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存在的机遇 机遇　存在于何处

　　未来大国关系怎样看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研究室主任　李少军 　　 　　中国的发展机遇，与中国未来的国际环境是分不开的。有了适宜的战略环境，中国才能集中一切战略力量与战略资源，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由于在当今的时代任何国家实现国家目标的过程都是国际互动过程，因此国际关系的状况如何，就构成了国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国际环境的首要因素就是大国关系。如果未来的大国关系能够以和平与合作为基调，那么中国就能较顺利地发展，反之则可能遇到麻烦。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看待未来一段时间大国关系的互动呢？
　　习惯的视角：现实主义
　　观察大国的互动，人们往往习惯于关注国家力量，特别是这种力量的发展以及如何使用这种力量，诸如GDP和军费增长率，军事部署的改变，以及针对别国的军事合作等。这是最典型的现实主义的观点。从这样一种角度看问题，人们会对别国力量的发展特别敏感，认为这种发展所带来的不平衡，会使自己面临危险。美国一些人鼓吹“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必然会形成对美国的威胁，就是出于这样一种逻辑。按照这种逻辑，人们只能得出悲观的结论，即大国的发展所带来的力量变化，必然导致国际冲突。
　　共同利益的视角：跨国制度主义
　　然而，国际关系的现状并不是这样。事实上，在大国之间尽管存在冲突，但它们之间同时存在更多的合作。人们可以看到，大国在跨国的密切互动中，已形成了日益增多的共同利益。它们在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相互依赖，并且建立了各种制度化和规范化的东西，比如条约、国际组织等。正是这样的相互依赖，使得大国能够保持合作。这种合作的关系为我们观察大国关系提供了第二个视角。实际上，与现实主义进行争论的跨国制度主义者就是从这个角度观察国际关系的。跨国主义者认为，国家之所以会合作，是因为这样做符合它们的共同利益。
　　观念的视角：建构主义
　　除了上述两种视角之外，也许我们还应该提到近来日益受到关注的第三个视角，即从人们的观念看问题，即看相关国家对对方持有怎样的观念。建构主义者就是这样看问题的。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客观的物质因素（权力）和制度因素固然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最重要的还是人们的观念。美国不怕英国的核武器而怕朝鲜有核武器，原因就在这里。从这一点来讲，如果国家间能够改变观念，无论权力关系如何，都可能建立新的关系。近来大国之间建立的各种伙伴关系，其实就是一种观念的关系。把对方看作伙伴而不是敌人，这就是观念的改变。这种改变不涉及力量对比的变化，也不涉及相互依赖的变化，但显然能够减少力量竞争可能导致的冲突，并增进因相互依赖而导致的合作。
　　以上三种观察国际关系的视角，与国际关系的现实相对照，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实际上都是有道理的。现实主义解释了冲突发生的原因，跨国主义解释了合作发生的原因，而建构主义则解释了人们为什么要选择冲突或合作。由于国际关系中的冲突与合作归根结底都是国家根据客观因素进行主观选择的结果，因此把这三个视角结合起来，才能对国际关系做出合理的解释。
　　对中国来说，大国互动中最值得关注的结构无疑是中美俄三边关系，而在这三边关系中，中美关系的分量又是最重的。
　　中国的视角：不称霸
　　在中美关系中，国家实力因素的影响将始终存在，即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美国的相对地位不可能不下降，而且台湾问题随时都可能构成美国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动因。但是，无论中国怎样发展，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都不会改变美国的惟一超级大国地位，中国不会也不可能去扮演前苏联的角色与美国争霸。这是判断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第一个视角。从第二个视角看，中美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会进一步加深。在安全上，9.11之后美国明确了自己最重要的利益就是反恐和防扩散，而这一点决定了美国必须与中国合作，而不应为了台湾而与中国开战。美国之所以反对台湾独立，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如果再从中美建立信任关系的角度来看，双方也有可能进一步加深了解，减少误会。所以，尽管未来中美关系会因美国国内因素而不断出现麻烦，但大体上可以保持以合作为基调的正常国家关系。
　　中俄视角：历史最好时期
