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态补偿推进环境保护_生态补偿政策对我国环境保护的影响

发布时间:2020-03-12 来源: 短文摘抄 点击:

  10月28日,环保部、国土资源部与水利部在京正式发布《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预备投资346.6亿元用于地下水污染防治。至此,地下水污染已经非常严重,在2009年对8个省份的检测中,符合三类水标准的仅有23%,全国600多个城市里面,有400个城市缺水。尤其严重的是华北地区,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漏斗区”,由于地下水采空,华北平原出现大面积土地沉降。
  
  同样引发广泛关注的是北京大气监测风波,北京环保局对空气检测结果与美国大使馆相去甚远,而国内所用PM10的检测标准亦被指过低,掩盖了大气污染的真实情况,民间监测潮泛起。靠牺牲环境作代价的中国“奇迹”,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关注生态环境的警报再度拉响。
  
  地下水中毒问题严峻
  
  时代周报:近日,三部委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也爆出了关于地下水的诸多问题,我国地下水的现状如何?
  
  彭少麟:地下水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过去一直没有对它引起足够重视,以致现在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地下水亏空,一个是地下水污染。
  
  前者是因为过度采集地下水,超过了其自身的补给能力,最典型的是华北地区。华北地区主要是半干旱气候,本身缺水就比较严重,加上人口过度膨胀,水库的水不够用,人们纷纷采集地下水,结果地下水消耗得太厉害,就出现了空缺层,进而发生地面沉降。但有的地方也确实是没有办法,土地都干旱了,粮食种不出来,只好抽地下水。
  
  如果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有的地方就是由于缺乏生态学常识,导致的决策失误。要开发大西北,首先要保障它的生态环境,那怎么办呢?就是赶快种树。但这并不完全对,因为每个地方的植被类型,是由这个地方的气候决定的,有森林植被的区域每年的降水量要在800mm以上,人类只能顺应它、保护它,或稍作改变,但绝对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与天斗、与地斗”。要在那些没有条件的地方种树,或者在沙漠里建绿洲,搞各种生态形象工程,这就必定要抽取地下水。结果种了树以后,地下水亏空,地下水位不断下降。这样做不但救不了干旱,反而使问题恶化。另一方面是地下水污染的问题,现在污染的情况非常普遍。2009年有一份针对八个省份的调查,结果显示符合三类水标准的才达到26%,四、五类水达到了70%多,说明污染的面积是很大的。
  
  时代周报:地下水受污染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没有得到遏制?
  
  彭少麟:地下水的污染是许多综合因素的结果,首先是工业污染,比如造纸、纺织、开矿,一些企业为了眼前利益,把废水、废渣未经处理,直接排出,造成很严重的污染,最近的云南铬渣案就是典型例子。其次是农业污染,农药、化肥污染了农田的水,然后这些水又进入江河,再渗入地下。其三,是居民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污染,很多垃圾直接排在了江河里面,超出了江河的自净能力。还有垃圾填埋,一些地方就是找一个地势比较低的地方,把垃圾埋起来,没有经过任何处理,也没有在下面铺隔离层,这些垃圾经过地下长期的化学反应,会产生很多有毒的物质,下渗以后就会污染地下水。
  
  很多地方为了发展经济,一些重高污染的企业也纷纷上马,结果经济上去了,环境质量下去了。受污染的水,抽上来了也没用。特别是那些有毒的、有重金属的,污染以后整片水都不行了,甚至土地也被废掉了。现在国家也看到了环境问题的重要性,把环保局改为环保部,还设立了许多的监测点,但是这些监测点是否足够,还有待验证。虽然某些局部的确是有改善,但整体的生态环境是在趋于恶化。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遏制,用不了几十年,环境恶化的效应就会出现,到时候再有钱,也没有用了。
  
  环境标准无须“中国特色”
  
  时代周报:这次“规划”准备投入346.6亿元来整治地下水污染,其中一部分要用于建立地下水环境监测体系。关于监测,近日北京的大气监测闹得沸沸扬扬,原因是北京环保局的监测结果与美国大使馆的监测结果相差甚远,国内监测标准被指太低,不符合实际情况。在环境监测方面,中国存在哪些问题?
  
  彭少麟:我国的环境监测的确存在问题,首先就是标准太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监测标准,但是基本都会以欧盟或美国标准为参照。中国的标准也是参照几十年前发达国家的一些标准制定的,但时至今日,发达国家已经发现了许多新的问题,监测标准一直在不断地改变,而我国的许多标准却一直没变,或变得很少。所以同样的大气环境,中国监测符合标准,用美国的标准来检测就不符合了。欧盟、北美为什么会不断提高他们的标准呢?就是因为他们发现,原来的很多标准事实上对人体还是有害的,所以就把很多指标提升了,而中国现行的一些标准,有可能是最低限度的标准。
  
  还有一个是监测点的选择问题,不同监测点的监测结果是不一样的,比如监测碘盐污染情况,一个工厂排出废弃物,越靠近它的地方肯定污染程度越高,离它越远程度就越低。又如监测空气质量,在海边建造一个监测点,海风总是往这里吹,那里的空气质量肯定是优质的,但是到了城市中心,低洼的地方,空气不流动,监测结果肯定要差很多。所以监测点的位置一定要有代表性,能够代表城市大多数的地方。一些地方政府,因为想着检测结果不能太差、太难看,就选一些空气比较好的地方作监测点,这是不科学的。为了检测出最真实的状况,应该要多取一些点,最后求它们的平均值。
  
