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旭《阅藏知津》对佛经目录的改革:大乘经典佛经目录大全

　　[摘要]论述明末高僧智旭《阅藏知津》对历代佛经目录所进行的改革：打破唐释智升《开元释教录》以来的分类结构，建立更加详备的分类体系；改变《开元释教录》单译本、重译本各自排列的编排方式，合单本、重本于一处，使一经不再分散各处；改变以往解题目录单部解题的做法，对重译本分组做题解。指出《阅藏知津》的分类体系和导读作用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智旭的改革创新精神对今天的目录学研究仍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智旭 阅藏知津 佛经目录 改革
　　[分类号]G257.3
　　
　　在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上，除“四部”目录之外，佛经目录是最典型、最完善的专科目录。它以(东晋)道安《综理众经目录》为开端，至(唐)智升《开元释教录》达到高峰，它的分类、编目、著录水平远远超出同时代的传统目录。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开始雕刻的《开宝藏》即以其《入藏录》为标准。其后宋、元、明历朝所刻的《崇宁藏》、《碛砂藏》、《普宁藏》等十余部大藏经，基本上都沿袭《开元释教录》的分类体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积弊越来越重。明末高僧智旭不得不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改革。
　　
　　1　智旭及其《阅藏知津》
　　
　　智旭(公元1599－1655年)，字蒲益，江苏吴县人，俗姓钟。年少时因读莲池大师的《自知录》、《竹窗随笔》而信仰佛教，24岁时从憨山弟子雪岭剃度出家。一生曾系统地研究过禅宗、天台宗、律宗、净土宗等各宗派教义，著作达51种、200余卷。他在佛理上提倡性相融合，实践上主张禅、教、律三学统一。清代以后，天台宗讲经大多依据他的经论注疏，形成灵峰派，净土宗则奉他为第九祖。后世将他与莲池、紫柏、憨山合称明代四大高僧。
　　《阅藏知津》四十四卷是他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佛教经籍的目录学专著，是他积二十年心血，通读大藏经的结晶。智旭阅藏是从戒律开始的。他26岁时在莲池塔前受菩萨戒，从27岁起，遍阅律藏，见当时禅宗流弊严重，戒律松驰，决意弘传律教。30岁时住龙居寺，“第二阅律，遂复发心遍阅大藏，于一夏中，仅阅千卷，旋以事阻”。从此至清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前后27年间，他“历龙居、九华、漳州、泉州、祖堂、石城、长水、灵峰八处，方获竣事。于中前后阅律三遍，大乘经两遍，小乘经及大小论、两土撰述，各止一遍而已”。
　　他读的是明朝的《南藏》、《北藏》，感受如何呢?“一者窃见南北两藏，并皆模糊失次，或半满不辨，或经论互名，或真伪不分，或巧拙无别。虽有宋朝《法宝标目》，明朝《汇目义门》，并未尽善尽美。今辄不揣，谬述《阅藏知津》、《法海观澜》二书，倘不背佛旨，乞得成就流通”。《阅藏知津》从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首次刊刻，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北京觉生寺、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金陵刻经处屡次翻刻，甚至日本在天明二年(公元1782年)也刻印此书，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
　　
　　2　《阅藏知津》对佛经目录的改革
　　
　　不仅《南》、《北》二藏，智旭在《阅藏知津叙》中对历代刻本大藏经都提出批评：“顾历朝所刻藏乘，或随年次编入，或约重单分类，大小混杂，先后失准，致使欲展阅者，茫然不知缓急可否”。在他发心阅藏的第二年，好友广镐禅师“谆谆以义类诠次为嘱”。即对大藏经进行重编。
　　
　　2.1打破《开元释教录》以来的分类体系，使之更加详备
　　《开元释教录》的分类体系，沿用到明《北藏》时，变成这样：
