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太平天国前１４年图书刻印及利用】

　　[摘要]　从金田举事到天京陷落，太平天国历时14年，图书文化事业伴随始终。太平天国建立有一套完整的图书编刻、印刷机构，围绕宣传革命、唤醒民众、推翻清王朝、建立理想“天国”的目的，镌刻印行大量的图书文献，对太平天国革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太平天国图书镌刻种类多，印行数量大，利用率较高。
　　[关键词]　太平天国 图书 刻印 利用
　　
　　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它不仅冲击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还对中国当时的文化教育，尤其是文化领域中的图书事业带来了改革，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1851年金田举事到天京建都及之后的革命中，图书事业贯穿太平天国的全过程，期间编印了大量的书籍，其利用也极其广泛，对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天京陷落后，太平军继续坚持斗争了4年，但此4年图书事业成就不大，所以在此讨论的仅是太平天国前14年的图书事业。
　　
　　1　太平天国图书事业取得成就的缘由
　　
　　1.1　最高领导层的重视
　　同历代统治者一样，太平天国领袖们认识和重视图书的作用。他们大多读过书，受到过传统的儒家教育，甚至还有人当过私塾教师，在他们思想意识中，儒家的影响较大，对图书功能的认识到位，他们深知，要反封建、反侵略，就得最大限度地发挥图书的功效。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宣传革命，唤醒民众，推翻清王朝，需借助于图书文献来实施。太平天国为了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借助于上帝的感召力，把上帝、基督和人三者混合一体，并通过人(领导者)的口吻表达出来，又将这些言论编成册，大量刻印，广为传播，这是太平天国期间图书兴盛和流传的最直接因素。
　　
　　1.2　深厚文化底蕴的影响
　　江浙乃文化发达地区，长江中下游绝大部分地区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文化底蕴浓厚，加之北方文化中心南移后，发展迅速，图书编刻繁昌已久，有着较为浓厚的文化基础。而太平天国从金田举事到天京陷落，绝大多数时间都活动于这一区域，传统的历史文化背景直接影响了太平天国的图书事业。同时，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富庶之地，自古以来经济繁荣发达，雄厚的物质基础又为太平天国的图书事业发展提供了保障。
　　
　　1.3　有一套完整图书文化机构的支撑
　　太平天国图书事业所以能取得成就，是与太平天国有一套完整的图书文化机构分不开的。早在1851年金田举事北进途中，太平军就刻印了大量关于革命法规、礼制方面的书籍。早期刻印的书籍中虽然没有发现有出版机构及人员情况记载，但从起事当年就有图书问世这一点上来推断，当时应该有相应的图书机构才是。太平天国革命军在频繁的战事斗争中建立和完善了自身的图书出版机构。为了革命和斗争的需要，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袖十分重视刻印自己的书籍，“试历观天父屡次大怒，大显权能，大显凭据若是，是不特传诸口，而且笔于书；所以前经供奉天王诏旨，饬令镌刻《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颁令天下，并御制《太平诏书》一卷，其中所载，最为详悉，彰明较著”。在两湖、安徽战事期间，太平军刻印了大量的书籍发放到民众手中。在1852年4月占领武昌时，封李寿辉为“正典镌刻”，负责校对、刻印图书。另外，从敌对方奏函中亦可看出太平天国时期刻印书籍的情况，如起义后四个月，广西巡抚在其函牍中说：“日前得匪中所刻军目册，与周之司马制无异。师有师帅，旅有旅帅”。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并定都，改南京为天京。太平天国将领认为，要稳定和巩固太平天国政权，必须加强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建立一整套图书出版发行机构，并明确规定：“片文只字刊刻，必自京内颁行，严禁擅自、私镌伪铸”。