　　中俄关系现在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双方不存在有可能导致对抗的权力竞争，在经济上合作正在深入，在安全和国际事务上有诸多共识，并且建立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关系。展望未来的发展，尽管俄为了实现其经济目的，会继续“西进”，但不会改变同时开展东西方外交的态势。俄向西方国家的靠近，从根本上来说是限于目前的国力而放弃大国目标的结果。这种合作主要是基于双方的利益，并不是针对中国的。作为一个欧亚大国，俄不可能以一个弱国的身份融入西方，也不会以一个强国的身份为西方所接受。在北约东扩的压力下，俄要实现自己的大国目标，与中国发展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是符合其国家利益的。
　　三边视角：不再是“三角”权力关系
　　由于在中美俄三边关系中，任何两方都无意也不可能建立针对第三方的合作，因此这种关系不是传统的“三角”权力关系，不会形成对抗局面。把这样一种三边关系保持下去，无疑有利于国际关系的稳定，也有利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有了这样一种关系，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就有了支柱与基础。就中欧关系而言，由于双方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因此可以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而中日关系方面，尽管美日同盟对中国来说是一种“力量”上的问题，并且存在日本追随美国干涉台湾问题的可能，但两国间的问题主要是观念上的，即历史认识问题。由于日本现在的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追随美国，因此只要中美关系保持正常，中日关系就不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构成大麻烦。此外还有一个印度的问题。尽管印度是一个具有重大地区影响的国家，但其未来发展在“力量”上构不成对中国的威胁，它的利益实际上在于与中国建立和平与合作的关系。两国的经济关系有进一步发展的条件，而印度政界在对华关系上改变观念也不是不可能的。作为中国的邻国，印度只有与中国建立了和平与合作的关系，才有可能真正发挥大国的影响。
　　总之，中国未来面对的大国关系，在总体上将是和平与合作的局面。▲
　　
　　客观存在和主观把握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部副主任　吴白乙
　　
　　谈到“战略机遇期”，必须从这个命题的双重性谈起。首先，它可能是客观存在的;其次，它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主观上的认识和把握。只有在主观认识和客观存在取得时空上的一致时，才能算把握了机遇。例如，二战后世界经济全面复苏的机遇，我们虽然认识到了，也曾想通过争取外援和扩大内需等多种办法加速经济重建，但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我们只能牺牲这一机会。再如，对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的那次发展浪潮，我们没有认识到和把握住，而是搞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结果失之交臂。
　　那么，从周边安全的意义上讲，能不能认为我国目前正处于一个“战略机遇期”呢？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应该先对它作一个比较严格的界定。我个人的看法是，所谓安全的机遇期，应该是指一国所置身的安全环境可能得到较长时间的持续改善，它所面临的安全忧患又能在较长时间内呈低势和平缓发展状态，并具有逐步消除的前景。此外，从时间概念上划分机遇的长短是很难的。所以，对这样的“软”问题，只能通过设定某些安全指标才能使它相对地可以求证。
　　一、与周边：进入最稳定时期
　　众所周知，我国有陆地边境2万多公里，与15个国家接壤，海岸线1.8万公里，与五个国家相邻。在世界大国中，我国是惟一同周边邻国尚存边界主权或划界争议的国家。中国与印度、苏联、越南都曾因领土或领海争议发生过武装冲突，致使双边关系全面恶化。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自身的调整，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不仅提出了以发展、合作与相互确保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而且通过建立双边、多边和地区性协商机制，有效地处理或解决了一系列历史遗留的安全问题和紧迫的现实合作问题。目前，我陆上边界只有西南方向的中印、中不、中锡三段仍未解决争议，在海上，虽然在黄海、东海和南海的部分水域还与有关国家有主权争议，但经过与该地区有关国家的共同努力，已经建立了保持稳定、避免军事冲突的谅解机制。在打击宗教极端势力、恐怖活动、国际犯罪和毒品走私等现实安全问题上，中国与东盟、中亚及俄罗斯还达成协议，保持了密切有效的合作。因此，我国与周边关系已经进入历史上最稳定的时期，尚留的分歧完全有望得到逐步解决。
　　二、主要战略力量：合作和借重
　　在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上，与各主要战略力量的关系一直是影响我们战略判断和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对周边安全形势的估计往往基于对主要大国战略意图的解读。例如，我国两代领导人对世界大战可能性曾作出不同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受不同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竞争态势的影响；对危及我国安全程度的判断，也明显受到美苏等大国对华政策起伏波动的影响。在审视当前的安全形势时，我们仍然要特别关注大国关系以及我国与主要大国关系的现状和走势。冷战后，特别是9.11以后，大国关系合作和相互借重的一面有所上升，冲突和对抗的可能性进一步下降。
