膺中、魏建功、王霖之、周濯生、包尹辅等最后一批北大教授合影留念后，遂离开了沦陷的北平，算是与他恪守的精神家园作了最后告别。罗常培说，北大的“残影”就这样消逝了!
　　
　　清华园里的“丧家之狗”
　　
　　位于城内的北大情形如此，坐落于西北郊的清华大学校内同样令人心碎。除了清华师生留下的回忆文童，时任外文系教授的吴宓记载甚详。卢沟桥事变爆发一个星期后，即1937年7月14日，吴在日记中记载道：“阅报，知战局危迫，大祸将临。今后或则(一)华北沦亡，身为奴辱。或则(二)战争破坏，玉石俱焚。因之，求如前此安乐静适丰舒高贵之生活，必不可得。我一生之盛时佳期，今已全毕。此期亦不可谓不长久，然初未得所享受，婚姻恋爱，事事违心，寂寞愤郁，痛苦已极。回计一生，宁非辜负?今后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无论若何结果，终留无穷之悔恨。”
　　7月21日，吴宓颇为悲愤地记述道：“……友生多为个人逃避之计，或包运书物，而绝少激昂悲愤，以谈国事者；遑言舍生取义耶?此为道德精神上之大失败，盖叹人不能亡我，而我能自亡也!”
　　7月28日，吴宓日记中载：“阴，甚沉闷。5：00日军飞机轰炸西苑，窗壁为震。宓但拥衾静卧，坐待天命。我今不敢求死，亦不再怨生。但即毕命于今日，亦欣尊上帝之意旨。宓略进晚餐，命仆购屯馒首。而黄品长来，多怨天尤人之语。寝前，仍卜《易》占明日吉凶……”
　　据冯友兰回忆：“我们参加校务会议的这几个人，还住在清华，说的是要保护学校。我还说，中国一定会回来，要是等中国回来，这些书都散失了，就不好了。只要我人在清华一天，我们就要保护一天。有一次，夜里我和(清华教授)吴有训在学校里走，一轮皓月当空，四周一点声音都没有。吴有训说：‘可怕，可怕，静得怕人!”’冯友兰猛地想起了黄仲则的两旬诗：“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霄。”几近泪下。
　　当时清华的戏剧大师熊佛西喜欢养狗，他对冯友兰、吴有训二人说：“北平有许多人都离开了，狗没法带，只好抛弃了。那些狗，虽然被抛弃了，可是仍守在门口，不肯他去。”冯听罢，慨然道：“这就是所谓丧家之狗，我们都是丧家之狗呵!”言毕潸然泪下。
　　当他们重返北平校园的时候，已是9年之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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