　　太平天国在天京设有诏书衙、镌刻衙、刷书衙、删书衙、宣诏衙等。诏书衙在京城慧圆庵，设正、副典簿书，主要职能是编书和填写兵册、家册；诏书衙还在富民坊设正、副典镌刻，主要是撰写诏旨、谕告并编书。镌刻衙在复印仓大街，设正、副典镌刻，主要是刊刻诏旨、诏书等。刷书衙在文昌宫后，主要是刷印诏旨、谕告、书籍。删书衙在明瓦廊，主要职能是删改孔孟和诸子百家书籍。宣诏衙在城北，主要是收发、分送各种文书。镌刻衙后改升为镌刻营，主刻书、诏，规模宏大。“典镌刻四人，主刊刻伪诏旨伪书”(《贼情汇纂》)。镌刻营中人人皆可刻书，盛时，镌刻营自将军以下，正副各官、典官、属官等有1715人，伍卒12500人。天国诏书编刻后，进入刷书衙刊印，“贼造伪书并首逆等伪示，亦间有印刷者，派令伪刷书衙贼将掳得刷书匠协令印刷”(《金陵杂记》)。删书衙设置较晚，从《金陵省难纪略》等文献中可多次看到“后又添删书衙”字样。太平天国起初对儒家经典、诸子百家一概排斥，认定为“妖书”，后经删改准阅。天国定都天京后，掀起反孔运动，不仅捣毁孔庙，而且焚烧儒家书籍，并出告示宣布，凡读孔孟及诸子百家书籍者立马斩首，“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嘲。“搜得藏书论担挑，……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书苟满家法必犯，昔用撑肠今破胆”。在此策略下，太平军所在区域典籍毁损严重，“苏浙地区许多文庙、书阁荡然无存。如常熟谀闻阁藏书极富，遭太平军‘搜掠’后，‘狼籍地下秽处者不可胜数’。吴江地区的书阁也大多被冲毁，乡间集镇，字纸随风飞卷，满街飘散”。“既如书籍，贼皆无所用，……或抛散一帙，或抽弃一册，甚至顺风扯去，片片飘扬，灰尘溷厕中，时有断简残编，见之欲哭”。后为顺应潮流，天国领袖采取了折衷政策，在儒家经典中发现与拜上帝教相通者加以删改，准读。先“念读背诵一切妖书的，一概斩首”。后“只有经删改后刻印的书籍，你们才可读习”。“天王诏日：咨尔史臣，万样更新，诗瓿一部，足启文明。今特诏左史右史，将朕发出诗?一部，遵朕所改，将其中一切鬼话、妖怪话、妖语、邪语，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抄得好好缴进，候朕批阅刊刻。钦此”(《删改诗?诏》)。“始以《四书》、《五经》为妖书，后经删改准阅，惟《周易》不用，他书涉鬼神丧祭者删去。《中庸》‘鬼神为德’章，《书?金滕》、《礼?丧服》诸篇，《左传》‘石言’、‘神降’俱删。《孟子》‘则可以祀上帝’。‘上帝’上加‘皇’字；《诗》‘荡荡上帝’，‘上帝板板’皆加‘皇’字，《论语》‘夫子’改为‘孔某’，‘子曰’改为‘孔某曰’……”。“《钦定土阶条例》李春发等劝戒士子有云：‘天父前降有圣旨云，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亦多，既蒙真圣主御笔钦定皆属开卷有益，士果备而习焉，则焕乎有文，裴然成章’”。
　　
　　1.4　有独特的“诏书”、“书目”、“旨准”、措施来保证
　　太平天国称自己的书籍为“诏书”，其实“‘诏书’不是一种书或一类书的专名。它是一个通名，凡一切宣传天父天兄之道和太平天国的思想、政策、制度的书，都称为‘诏书’”，。“贼不识字，传伪令凡读书识字者，悉赴伪诏书”(谢介鹤《金 陵癸甲纪事略》)。“贼掳得两广两湖稍知文字者为伪诏书”(《金陵杂记》)。“洪逆所下伪诏，由伪诏书衙汇修发刻”(《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的领袖十分看重诏书衙的作用，想方设法充实诏书衙的力量，“癸丑七月，安徽望江县伪军师禀奏保荐望江生员龙凤?有安邦定国之才。龙凤?偕其父至江宁上书洪逆，不下数万言，内引周武、汉高为比。……旋送入诏书衙学习”。“所得各方人才，送天京后，都先安置在诏书衙，然后量才录用。诏书衙既为人才聚会之地，所以具有学术研究机关的性质”。
