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分类 [补史艺文志的分类特点]

　　[摘要]补史艺文志是我国古代史志目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清代以来出现的补史艺文志著作进行全面梳理研究，分析补史艺文志在目录分类体系和具体类目设置两方面的基本情况，说明补史艺文志著作在分类上既吸收了前代已有的分类学成果，同时又根据不同时代图书具体情况而有所创新的特点，从而揭示出补史艺文志的文献学价值和史学价值。
　　[关键词]补史艺文志分类体系类目设置
　　[分类号]G256.3
　　
　　在二十四史中，撰有艺文志和经籍志的正史比较少，只有《汉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明史》六部。因此自清代以后，有关学者就开始陆续地为那些没有艺文志的正史进行补撰，同时也对原有的正史艺文志进行续补和考证，前后多达数十种，不仅在古代书目中自成一个系列，而且对后来目录学和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分类是撰写目录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书籍进行合理的分类，可以有效地保存图书，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鉴于分类的重要性，本文拟从分类体系、类目设置等方面对补史艺文志做一初步探讨。
　　
　　1　补史艺文志的分类体系
　　
　　1.1　四部分类法
　　自唐初修《隋书?经籍志》确立四部分类法以后，千百年来官簿私录绝大多数均沿袭了这一分类方法。尤其自清乾隆时期编修《四库全书》以来，四部分类法达到其全盛时期，所以史学家们在编修补史艺文志中，大多数都采用的是四部分类法，如钱大昭的《补续汉书艺文志》、侯康的《补后汉书艺文志》、《补三国志艺文志》、姚振宗的《三国艺文志》、《隋书经籍志考证》、五家《补晋书艺文志》、钱大昕的(《补元史艺文志》，等等。虽然这些补史艺文志是依据四部来进行分类的，但仔细比较对照，会发现其中具体的分类也有所不同。
　　有的补志著作是沿袭《隋志》的分类方法，如丁国钧在其《补晋书艺文志》中说到“《晋书》之成与《隋书》相先后”，因此这部书的具体分类“一准《隋志》。伐柯取则，无事求远，刘略班志，非所敢知”。采用这种分类法的还有张鹏一编撰的《隋书经籍志补》。张鹏一从南北《齐书》、《周书))、“唐志》等著作中搜辑《隋志》所未著录的文献资料“得经说九十二部，史录六十部，子类五十五部，专集七十二家，杂文三十家。编目既录姓名，益彰爰依“隋志》分类补入”。此外姚振宗的《后汉艺文志》“今以《隋志》，附佛经、道经书于四部之后。同样他的《隋书经籍志考证》也是依据《隋志》的分类对有关图书进行辑补考证。
　　还有的补史艺文志著作则是依据《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方法进行编撰的。如秦荣光著录《补晋书艺文志》“部类先后悉依《四库全书提要》”，但也略有改变。如经部与《四库全书》相比，没有设置四书类，而设立了论语类；史部缺纪事本末类；子部缺农家类，集部缺诗文评类和词曲类。这些类目的变化有些是作者根据两晋时期现实的图书情况来设置的，他的这种做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如纪事本末体是南宋袁枢在阅读《资治通鉴》时创立的一种新的史书撰写体裁，从那以后，纪事本末体的史书开始陆续出现。因此在两晋时期还没有这种体裁的史书，所以作者不设此类。此外，经部不设四书类，集部不设词曲类也是同样的原因。但有些类目的改变也不够允当，如子部不设农家类，使晋代有关农家的图书没有得以记录保存，不能完整地体现两晋时期的图书著录情况，也对后世了解此类书籍带来不便。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不仅在分类体系上参照了《四库全书总目》，同时对那些涵盖广泛、著述繁多的类目，也都仿照《四库全书总目》设立子目，从而形成了部、类、子目这样一个三级的框架系统，使图书著录更加清晰。如经部的礼类，《四库全书总目》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礼通义、通礼、杂礼书六小类，而《补晋书艺文志》也把此类分为周官之属、仪礼之属、礼记之属、三礼宗义之属和杂礼书之属五个子目。再如乙部的地理类下设宫殿簿、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水、古迹、杂记、游记、外记十个子目。