　　三、风险：广泛和均摊
　　冷战毕竟是一段长达近50年的历史，给亚太地区留下了诸多的安全隐患。比较世界其他地区，亚洲是发展最不平衡、文明和种族关系最复杂、大国利益交叉存在最集中、军事力量仍处于高速成长期的一块大陆。在我国的周边，还遗存着如民族统一、领土纠纷、核竞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传统安全挑战，这些问题时而引发尖锐的对立，造成地区形势的紧张。同时，来自人口、资源、环境和前已所述的其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矛盾也有加剧之势。这一方面是历史的惯性作用所致，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国际关系在后冷战时期过渡和转型的艰巨性。置身于这样的形势中，我们的日常安全压力非但不会减小，有时甚至还可能增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安全空间将会缩小，因为这些挑战绝大部分是地区性和全球性的，对我们有影响但不是专门针对我们的。所以，其风险是广泛和均摊的。因此，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发展和强健自身，继续对外开放与合作，进而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力来维护地区和平，以对周边稳定更多的实际贡献来换取自身的持久安全。
　　四、安全体系：充实和加强
　　当代国际社会要解决安全问题所需要调动的资源超出了以往的界限，需要多国、多领域和多种手段的综合协调。比如，目前的国际反恐斗争就需要有关国家在情报、交通、通信、金融、边防和军事等领域的全面、持续合作才能达到长远的功效。然而，我周边地区的安全体系还远未健全，合作尚未达到理想的深度和效率。近年来，我们努力开拓了与东盟地区安全论坛对话、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安全磋商等对话机制，参与了朝鲜半岛问题的四方会谈，并与或准备与美日等国开展定期的双边安全磋商。这些进展无疑是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但是，就防范或控制较大的地区安全危机而言，上述机制的作用显然是不够的，还有待于进一步充实和加强。此外，应当努力倡导在更大范围或更专门的领域建立多边安全合作架构，逐步取代像美日安保合作一类的冷战色彩较浓的联盟关系。
　　五、第三方问题：难测的变数
　　这个问题在评估“战略机遇期”的过程中是一个尤难测度的变数。但是，它又是无法回避的，原因在于它来自双边关系之外，又关涉双方重大的安全利益，但其意志常常难以规范或有效制止，所以可能突然阻断双方重要的缓和与合作进程。说到这儿，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台湾问题。从严格意义上说，台湾问题应该是一个次国际问题，因为我们从来都认为两岸统一属于中国的内政。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它存在于中美关系中已长达半个多世纪，并且一直是双方矛盾甚至冲突的焦点。历史演变到今天，虽然美国已无意在台湾问题上燃起战火，中国也将和平统一写入了宪法，但台海两岸关系仍波折不断，并一再危及中美关系的稳定。究其原因，是近年来台湾的分裂势力有步骤地利用各种机会跳出来搅局，惟恐中美关系发展和改善（当然，他们也得到了美国国内仇视中国势力的支持）。对于这样的由于“第三者插足”所造成的危机，中美双方过去常常是猝不及防，将来恐怕也是防不胜防。鉴于美国的政体特点、对台的历史情结、对华政策中防范与制约的战略考虑，加上中美两国实力的严重不对称，台湾问题将会继续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消极因素，严重时可能导致中美合作与缓和进程被阻断，我国的安全机遇被突然中止。
　　评估“战略机遇期”问题，仅以上述五个指标来分析显然是不够的。不过，即便是仅从这五个方面观察，也可以发现和预测到未来我国的安全机遇期是存在的，但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和不平衡性。就第一、第二项指标而言，形势确已有了很大改观；第三项也可以说利大于不利；而第四项则尚有待于我们的努力，争取进一步的改观；第五项指标属于明显的不确定因素，存在逆转的可能。因此，有必要重复开篇的意思，即机遇的实现取决于主客观在时空上的高度一致。能否适时地把握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出现的机遇可能，则完全在于我们能否进一步转变观念，主动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并对自己的全面战略及资源配置作适时的调整和安排。▲
　　
　　
　　中美：依存和竞争之中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牛军
　　