　　太平天国“书目”、“旨准”制度实施于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清成丰三年癸丑，公元1853年)夏秋间。在此之前，太平天国共出书13部，之后按出版年份逐年累加。太平天国四年(公元1854年)以后图书事业衰落，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公元1856年)天京事变，到太平天国丁巳七年(公元1857年)末，才有所恢复。从现存印书和相关文献的记载来看，太平天国领袖们在对待孔孟和诸子百家的看法和认识是有差异的，但他们都“不能摆脱孔孟和中国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共同的，他们独尊上帝，不给予孔子或其它任何古圣先贤以政治上、思想上、宗教上的权威地位，在这一点上他们基本上也是一致的”。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公元1853年)以后，洪扬矛盾逐步显现，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公元1854年)，杨秀清以天父下凡的形式指示，“前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但四书十三经中闻发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不可尽弃，这同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公元1853年)大规模排斥孔孟是相悖的。为顺应需要，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需作调整，故而于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公元1854年)二月，洪秀全下诏设删书衙，规定一切孔孟之书待删改后准读。这种前后文化政策的变化体现突出的是苏浙一代，究其因，茅家琦先生认为，“首先，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封建传统文化在中国延续了二千多年，具有一套完整、深刻而又庞大的体系，其传播力、同化力和自身再生能力是世界上其他封建文化无法比拟的”。“农民领袖既然不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也就不可能具备一种全新意识”。“苏浙两省原来是中国地主文人云集荟萃之区，封建教化积淀于民众的文化心理中”。
　　
　　2　太平天国图书编刻印行及内容特色
　　
　　2.1　提倡文学改革适应编刻印行
　　太平天国提倡文学改革，反对专门玩弄词藻而内容空洞的文章，积极提倡“文以纪实”的思想，认为文章主要是处理现实中的政治问题，要用简洁明快的文字表达忠实的思想。“照得文以纪实，浮文所在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是以前蒙我真圣主降诏，凡前代一切文契书籍不合天情者，概从删除，而‘六经’等书亦皆蒙御笔改正，非我真圣主不恤操劳，诚恐其诱惑人心，紊乱真道，故不得不亟于弃伪从真，去浮存实，使人人共知虚文之不足尚，而真理自在人心也。况当开国之际，一应奏章文谕，尤属政治所关，更当朴实明晓，不能稍有刺激、挑唆、反间，故令人惊奇危惧之笔”。太平天国对文学革命的形式和内容都提出了极明确的口号，“在形式方面，提倡人民语言的语体文，提出‘使人一目了然’的目标，反对‘古典之言’，使劳动人民也能读能写。在内容方面，提倡人民纪实文学，提出‘言贵从心’、‘文以纪实’的目标，反对封建贵族文学，指出‘浮文’、‘巧言’对政治的严重危害性，尤其是那些阿谀帝王、贵族、官僚、地主等所用的浮词滥调必须一概扫除，使文学能为人民大众和当前的革命斗争服务”。
　　
　　2.2　印行书籍内容特色及保存
　　太平天国当时镌刻印行书籍很多，革命失败后，清统治者采取严厉措施进行销毁，故而现存数量极其有限。据统计，目前现存于世的太平天国印书仅43种，另据罗尔纲先生《太平天国史稿》213页统计为45部(之前大家公认的为42种)，而《贼情汇纂》则形容太平一朝前期图书“汗牛充栋，人人习见”。太平天国图书有相当一部分是得益于国外图书机构才幸运地保存至今，如英国图书馆东方部、剑桥大学图书馆、巴黎国家图书馆、普鲁士国立图书馆、包德利图书馆等都藏有太平天国典籍。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以推翻清王朝、建立理想的“天国”为目的，为了达到宣传、发动革命的目的，太平天国镌刻印行了大量的政治书籍，这一类书籍以《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为代表，共13种；太平天国领导人借助上帝的号召力鼓吹革命，宗教色彩浓厚，这类书以《太平救世歌》、《天条书》为代表，共8种；《太平礼制》、《太平礼制续编》是礼制类书的代表，共4种；军事类书籍有《武略书》等4种，文史类有《钦定军次实录》等4种；《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历》等历书4种；《三字经》等教育类书4种。另据罗尔纲分类，将太平天国现存图书分为十类：“甲、宣教类十八部，乙、史类一部，丙、典制类二部，丁、礼类三部，戌、兵类三部，已、历书类四部，庚、檄文类二部，辛、奏请类一部，壬、论文类七部，癸、刊刻古籍类一部”。