　　在四部分类体系中，还有在四部之外，著有附录的情况。如黄任叵在编撰《补辽史艺文志》时发现“倪氏灿、金氏门诏、厉氏鹗，三家补志并有滥登之失”，针对这种情况，黄任恒在四部分类的基础上又“取未当者及别书所言辽人著述分为应删、存疑二类”。此外秦荣光认为“石刻亦艺文之一”，所以他在《补晋书艺文志》的最后附录石刻一类，著录晋代有关石刻的图书一百余种，使其书目编撰的更为完整。王仁俊在其《西夏艺文志》中附有一类“宋人谈西夏书目”，著录宋人著书四种，在他的《辽史艺文志补证》中又附录“宋金人谈辽事书目”，著录图书二十六种，这种著录方法使这两部补史著作与以前同类补志相比最为完备，同时也开辟了补史艺文志著录方式的一种新领域，反映该时代的著述特点。
　　
　　1.2　其他分类法
　　除了四部分类法，有些补史目录采用了其他的分类法。如姚振宗的《汉书艺文志拾补》和《汉书艺文志条理》，这两部著作均依照《汉志》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六略。对其中的小类，《汉书艺文志条理》均未做改变，其中三十八种小类“即刘中垒父子《七略》之旧第也，但姚振宗在《汉书艺文志拾补》中根据所补图书的具体情况对一些小类稍作调整，如在六艺略的最后，附录了《汉志》中没有的谶纬类，著录图书十一家十一部，除此之外他认为诗赋略中的五小类“其中颇有类乎总集，亦有似乎别集”的情况，因此“今不可依仿，故变例，裁为二目，日‘总集’，日‘别集’。”方技略在《汉志》中下设医经类、经方类、房中类和神仙类四类，但姚振宗在编撰《汉书艺文志拾补》中，鉴于“医经、房中无所拾补”，故仅列经方和神仙二类。他的这种以图书的现实情况进行分类，而不固守前人分类的做法是十分严谨科学的。此外曾朴的《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也没有采用四部分类法，而是“创立部目，斟酌出入，分为七志”，缪荃孙则把《辽艺文志》分为小学类、译语类、实录类、起居注类、杂史类、仪注类、地理类、证书类、传记类、史钞类、五行类、医书类、释道类、别集类十四类。
　　在补史著作中，也有一些补史艺文志的分类并不完整。如侯康在补史艺文志工作开始之前的计划是很大的，据陈澧《传》中说他“又以隋以前古书多亡，著书者湮没不彰，补撰后汉、三国、晋、宋、齐、梁、陈、魏、北齐、周十书艺文志而注之。”但最终仅成了《补后汉艺文志》和《补三国艺文志》两部。且这两部补史著作只著录到子部小说家，子部中的其他类目如农家、历算、五行、医方、杂艺五类有录而无书，“集部与佛道二录，则皆未尝措手焉”。还有章宗源的《隋书经籍志考证》，全书按《隋志》史部十三类进行编撰，在类目次序上有所变动。对经部、史部和集部均未作著录。此外，王仁俊著录的《辽史艺文志补证》，这部书对经部和子部的著录也不是很科学完善的。他把经部分为经总类、书类、通礼类、小学类、译语类五类，对经部的易类、诗类、乐类、春秋、孝经类、论语类都略而不录。子部只著录了释家、道家、 五行家、医家、艺术五类，也是不完整的。
　　此外在补史艺文志中还存在着分类不当的情况。如钱大昭的《补续汉书艺文志》，全书采用了四部分类法，分为四部十六小类。其中史部仅分为国史、典章和刑法三类，子部不分类，集部分两类。其中史部的国史类中不仅著录了正史类书籍，还著录了起居注、章奏、杂传等类目的书籍。在集部的两类中，文集类著录的是个人的文集，别集类则著录有关歌赋的图书，这样的分类就显得很草率和杂乱无章。
　　
　　2　补史艺文志的具体类目设置
　　
　　2.1　类目的因袭
　　在具体的类目设置方面，有些类目是我国史志目录的传统类目，并被一贯继承下来。绝大多数的补史艺文志也沿袭了这些类目。如经部的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论语类、孝经类、小学类；史部的正史类、编年类、杂史类、起居注类、故事类、职官类、仪注类、刑法类、地理类；子部有儒家类、道家类、法家类、兵家类、农家类、杂家类、医家类、小说家类、天文类、历算类、杂艺术类；集部有别集类和总集类。
　　除了这些传统的类目，史学家在编撰补史目录著作中又提出“其门类则以书之有无为断”的观点，他们在类目的设置上根据一个朝代的具体图书情况吸取了《隋志》四分法以后出现的一些新类目，以反映图书发展变化的客观事实。
