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与摩擦并存]竞争与合作并存

　　记者：今年4月10日，日本政府不顾中方和日本国内很多人反对，强行宣布自4月23日起至11月8日止的200天内对我国向日本出口的大葱、鲜蘑菇、蔺草席这三种产品对日出口的超过限额（即1997年～1999年3年期间年均对日出口量）部分分别征收256％、266％和106％的关税。作为报复措施，6月22日中国对原产于日本的汽车、手持和车载无线电话机、空调开始加征税率为100％的特别关税。日前，中日双方已经就此问题进行谈判。请问，您对中国方面作出的反应如何评价？
　　冯昭奎：中国方面采取报复措施是必要的和适 时的。
　　其一，这次贸易战是日本方面首先发难，开了个坏头，打了第一枪；
　　其二，在日方宣布要对中国三种农产品实施进口限制后，中方曾期待通过互相协商来解决问题，向日方进行了多次交涉，而日方却不顾中方反对，一意孤行，单方面采取措施，损害了中方人民的感情；
　　其三，在日方限制三种中国农产品进口之后，又搞了其他小动作，如农林水产省向日本国内各防疫站发出通知，以保证检疫质量为名，要求对每天处理进口农产品检疫的件数设置上限，致使一部分中国农副产品因得不到及时检验无法通关而腐烂变质；
　　其四，日方对三种中国农产品实施进口限制后，日本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向纺织品等行业蔓延之势，到5月份为止，已经或准备向经济产业省提出紧急限制进口要求的行业达11个，6月8日日方又宣布禁止从中国进口家禽及禽类产品；
　　其五，从经济全球化的观点看，日本搞贸易保护主义显然是开倒车，国际社会也对此提出了批评，而且日本对不同国家类似的农产品进口问题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此次将矛头对准中国，有明显的歧视性倾向。现在，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行径实施反击，我理解其目的就是要维护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的大局，阻止日本政府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记者：从中国进口价格比较低廉的农产品或其他产品，对日本的消费者来说应该是有好处的，多年来，日本经济十分萧条，人们的收入得不到提高，亏得物价有些下降，才使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平得以维持，而且也对日本缩小不合理的“内外价格差”（即日本国内的物价水平与国际市场同类产品的物价水平间的差距）有利。那么，为什么日本现在反而要限制中国的廉价商品的进口呢？
　　冯昭奎：这要从两方面来看：
　　其一是日本农业由于人口减少，老龄化严重，劳动力难以为继，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农产品流通也存在中间环节多、效率不高等问题，致使其农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很弱，经不起由外国农产品进口的冲击，特别是经不起日本的贸易企业通过高效率的“开发进口”方式(由日本企业带着资金、技术和设备到中国投资，其产品直接出口日本)，从中国等国家大量进口廉价农产品的冲击，而受到冲击的生产者和流通企业由于陷入经营困境，便强烈要求政府给予保护；
　　其二，物价下降固然给消费者带来好处，但从整个经济形势看，物价持续下降带来了不少消极影响，如容易引起消费者“持币待购”(消费者期望商品会更加便宜)，企业收益减少，银行的不良债权问题更难解决等问题，从目前日本经济状况看，可以认为物价下降给宏观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
　　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对农业采取了各种保护措施，并未能解决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缺乏价格竞争力的问题，这说明通过限制进口对走向衰退的产业进行保护，绝非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只有通过厉行经济结构改革，促使劳动和资本从劳动生产率低的产业部门转移到劳动生产率高、附加价值高的产业部门，努力培育有发展前途的高新技术产业（包括具有规模和技术优势的农业），才是日本经济的根本出路。
　　
　　记者：这次贸易战对整个中日经贸关系的影响如何？