　　太平天国出版的图书宗教色彩很浓，洪秀全等对基督教义进行了改造，借助上帝的力量，宣传起义，这是太平天国一切建国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太平天国图书出版的一个显著特点。《天朝田亩制度》主张土地均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种绝对平等、均衡的思想在图书文献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此外，在《太平礼制》等文献中，封建礼教、君臣父子之纲这类带有浓厚封建思想色彩的文字随处可见。
　　
　　3　采取一切措施传播利用书籍
　　
　　太平天国镌刻、印行的图书利用率相当高，他们采取一切措施传播这些书籍。“贼到处必散伪书数种”(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布散伪书，令人诵读”。“初犹每馆一本，既则人各一本”。“所到必刻伪经示众”。在克武昌、南京等地后，散发《天父下凡诏书》、《太平诏书》、《颁行诏书》、《天条书》等，北伐途中曾送《幼学诗》等书。太平军还设法将图书在清军中散发，以达到宣传瓦解清军之功效。1853年英国“何木斯号”舰长在访天京后说：“离开南京以前，他们赠给我们许多他们所印行的书籍，他们似乎储存极多，因为他们采用一切办法来传播这些书籍。‘何木斯号’的几个军官曾看见他们用小船装满书，从江上漂送到清军的小艇队中间去”。太平军也常以典籍回赠进贡者，如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旧遗诏圣书》中记载：“十月二十二日，刘悔庵等三十三人赴安徽进贡，翼王五千岁比给诰谕、训谕及旨准颁行共十三部”。江西“南、新二邑以豕鸡鹅鸭银米进贡者不知凡几，相见皆呼以兄弟，甚属亲热，即报以《太平诏书》、《天条书》、《幼学诗》、《三字经》数卷，执帖一张，物重者或报以棉花油盐衣服等物，乡民皆快焉”(《太平天国资料》71～72页)。此法的施行，不仅提高了太平天国典籍利用率，也扩大了太平天国的影响力。太平天国还设法将自己印行的图书送给外国人，现存43种太平天国印书有相当一部分是得益于外国人的收藏，才得以保存下来的。这是太平天国将领当初送书时所料不及的。如英使文翰乘“何木斯号”访天京，得太平军所赠印书12种，他将这些书带到上海后交给牧师麦都思进行翻译，麦都思翻译了这些书，并作了相关评价：“《天条书》确系革命军所刊行图书中最好之作品。理论正确，祈祷文甚优，所订典礼尚无不宜。……《幼学诗》谆谆教诲，敬拜上帝，尊其为一切创造主及人类之天父……是故《幼学诗》不失为一部好书，其中字字句句皆足为基督教传教师所当采纳而作为传道册子以利用中国人者。《三字经》开篇所言，尚称完善”。7月2日，英人密迪乐等入镇江城，离开时得赠太平天国书籍多种。1853年12月，法国神父葛必达在天京时，得到太平军的邀请，别时，同样收到太平军一批印书，其中一部分是文翰访问天京后新出版的。“何木斯号”访问南京数月之后，法国战舰“加西尼号”也访问了南京，“带回《创世纪》、《出埃及记》的重印本和一部分《新约》，包括根据牧师郭士笠博士译本复印的《马太福音》”。1853年6月5日，美国传教士戴勒于镇江见太平军首领罗大纲，相互之间交换了礼物和书籍，后“从镇江带回的太平天国书籍的修订版，已将所有天地会字样删去”。太平天国印书也是太平天国科举取士的必读书目，科举试题不准用《四书》、《五经》语句，代之以《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天命诏旨书》中的内容，应试者不受门第、出身的限制，“各处人皆许入试”。此法极大地提高了太平天国图书的利用率。
　　
　　4　结语
　　
　　太平天国从立国之始就刻印书籍，并极力宣传利用书籍。今天我们研究太平天国图书，也是在研究太平天国的历史，这不仅可以扩大我们对太平天国历史的认识，也可以提高图书作为史料的价值和利用，同时为我们研究利用古籍提供了宝贵经验。

相关热词搜索：太平天国 刻印 利用 太平天国前１４年图书刻印及利用 太平天国图书出版的机构 太平天国和四书五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