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的江湖美学]江湖杜月笙

　　陈丹青有回谈及上海，说如今的上海街头有几种人看不到了，分别是帝国主义者、洋气的工人、开心的穷人以及老早的流氓。陈丹青所说的“流氓”，在这里不必然是恶人，虽然也常干些不上台面的事，但与西方法治社会不同，在更多依靠人治的中国，他们是习惯依赖强力的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强悍的流氓有时也拥有一定的威信，排难解纷，斡旋争端。所以国人对于流氓的态度实颇暧昧，而对那些闻名遐迩的大流氓或许更多的还是歆羡。陈丹青所说的上海消失的流氓，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黄金荣、杜月笙与张啸林，世称“上海三大亨”。
　　三人虽同为“流氓”，但脾性不同。据说黄金荣爱钱，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尤其是杜月笙，老早的上海人称呼他为“杜先生”，尊崇之情可想而知。杜月笙被誉为“青帮三百年来之第一号人物”，无论作派、言行乃至打扮，处处与人不同。甚至可以说，老上海几十万的青帮子弟，最无黑社会习气的大概就是杜月笙了。
　　杜月笙清瘦斯文，这就注定他不可能靠挥拳踢脚混江湖。事实上，他极富心机，多谋善断。当年夤缘得入黄金荣公馆，可以说是他练习江湖本领的“黄埔军校”。一次黄公馆丢失一大麻袋烟土，有百余斤。众人面面相觑，他却灵机一动，心想此乃天赐良机，若成功，必可获致青眼，遂自告奋勇。他算准偷土贼不敢公然扛着大包四处流窜，只有逃往并非黄金荣势力范围的英租界，果不其然，给他连人带货逮到。由此更得黄金荣老婆桂生姐的宠信倚重，从佣差升为鸦片提运，开始了青云之路。
　　势力日大的杜月笙并未满足于这些黑道生意。事实上，他非常清楚，在当时，江湖如果没有庙堂的支撑，终难为继，而庙堂也确实需要江湖做一些自己不便为、不可为之事。于是他参与了对蒋介石颇为重要的“四•一二”政变，奠定日后的政治资本；同时，他颇讲道义，抗战时期，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允诺，将从外国进口的一千副防毒面具，赠送给八路军使用。
　　在当时的上海，各路政治势力互相角逐，杜月笙作为控制着数十万青帮徒众的大佬，自然是被拉拢讨好的对象。而如何在纷乱错综的政治关系中不致乱了阵脚，绝对考功夫、考胆识，更考气节人品。譬如1937年上海沦陷后，日本人数度拉拢，开出3000万高价愿和他共同开办“中日建设银公司”，杜月笙脑子清爽，迁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帮会从事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其中最轰动的即是协助军统特务刺杀了伪上海市长傅筱庵。在事关民族存亡的问题上，杜月笙始终未如张啸林那般利令智昏，而是有为有不为，这令其一直以来获得了各类上层人士的欣赏支持。
　　再者，杜月笙颇懂形象塑造，各类董事长、理事长的虚衔一大堆，涉足现代金融银行业、报业、运输业、文教等，即便倒贴本钱也无所谓，因其最信“钱财用得光，交情用不光”，认为做人要“人面、场面、情面”面面俱到。当年黎元洪下台，落魄上海，他就特为善待，黎的秘书长饶汉祥誉杜老板为“当代春申君”。而号称“章疯子”、当年将袁世凯气得半死的章太炎则亲自给杜改名为镛，赐号乐笙，还于1931年“杜氏家祠”落成之际，亲自考证杜氏世系，认为“杜之先出于帝尧”，可谓给足面子。
　　杜月笙使“江湖”呈示出别致暧昧的美学。一方面仍然是夜黑风高的恐怖血腥，一方面却又因为他的会做人，仗义疏财以及令人歆服的民族气节，使其在江湖中的所作所为都充满诗意。他以江湖的智慧行走在庙堂的边缘，获得政治的庇护，由此拓展江湖的厅堂。可以说，杜月笙将黑道人物的魅力渲染到了极致，手上无剑而自能剑气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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