　　冯昭奎：当前日本经济形势下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经济减速，导致日本对美国、亚洲的出口减少所致。本来，由于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发生经济后退，日本更应重视同其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关系，但由于当前日本政府为了保住自民党在即将到来的参议院选举中不败(而农产品生产者恰恰是自民党的重要票田)，不惜一切代价照顾少数农产品生产者的利益，以至于做出牺牲广大消费者利益、牺牲整个日本经济利益的奇怪决策。同时，在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有所上升的背景下，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对中国越强硬，自己在政治上越有利”的情况，一些政治家为了争取特定选民的支持，在对华外交上采取了“宁硬勿软”的做法。在发生贸易摩擦之前或同时，中日之间已经围绕教科书、李登辉访日、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发生了一连串政治摩擦。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贸易摩擦有可能形成为同中日间政治摩擦、感情摩擦并存的“复合型”摩擦，甚至可能出现三种摩擦相互影响，火上加油的局面（现在，如果日方尽快纠正其错误做法，避免这种局面出现还来得及），即贸易摩擦加剧政治、感情摩擦，而政治、感情摩擦又可能导致在贸易摩擦中出现超出经济合理性的“过剩反应”，这在日方的上述一系列做法可以看得很清楚。现在，中国尚未加入WTO，因此，本来可以拿到WTO去打官司的、“鸡毛蒜皮”的争端，却可能在两国之间你来我往的应对过程中趋于扩大，恶化两国之间的感情，损害两国人民的利益。
　　因此，如果是单纯的贸易争端或摩擦，或许可认为这恰恰是贸易关系扩大的一个反映，未必不能以一种“平常心”对应之，就像当年日美贸易摩擦接连不断，而日美贸易关系仍继续不断向前发展一样。现在比较难办的是，中日贸易摩擦可能同两国间的政治、感情摩擦纠缠一起，其负面作用就可能很大。
　　
　　记者：中日之间出现政治、感情摩擦的原因是什么？比如，历史认识问题早在80年代就发生了，为什么现在反而更加影响两国关系甚至国民感情？
　　冯昭奎：这是因为老问题出现了新情况。
　　其一是日本国内政治发生了变化，随着所谓“1955年体制” 于1993年崩溃，在历史问题上持正确立场的社会党的解体，对错误历史观进行批判和抵制的政治力量大大削弱；
　　其二是由于世纪交替，亲身经历过那场战争、目睹日本军队在遭受其侵略的国家所犯野蛮罪行的日本人越来越少，年轻一代则对那段历史了解很少；
　　其三是日本自己“失去了十年”，前景黯淡，国内政治、社会不安，而与之对照，中国大陆却在崛起，为此引起一种对中国的害怕心理，情绪性因素在上升。有的政治家故意通过右倾化的表演来争取选票，这既有政治家本身的问题，也有日本社会思潮与国民情绪的问题。
　　当然，造成中日两国间“感情摩擦”的不仅是历史问题，也有其他问题。而国民感情又会影响政治，对政府形成一种要求在政治上采取强硬政策的压力或有利于强硬政治家得势，而政治上的强硬则可能导致两国关系紧张，两国关系紧张则会进一步刺激国民情绪，结果有可能陷入一个又一个恶性循环。总之，中日关系面临着出现“全面摩擦”的危险。
　　
　　记者：多数舆论认为，当前的这次贸易摩擦不会影响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的大局，你对此作何评价?您如何估计中日经贸关系的前景？
　　冯昭奎：是的，我认为当前的这次贸易摩擦不会影响到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的大局。首先，需要对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作一简单回顾。从1972年中日复交以来，两国贸易不断扩大。在复交后的前20年，两国贸易额从1972年的不到11亿美元增加到1992年的254亿美元。1994年朱?基副总理访日时曾说：“去年（指1993年）中日经贸关系创造了‘三个第一’。一是中日贸易额创历史纪录，达390亿美元，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二是日本对中国技术出口贸易占中国技术进口的28％，居第一位；三是日本企业界对中国投资的资金到位率也居第一位。”