　　中共十六大明确地规划了未来20年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即建设全面的小康社会，使中国在本世纪中叶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在这种预期的前提下，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仍然是中国营造有利于中国实现发展战略的国际环境的关键。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处于矛盾之中，因为美国必须不断协调或平衡其内在的矛盾，这也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特征。事实表明，在中美关系中，主要是由于美国政策的矛盾和波动，导致了两国关系的阴晴不定。经过十余年的发展，现在的中美关系已经基本摆脱冷战后期以战略合作为基础的特征，一种新型的关系已经形成。这种关系可以概括为“相互依存不断上升的竞争关系”。
　　
　　不能自行其是
　　
　　所谓相互依存不断上升，即指中美关系存在一些使双方都不能自行其是的重要因素，否则双方都将蒙受难以承受的严重损失。它主要体现在“全面、重要和相互渗透性”等几个方面。
　　 “全面”是指中美关系涉及双边和国际事务的各个领域，从中央政府（纵向的各个层级和横向的各个部门）、地方政府，到企业、大学、个人对个人等等，双方关系的发展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重要”简单地说就是双方的关系关乎到双方重大的安全和经济利益，9.11事件后形势的发展，再次（特别是向一些否认中美关系战略价值的美国人）证明了这一点。“相互渗透”是指双方都有意图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从对方的内部来影响对方的政策。
　　过去一段时间，特别是布什执政以后，尽管中美关系跌宕起伏，但上述特点仍然在不断加强。可以预期，未来20年中美关系如果继续按照现在的速度和规模发展，双方的依存度还会加速上升。克林顿政府表示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布什政府称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合作关系”等等，即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对不断上升的相互依存度的承认与支持。最近布什政府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又称：中美关系是“促进一个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亚太地区战略的关键”， “欢迎一个强大、和平与繁荣的中国出现”。这实际上反映了中美相互依存上升对美国政策的强大影响。
　　这里需要指出，目前中国对美国的依存度仍然高于美国对中国的依存度，美国在中美关系中占据主动是这种状况的反映，否则美国仅凭借实力地位，是不可能拥有当前这种程度的主动地位的。
　　
　　对抗着力点越来越少
　　
　　那么，中美之间的竞争是什么呢？主要是指对亚太地区影响力的竞争。尽管中国并没有挑战美国地位的意图，但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客观上必然会对美国在亚太的地位造成冲击，这是美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美国已经感受到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力，而同时美国所能寻求到的对抗性政策的着力点却越来越少。
　　通过9.11以后美国公布的一系列安全与防务报告，我们可以看出，布什政府为应对中国影响力扩大提出了基本的政策框架，争取与中国合作，同时加强对中国的战略防范。就实质而言，这并没有超出90年代中期以来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
　　首先，布什政府通过清晰突出的外交行动，表明了对中国的重视和在重大安全事务如反恐和不扩散等问题上与中国合作的意愿。中美密集的峰层交往和恢复安全战略对话，是布什政府落实其安全战略的重要步骤，即在解决美国的安全问题上，寻求和加强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合作。当前中美关系趋向稳定与合作不仅是象征性的，还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始。
　　其次，布什政府也发出明确信息，即美国将保持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大国的绝对军事优势。在反恐战争的影响下，布什政府的亚太安全战略正越来越多地包含消除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内容，但地缘政治斗争的考虑仍是主要内容。其特点之一就是在亚太大致划出了势力范围，即除中国之外的东北亚地区、东亚滨海区等，是美国的势力范围，或者说不能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这种过时的势力范围划分，是美国加强在亚太军事部署的地缘战略依据。
　　
　　面临两个趋势
　　
　　美国的对华政策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一个时期也仍然是在交往与防范中摆动，不同政府因所遵循的国际政治理念不同，会影响到美国政策摆动的幅度，但不可能超出中美关系的本质给予的规定性。迄今为止，中国将实现既定的发展战略作为首要目标，未来20年也不可能将追求境外权势作为国家的战略目标。这是中国能够营造出有利的国际环境，以及在营造这种环境中妥善处理对美关系的依据和指导原则。在这类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美国不得不面临两个趋势。