　　阮孝绪在《七录》中创立伪史目，《隋志》改称霸史类，后来的官私目录有沿用伪史之称，如《新唐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等；有称霸史类，包括《旧唐志》、《宋志》、《通志?艺文略》等。也有把二者合并为伪史霸史类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到乾隆时期修撰《四库全书总目》时，把此类改名为载记类。姚振宗在撰写《后汉艺文志》时，认为“载记之名盖始于后汉《东观记》”，因此他沿用了《四库全书》的做法“录《后汉艺文》，以《越绝书》等旧列于伪史霸史者别立为此类”。
　　姚振宗在《后汉艺文志》中还设立史钞一类，这一类目创始于《宋志》，《宋志》于别史类后设置了史钞类。但姚振宗认为后汉已有史钞之类的书，他说：“自后汉以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名其志云，是史钞之学起于后汉，其书则自《卫飒史要》始一。
　　唐代刘知几的《史通》是一部关于历史评论学的著作。但直到宋初，此类著作很少，很难另立为一类，所以《新唐书?艺文志》将其著录在集部文史类中。宋代以后此类书籍日益增多，已经具备独立立类的条件，因此晁公武自文史类内摘出论史者设立史评类，附史部，从而创立了一种新的类目，即史评类。以后的官私簿录，有的沿袭了这一类目，如《四库全书总目》、《书目答问》等，有的则更名为史学类，如《遂初堂书目》、《千倾堂书目》等；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将史评史钞合为一类，王应麟《玉海》则更名为论史类。在补史艺文志中，姚振宗“考后汉人亦有论史事之文，是史论之最古者”，于是他在《后汉艺文志》中设置史评类，记载了《班彪前史得失略论》等四部图书。此外倪灿、卢文绍的《宋史艺文志补》和《补辽金元艺文志》也沿袭了前人的分类方法，于史部设立了史学类。
　　国史类始创于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尤袤十分重视收录史书，尤其是本朝史书，并在史部中列国史、本朝杂史、本朝故事、本朝杂传。《遂初堂书目》的国史类则只收录宋代史书，从而在史部分类中开辟了当代史的先例。明代的《文渊阁书目》沿袭了这种做法，将当代帝王之书及御制诗文集等并为国朝类。在清代补史著作中，倪灿、卢文绍的《补辽金元艺文志》采纳了这种分类法，设立国史类以记“朝廷敕编当代史”，收录实录、圣训等朝廷敕修书及《元朝秘史》等当代史之书。这种分类方法也表明了著者对当代史事资料的重视。
　　
　　2.2　类目的减损与合并
　　类目的减损与合并主要体现在子部的类目设置中，因为补史艺文志的著录对象多为记一代著述，而后世论及诸子之类的书籍甚少，各自立类，过于琐碎，于是史学家在修撰补史目录时对这些类目，或予以删除不录，或合并为一类。如阴阳家类，仅顾榱三的《补后汉书艺文志》在子部中设置了阴阳杂家类，其余的均没有著录。对于后世很少著述的名家、墨家、纵横家等，姚振宗的《后汉艺文志》、秦荣光的《补晋书艺文志》、黄任恒的《补辽史艺文志》、钱大昕的《补元史艺文志》等就将其一并删除不录，而倪灿、卢文绍认为“前代艺文志列名、法诸家，后代沿之，然寥寥无几，备数而已”，因而在《宋史艺文志补》和《补辽金元艺文志》中的做法是将这几类“削之附杂家”。还有些补史目录将释家类和道家类省略不录。如黄逢元的《补晋书艺文志》、聂崇岐《补宋书艺文志》、徐崇的《补南北史艺文志》。
　　除此之外，在经部中也出现类目合并的现象。南宋时期的理学大师朱熹将《大学》和《中庸》这两篇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合并成为一书，即“四书》。因此《明史?艺文志》便首次在经部设立四书类以反映经学的发展情况。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也采用了这种分类法。在补史艺文志中，大部分著作并没有采用这种分类方法，还是将论语、孟子、礼类单独列类的，但也有例外。如金门诏的《补三史艺文志》在经部单立四书类，收录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有关的著作，经部不再设立《论语》、《孟子》之类，这较之《论语》、《孟子》单独设类，《大学》《中庸》入礼类，合论四书之图书入经解类的分类方法更能说明宋代以来四书地位的提高和理学独尊地位的确立，同样的分类方法还有龚显曾的《金艺文志补录》。
　　
　　2.3　类目的迁移
　　有的史学家在撰写补志著作时，虽然也沿袭了历来固有的分类类目，但把一些具体的类目从以往的大类中析出移至其他的大类之下，出现了类目迁移的现象。
