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诗意的裁判”] 诗意的裁判

　　前几天一名本科学生发来的邮件，引我思考良久。 　　“孙老师： 　　您好，我是2010级的学生。大一一年在舍友的影响下读了一些当代作家的小说。一些小说中的人物就觉得可恶。这也不只是简单的厌恶，还有最伤感情的味道，偶尔还很无语。故事情节也显得不是那么健康，有最色情，也有点暴力。在这些小说中，黄色、暴力、甚至变态的场面屡见不鲜。读上去觉得恶心……
　　我们大一下学期的老师说让我们不能用平常人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作家的作品，说这是先锋派受文革压迫后的发泄，还搬出弗洛伊德的自我、本我理论来……
　　这样的小说，如果只是为了写人最丑陋的一面和发泄情绪的话，确实让人不能理解。更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这种充斥色情、暴力，甚至变态的小说还会有人让我们去认真地读，甚至去分析……很痛苦……把暴力、色情赤裸裸的表现出来，就是先锋派吗?就是“好小说”吗?作家小说都或多或少的表现一点现实。我觉得，他们表现得很扭曲，很压抑，也不现实!有人把他们和写《百年孤独》的马尔克斯相联系，《百年孤独》我也看过，两者确实相差甚远……
　　读一本好书，很大程度上觉得像交了一个好朋友，不仅使自己进步，同时心灵也能有一些安慰。像这样的书读了之后，觉得恶心，觉得不能接受，伤害感情……
　　老师，你能评价一下他们的小说吗?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想不明白。应该推崇呢，还是贬低呢?
　　祝您愉快!
　　
　　在与文学的亲密接触中，学生遇到了让他“想不明白”的问题。“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文学直系人自身的生存处境，原本就存在许多让人想不明白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在文学之中能让人想明白的问题的少而又少。学生所问，涉及到文学与色情、文学与欲望、文学与人的生理体验等一系列理论话题，实是一太“陀螺”的大问题。若把问题简洁化，我们就会发现学生所问是这样一个问题：“觉得恶心，觉得不能接受，伤害感情”的文学，还是好文学吗?我该不该读这样的文学?
　　文学事大。在文明的今天，文学已经成为人类精神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20世纪70年代，前苏联的理论家鲍列夫把文学的作用归纳为9种，即社会改造、认识、艺术、观念作用、预言、信息、交际、教育感化、审美、愉悦。后来，另一位理论家斯托洛维奇，则说还不止这些，文学的作用有14种之多：启迪、交际、社会组织、社会化、教育、启蒙、认识：预测、评价、暗示、净化、补偿、享受、娱乐等等。因此，文学也被赋予了许多重大的责任。“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出的火光，同时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鲁迅先生此语即是一例。
　　与此对照，目前中国文学现状颇令人忧虑。2004年1月到7月，《文艺报》就“人民文学，重新出发”的话题展开过一次专题讨论。这场讨论始于欧阳友权先生在2004年1月31日发表的《人民文学，重新出发》一文。“欲望的文场不时热炒的是‘身体写作’、‘下半身叙事’的‘感官秀’，是小资情调的隐私揭秘、‘宝贝’表演的欲望泛滥或木子美式的性趣表演。一些作品着力表现的是宾馆酒吧、名车洋房、大款小蜜、明星艳史、跨国婚姻、DJ情事，是三角、多角关系的鸳鸯蝴蝶派话本儿，是肥佬的胁肩谄笑和“愤青”、‘朋克’一族的‘垮掉’情怀。”争论持续了半年多的时间，许多学者参与其中。论争之中，学者们对人民与公民、人民性与阶级性、人民文学与公民文学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在对当下文学作品中商品拜物的膨胀、腐化贪婪的攫取，或卑微浑噩的生活、阴暗颓废的心理，缺少强健的思想和崇高的理想，没有丰富的情愫和光彩的灵魂等现象的批判上却高度一致。
　　恩格斯给予巴尔扎克以极高评价，说自己“从这个卓越的老头子那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因为在他的作品里不仅“有1815年到1848年的法国历史”，还有他对这个历史的富有“诗意的裁判”。既要“裁判”，便有裁判的标准，便有依此标准所做的判断与取舍，这其中既有作家对生活本身的判断与取舍，也有作家对自己写什么的判断与取舍；而不是片面地追求生活的原生态，生活中有什么便要写什么，更不是凭自己的臆想，进行编造与杜撰。
　　网络文学《乡党委书记》，在网上点击率颇高，朋友推荐，于是找来阅读。作品中充满了民间、官场智慧的故事，富有兴味、出人意料，有许多甚至令人击案称赏。从中看出作者对这一生活场景的熟悉，可以说只有“泡”在乡村生活中才能写出这一作品。这类故事是该小说吸引人的关键因素所在，但也造成了作品的致命伤：作品缺少一种“悲悯”的底色。小说着力展现的是当代乡村生活中的问题，这一选择本身隐含着作者对农民生存状况、对基层乡村干部工作生活状况的“忧患”。但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却因对“智慧”故事的迷恋而没有把这种“忧患”推进到悲悯；甚至在其对农民经历的叙述、在对农民相貌的描述、在对乡村干部趣闻轶事的展览之中，透出一种调侃的味道。这种味道，削弱了作品的力度，也违背了小说应做的“裁判”。