1993年、1994年和1995年两国贸易额分别比上年增加了136亿美元、89亿美元和94亿美元，可以说这三年两国贸易额平均一年上一个“百亿美元”台阶；与此同时，上述这三年也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增长最快的年份，显示出直接投资增长对贸易扩大产生了“立竿见影”效果，形成了贸易与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虽然到了90年代后半期，日对华直接投资增势减弱，中日贸易增长有所起伏，但到了1999年，中日贸易额又恢复到600亿美元以上的水平。至2000年初，人们预计两国贸易额可达到650亿～700亿美元，然而实际结果却大大超出预料，达到831.7亿美元（日方统计为855.2亿美元），在一年之间竟上了一个“两百亿美元”的台阶。日对华直接投资虽然仍无明显增长，但委托加工和“开发进口”增加较快。人们开始相信，中日贸易将很快超过1000亿美元、甚至超过日美贸易额，使中日两国相互成为最大贸易伙伴已是指日可待。这充分显示出中日经济结构中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
　　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市场将对所有WTO成员国企业公平开放，同时将对国内外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整个投资环境将得到进一步的大幅度改善。与此同时，外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也将进一步加剧，特别是对于日本企业来说，同欧美各国争夺中国市场的竞争压力将变得更大。如果日本企业能够利用中国国内投资环境改善的条件，把激烈竞争的压力变为进一步发展同中国的经济合作的动力，那么，日本将可能继续保持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成为各国扩大对华出口的最大受益者。据世界银行在1997年9月发表的题为《2020年的中国》的预测报告，由于中国加入WTO，到2005年世界各国由此受益的金额分别为：中国830亿美元、欧盟710亿美元、北美（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80亿美元、日本610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自身将是中国加入WTO的最大受益国，日本则是中国以外受益最多的国家。只要估算一下加入WTO以后中国关税的变化对中日贸易的影响，可以认为世界银行的这项预测是有说服力的，日本也有些研究机构作出了类似的预测。
　　然而，正当中日经贸关系得到迅速发展、并对两国经济产生了积极作用的时候，却在两国间发生了这场贸易战，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可以说，这场贸易战可能意味着中日经贸关系到了一个转折点，即开始进入“合作与摩擦并存的时代”。另一方面也须看到，随着两国贸易的扩大，摩擦也是难免的。
　　这种表现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在实质上是产业与产业之间的摩擦，即比较优势产业与比较劣势产业之间的摩擦。按照自由贸易的理论，一个国家必须适应其产业的不断发展，相应地调整其产业结构，促使生产要素从比较劣势产业转移到比较优势产业，然而，这种调整和转移不会很顺利，必然使一部分劣势企业被淘汰，一部分就业人员失去就业机会，这部分利益受到损害的群体必然会找到他们的政治代表并发出要求保护的声音。回想在1969年竞选美国总统的尼克松为获得纺织业集中的南部各州的选票，曾向选民许诺说，他上台后将限制来自日本的纺织品的进口，其后，在1970年就任总统的尼克松就迫不及待地要求日本不仅对棉织品、而且对毛织品、化纤产品的对美出口都加以限制，正式揭开了美日贸易战的序幕。
　　从美日贸易摩擦反观中日贸易摩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出现历史的重复，正如日美摩擦从纺织品摩擦开始，扩展到钢铁、彩电、汽车等众多领域，目前中日贸易摩擦从农产品开始，也可能向其他领域扩展。正如当年日本同美欧国家之间的摩擦是在日本追赶美欧的过程中出现的一样，随着中国在一部分产业技术领域对日本进行追赶和中日经贸关系的扩大，两国之间出现摩擦也是难免的，出现了摩擦决不等于中日经贸与合作就无法发展了。当然，面对贸易摩擦我们必须据理力争，坚决维护国家的利益。
　　当前，中日经济仍存在着很大的互补性，而且大大超过当年美日经济的互补性，因此中日关系在经济方面仍有着大好机会，只要两国能较好克服两国关系中的重大政治障碍，在今后按照WTO的原则处理好两国贸易中发生的争端，两国经贸关系仍可能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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