　　最初的天文历法，《汉志》归类于术数略，至《隋志》将天文、历算与五行分开，各自平行列类于子部之下，以后的史志目录都沿袭了这种分类方法，只有晁公武的《郡斋图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四库全书总目》把这两类合并成为了一类，而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则把天文、历议、阴阳、五行、卜筮、形势这几类合并为数学类。虽然如此，但所有的史志目录都把历算类分在子部之下。在补史艺文志中，顾禳三的《补后汉书艺文志》和王仁俊的《辽史艺文志补证》都改变了以往史志目录和其他补志的分类方法，把历象类划分到了史部之下，这种做法是不科学的。
　　有关诏令奏议之书，最初《旧唐书》和《新唐书》并无此一门，仅在史部起居注类下列有诏令小类，著录了一些关于诏令奏议之书，成为后世诏令奏议类的萌芽。最初单独设类的应是尤袤在《遂初堂书目》集部中设立章奏类，后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也沿袭了这一做法。到了黄虞稷撰写《千顷堂书目》，在别集类后设制诰类和表奏类来著录此类书籍。而四库馆臣则认为诏令奏议类书应是有关政事之类的图书资料，所以把它们从集部中析出，而在史部设立诏令奏议类，这种做法是有道理的。 但一些补史著作仍然效仿黄虞稷的分类方法，把诏令奏议类从史部中迁移出来，在集部中设立制诰类、奏疏类、策论类，包括倪灿的《宋史艺文志补》、《补辽金元艺文志》、钱大昕的《补元史艺文志》和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
　　
　　2.4　类目的增益
　　虽然补史艺文志的类目大多都沿袭了以往艺文志的一些分类成果，但有些补志目录在吸收已有分类方法的基础上，还做了一些创新。
　　随着元代民族融合的加剧，各少数民族逐渐接受汉民族的先进文化，走向更高阶段的文明。为了体现这一社会发展的现实，钱大昕在《补元史艺文志》经部的最后首列译语类，用来著录用少数民族语言翻译的汉文图书以及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普及读物。此后的一些补史著作也吸收了这种做法，如王仁俊的《辽史艺文志补证》、龚显增《金艺文志补录》。
　　丁国钧在《补晋书艺文志》中设立了存疑、黜伪两大类，把作者、成书年代有疑问或伪书都归为此类，这样比在书名之下单独注明更加明显适用。由于晋代距清代甚远，疑伪书也较多，因此这两个类目的设立，使该书目录的义例更加严谨。梁启超在《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中就评价“此其特创之义例，深可取法”。此外，黄任叵在《补辽史艺文志》的附录中“取其未当者及别书所言辽人著述”设置了应删类和存疑类，这与丁国钧设置的存疑、黜伪二类有异曲同工之效。
　　倪灿、卢文绍的《补辽金元艺文志》在集部设制举类。卢文绍对这种做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自宋熙宁用荆舒之制，以经义取士……三百年来，程士之文，与士之自课者，不可胜录。然而典制所在，未能废也。缘通考录擢犀擢象之类，录程氏之文二三种，以见一代之制。而二三场之著者，亦附见焉。”钱大昕则在《补元史艺文志》中将其更名为科举类。随着科举考试的不断发展，有关这方面的著述也不断涌现，将其单独立目正顺应了图书发展的客观现实。
　　以上就是补史艺文志在分类体系和类目设置上的大致情况。补史艺文志在分类上既传承了以往目录著作的主流分类方法，即“四分法”，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同时又根据图书的具体情况做了一定的突破。在类目设置方面，大多数补史艺文志是比较科学完整的，所著录的图书涉及一个时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地理、医学、农业、宗教、中外交通等各个方面，使后人可以据此了解到当时社会发展状况和文化的繁盛。因此补史艺文志是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整理研究古籍的重要参考资料，通过对其整理研究可以保存历史文化记录，了解各代历史时期科学文化的发展概况和文献典籍的出版状况，进而考察学术思想的渊源与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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