　　有人或许说，网络小说要重视点击率，这使得作者的笔触发生偏离。与这种说法一致，近几年来有一种看法，认为市场社会之下，文学被推向市场，没有暴力、色情如此作料小说便没有人看了，出版社要关门，作家要饿死。其实，市场因素并不必然要消除责任感，上面的说法并不成立。以我们大家熟知的电影为例，全盘的市场经济运作但并不妨碍其大量“诗意的裁判”性的作品出现。在2011年第83届奥斯卡提名名单上，《国王的演讲》获得12项提名，并最终拿到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原创剧本四项大奖。这部电影着力刻画口吃国王与“医生”一起超越自我的故事，宣扬努力的精神，张扬平等理念，没有“觉得恶心，觉得不能接受，伤害感情”的因素，依然创造了骄人的票房收益。
　　作家要对生活作出“诗意的裁判”，因为难能，所以可贵。这种裁判格外需要作家的主体性的张扬。恩格斯曾提出“真正艺术家的勇气”。这种勇气，首要者便在于作家耍敢于冒犯某种传统的或流行的偏见和打破某种错误观念的束缚，(这里既有别人的也有自己的)敢于坚持从自己对生活的实际感受和体验，独立观察和思考出发去描绘现实，不人为地掩饰或美化生活的真实状况，不回避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法国作家纪德1936年访问社会主义的苏联。当时苏联政府给予他极高规格接待，纪德却认为：“这种盛宴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一一反社会的”；“我来到苏联，是为了欣赏一个新世界，而人们却拿旧世界中我所厌恶的一切特权献给我，藉以诱惑我”。回国后，纪德发表了《从苏联归来》，引起轩然大波。苏联政府称其为“反苏分子”，苏联的御用文人斥骂他是“法国旧作家与俄国轻滑的白党的杂色混合物”。纪德的回应是：“对于我所愿意永远称赞的人，我总要更加严厉些。”此言此行，确是表 现出“真正的艺术家的勇气”。
　　滚滚红尘充满了诱惑，“真正的艺术家的勇气”耍面对欲望的挑战。2010年读到山东作家李辉的一些作品，深感这是一位可敬的与欲望进行直接对抗的作家。他的小说，执著于书写人的欲望。通过非常情境的制造，他有意要把世道人心放在种种欲望之中进行考验审查。钱财欲、色情欲、权力欲，在他那里都有典范的文本。李辉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善于小题大做、尺水兴波，从一些微乎其微的小事中挖掘深意，用写实的笔法入乎其内，最终展示欲望的荒诞。对这个充满欲望的荒诞世界，李辉表现出无奈，但又塑造了一系列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一根筋”形象，用自己充满理想主义的方式举起了批判欲望的大纛。温连起矢志不渝地寻找王金叶，最后把自己找成了“疯子”(《寻找王金叶》；林菲为保持夫妻恩爱去做头发，却因耳朵被剪到这一小小的意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跳来跳去的耳朵》)；刘丽为化解得癌症丈夫夏家天的沉默，四处搜集他人的死讯，最终只能以自戕解脱焦灼(《你是他的药》)；看门老汉冯望田本是抓贼之人却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我想回家》)。作家尤凤伟在为李辉2004年长篇处女作《欲望天堂》所作的序言中说：“李辉在这一点上(指文学的责任)显示了他的孤傲，他用自己的坚守证明了自己的文学理想。他热切地关注现实，恨不得将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随时随地揭露出来，以引起人们的憎恶，达到清除、净化的目的。”
　　就是这位李辉，1961年9月生于山东省胶南市农村，先后做过文化局创作员、市委宣传部机关报编辑等工作，最终从一个个有经济保障的岗位上抽身出来，回归到农民的身份，致力于文学的创作，这需要大勇气。在一次访谈中，他曾提及自己的选择：“起初是兴趣，后来是事业，现在感觉到了责任，一种使社会变得更美好的责任，可能就是这种责任支撑了我。”
　　中国的文学素来有铁肩担道义的传统。在一段时间里，理论界有一看法认为文学担不起太多的责任，转而讲求文学的娱乐性、利益化。老托尔斯泰倡导“蘸着心血写作”，巴金先生提倡“把心交给读者”的“讲真话文学”，大江健三郎用“灾厄感”将“自己的民族精神升华到一种悲剧的高度”，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作家库切“用残酷的笔描写种族隔离下人们的命运”。这样的人道立场和人文关怀，依然应为今天的文坛所坚守。
　　
　　编辑　杜启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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