  时代周报:现在低标准似乎已成了“中国特色”,不仅在食品领域如此,在环境领域也如此,这些都是关乎每个人切身利益的,企图用低标准来安抚人心,其实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
  
  彭少麟:没错,所以现在我们呼吁生态安全、食品安全,这就要求每种检测体系必须经得起推敲,而不是用一些低标准来忽悠人。说是检测结果不超标,绝对安全,对人体无害,但事实上它本身的指标就有问题。环境、食品监测的指标体系必须要科学,很多不科学的地方一定要重新来做,每一个标准都要请专家结合国外的最新标准来制定,这个工作国家应该加大力度来做,否则人的生存安全都没有保障。
  
  让绿色GDP不只是口号
  
  时代周报:联系到近期的渤海湾漏油事件和众多矿业污染事件,我们是否存在企业环评门槛过低,以及污染惩处力度过轻的问题?同样是污染,在国外可能会受到重罚,但在国内却可以一拖再拖,还可以讨价还价,环境执法总是跟不上。
  
  彭少麟:环境执法不能落到实处的现象的确很严重,现在的环评都要请一些专家,有时候专家的评价是对的,但有时候所谓的“专家”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可能根本就不懂,看不出问题来,还有一些“专家”是企业花钱请过来的,他们收了企业的钱,最后肯定会帮企业说话。另外,就算确实知道存在问题,执法也很困难,因为这些企业对地方GDP有贡献,政府的税收来自于这些企业,这样监管就很难做好。为什么很多地方发生漏油事故,却一直得不到解决,奥妙就在这里。环保部门的执法能力还有待于提高。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我们对生态环境破坏的惩罚力度太轻,一些企业宁愿罚款也不肯整改,因为对他们来说,罚款比整改要划得来,环境破坏的成本太低。比如工厂污染了水塘,把鱼给毒死了,现在赔偿就是赔这个鱼的钱,但是这只是最直接的破坏,水塘的生态价值并没有算进去。水塘污染了,它的生态服务功能就没了,从生态经济的角度它的这种破坏是很大的。所以它的赔偿,必须要把这个也算上。一些发达国家,之所以企业不敢随便污染,就是因为它的赔偿额特别大,甚至一次赔偿就可以让一个企业破产。以后我们一定要立法,加重在生态修复上的赔偿。
  
  时代周报:可是企业的利润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直接相关,如何去规避政府对污染企业的包庇行为,让“绿色GDP”不至于成为一个口号呢?
  
  彭少麟:这个最关键的还得靠制度,比如我们为了抓计划生育,实行一票否决制,只要有一个人超生,整个单位的计生奖就没有了,全单位任何一个人要升职都升不成。在这种严格的考评下,所有人都会认真做好计生工作,如果政府像抓计划生育一样抓环保,那环保绝对可以做好。
  
  其实绿色GDP可以分解成一些可量化的指标,比如空气指标、河流指标、森林覆盖率、森林的质量等,每年都可以测一次,然后进行前后比较,环境是有好转还是恶化,这些指标都可以直接衡量。比如今年地下水是三类水,明年变成了二类或四类,把这些都算到政绩考核内容中去,环境是否在你的任上受到污染,或者污染得到治理,这样就把一个抽象名词变成了可以直接考核的东西。
  
  中央返税实现生态补偿
  
  时代周报:但在GDP挂帅的制度下,官员在寻求经济效益和环境保护之间总会倾向于前者,如何提高官员保护生态环境的动力?以及如何更有效地推动生态补偿制度?
  
  彭少麟:政府官员首先要认识到,每一个区域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有些区域适合开发,主要承担经济功能,有一些区域主要是生态服务功能,必须要保护。功能的不同,造成了经济上的不平等,我们要想办法使其实现平衡。比如上游为了保护水源、森林,牺牲了发展机会,下游地区就应该要进行反哺。而生态补偿是维护生态环境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措施。比如说在珠江上游,为了保护水源,规定它们不能建工厂,也不能搞旅游开发,那么它们的经济怎么办?这里就涉及到生态补偿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补偿的力度不够,制度也还不完善。
  
  目前主要是补偿森林,比如你有多少公益林,政府按面积给你补助,但现在补得太少了,一亩林地才补十来块钱。给的钱这么少,又不准他们开发,这让当地老百姓怎么生活?他们就该死吗?所以政府一定要加大补偿力度,才能提高他们保护林地的积极性。另外,还要扩大补偿的范围,现在补偿的多是森林,其他的如湖泊、草原,以及一些相应的自然景观,也都应该进行补偿。现在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建立一个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比如说中央要对某个地方进行生态补偿。地方用于生态补偿的钱,中央可以通过税收的形式返回补还。
  
  综上所述,最重要的还是完善立法,现在虽然有一些法律法规,但是有关生态的立法还是远远不够,不管是环境问责、生态赔偿,还是生态补偿都要加快立法,让环境保护有法可依。另外,我们一定要发展低碳经济,提倡净洁生产、循环生产,在一段时间内,我们还将是以工业为主,发展工业与保护环境并不矛盾,像德国重工业发达,但是它们基本没有生产出太多的废弃物,因为它们进行循环生产,一些废料变成原料重新来过。包括农业,也要搞生态农业,减少化肥、农药的运用,提高农民生态保护的认识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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