　　其中"Ni大部外重译、单译”，“阿含部、单译”即是不按内容、“约重单分类”，这是《开元释教录》本身存在的问题；“宋元入藏诸大小乘经、宋元入藏诸大小乘经之余”、“宋元续入藏诸论”即是“随年次编入”，“大小(大乘、小乘)混杂”，“先后失准”，造成二级类、三级类混乱，这是《开元释教录》之后，续入译经没有进行分类造成的。智旭在分类方面进行的改革有4项：①一级类设经、律、论、杂四藏。《开元释教录》无杂藏之名却有杂藏之实，其“圣贤传记录”即属于这一类，《北藏》称之为撰述。智旭根据《出曜经》，于经、律、论外，复立第四杂藏，“其或理兼大小，事涉世间，二沦(大乘论、小乘论)既不可收，故应别立杂藏”。并大大扩允了杂藏的收录范围，在“此方撰述”之下，设置了十五个小类，将三藏之外的所有佛典几乎包罗殆尽。②变更部次。大乘经按华严宗五时判教的顺序分为华严、方等、般若、法华、涅?五部，改变了《开元释教录》以来历代藏经以般若部为首的做法，还将宝积部、大集部等合并为“方等部”。五大部外的重译、单译、宋元续入藏大小乘经也分入相应的各类之下，彻底贯彻按内容分类的原则。③在方等部分出方等密咒部，给密宗经典相应地位，其下又分经、仪轨。“据密部之中，亦有以华严为名者，亦有以般若为名者，亦有以法华为名者，但即涉坛仪印咒，并属秘密一宗”。这些经本来混在五大部外重译、单译中，今合并在一起。⑧五级分类，分类更加细致。改进后的分类为：
　　
　　
　　2.2改变《开元释教录》单译本、重译本各自排列的编排方式，合单本、重本于一处，使一经不再分散各处
　　佛经在两汉之际传人中国，最初尚未有组织、有系统地进行翻译，“值残出残，遇全出全”。东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各自翻译，也有重复。唐代根据梵本译经，发现前人翻译有误，又重译过一些佛经。因此《开元释教录》中保存了很多重译经，有第二译、第三译、第四译等。大乘五大部都是先排重译，后排单译，五大部外也是重译、单译各自排列。小乘经、律、论也是如此。这样造成一部经的不同译本分散各处，特别是大经和它的析出部分“相去悬隔，考查稍难”。《阅藏知津》把单译本、重译本混编在一起，在重译本中选一个较佳的译本作为主本，其余版本紧排其后，再于解题中指出它们之间的异同。这样一部佛经的翻译情况就可全盘掌握。如《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唐)实叉难陀译，有三十九品，后面有18部重译本，除六十卷《华严经》有三十四品，其他都仅有一品或两品。如《菩萨十位行道品经》、《佛说菩萨十位经》都是《十住品》重译，《渐备一切智德经》、《十住经》都是《十地品》重译。众多重译本按大经先后顺序排列，起到提纲挈领之效，整个大藏经的结构变得更加清晰。
　　
　　2.3改变以往解题目录单部解题的做法，对重译本分组做题解
　　由于大藏经数量过大，不易全部阅读，因此出现解题目录。(宋)惟白《大藏纲目指要录》、(宋)王古《大藏圣教法宝标目》都是依《开元释教录》逐部解说，“略指端倪，固未尽美”。(明)寂晓《大明释教汇目义门》“依五时教味，粗陈梗概，亦未尽善”。《阅藏知律》作为解题目录，则是将相关的佛经互相比较，综合解题。如《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有四十九会，每会又有若干品，(唐)菩提流志汇译。智旭对每一会每一品的内容一一撮录，作为解题。随后的(后汉)支娄迦谶译《佛说无量清静平等觉经》二卷，(曹魏)康僧铠译《佛说无量寿经》二卷，(吴)支谦译《佛说阿弥陀经》二卷，(宋)法贤译《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二卷统一解题：“已上四经，并《第五无量寿如来会》同本异译。而法贤本中有慈氏问答，尤妙，但止三十六愿”。《佛说大阿弥陀经》二卷，“宋国学进士王日休取前四经删补订正，析为五十六分，惜其未见《宝积》一译。然心甚勤苦，故举世多流通之”。寥寥数语，一部单译、四部重译和一部会译本的主要内容、版本优劣、相互关系，都解释清楚。智旭解题的特点是流通本或卷帙不多者，所录皆略，卷帙多而人罕阅者，所录较详。单纯的佛经，只列其品题，并各品事理大概，使人自知纲要；佛经的注疏，则“略出其释经之法，使知各家制立轨则不同”。总之，智旭是把每部经放在“大藏经”这样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去考察，前后关联，有详有略，在佛经目录，甚至在所有的解题目录中都独具特色。
　　从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至清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智旭用二十余年的心血，阅读大藏经，随阅随录，旁参前人经录，佐以个人心得，终于完成这部目录学巨著。它对大藏经进行了全盘整理，重新组织，在编纂体例方面多有创建，解说佛典1709部，成为历代大藏经解题目录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近代日本弘教书院的《缩刷大藏经》和我国民国年间刊印的《频伽藏》都是根据《阅藏知津》的分法类编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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