　　其一是美国鹰派企图推行与中国对抗的政策将越来越困难，它在亚太地区与中国对抗的着力点越来越少。除非美国蓄意挑起军事冲突，否则对中国影响力的自然扩大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其二是随着相互依存度继续升高，美国将逐步接受中国的影响力（软力量）在亚太扩大的现实，压缩其“势力范围版图”在安全战略考虑中的比重，更多地倾向与中国合作。▲
　　
　　机遇，还是陷阱？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侯若石
　　
　　最近，人们的一个热门话题是中国制成品出口竞争力迅速提升，这恰逢世界经济进入网络化的新阶段。世界经济网络化，不仅指互联网的应用，也指全球生产体系的形成。互联网是技术进步的体现，全球生产体系是生产组织方式进步的结果。中国及时地加入了这两个互相联系的全球网络，壮大了经济实力，绝不是掉入了陷阱，而是抓住了国际经济变化的机遇。
　　
　　全球生产体系的机遇
　　
　　150多年前，中国从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宝座跌落，是被发达国家低成本的制成品打败的。20多年前，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时，正值世界经济进入了又一个低成本生产时代。发达国家把制造业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为的是使用更便宜的资源。但是，远距离生产带来了高交易成本的难题。信息技术和运输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互联网的应用，使通讯和运输成本大幅度下降，远距离生产带来的难题迎刃而解。有人做了一个比喻：如果飞机价格的下降幅度同电脑价格下降幅度一样，每架波音767飞机现在只值500美元。
　　工业革命以来，降低成本的另一个良方是，根据技术进步的特点改善生产组织方式。20世纪初，美国生产低价位轿车就是这样做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不再局限在一个国家之内，而是形成了全球生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一个产品在多个国家生产，改写了国产的概念。例如，在一辆美国轿车的价值中，在美国本土生产的价值只占37%，其余63%的价值是在其他国家生产出来的。于是，零部件的国际贸易增长速度高于制成品，它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的13.2%增至90年代的8.5%。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快于发达国家，占世界比重从1982年的4%上升到2000年的21%。全球生产体系给积极参与国家的工业化带来发展机遇。加入这个体系对我国的机遇是不言而喻的。
　　
　　我国拥有两种资源
　　全球生产体系降低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对世界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但是能够进入这个体系的国家是有限的。2000年，五个发达国家引进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的74%；五个发展中国家占全体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74%。中国位居首位。在制成品零部件出口方面，以中国为首的五个国家占发展中国家的比重高达78%。可见，参与全球生产体系的国家是少之又少，而中国是其中的佼佼者。
　　进入全球生产体系，需要两种资源。一种是可流动的资源，即技术、资本和劳动力；另一种是不可移动资源，最重要的是投资环境，它实际上是一种制度资源，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具备的。中国成功地进入这个体系，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恰好适应了世界经济网络化的需要。既然一个产品在多国生产，就要多次过境。为了减少关税带来的成本，全球生产体系要求贸易自由化。开放初期。中国设立了经济特区和出口加工区，实行了对出口生产所需的进口品的减免关税政策等优惠措施，迎来了吸引外资的第一个高潮。正当国际资本因经济衰退寻找出路时，中国于2001年加入了WTO，使市场体制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引进外资再掀高潮。
　　
　　如何在体系中获益
　　
　　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有劳动力成本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良策。然而，加入全球生产体系，中国已经不仅仅靠劳动力成本优势而且实现了产业技术升级，中高技术产品出口占了一半多。联合国的研究表明，1985年～2000年，中国是制成品出口竞争最具活力的国家，高技术产品的竞争力提高的程度居世界首位。中国的竞争活力来自于对全球最有活力产业的参与。它们是电子工业、机械工业、运输设备工业、化学工业和服装工业。
　　加入全球生产体系，使中国获得了先进技术，例证俯首可拾。中国自己的技术力量和品牌在不断成长。如家电产业从参与全球装配起步，逐步成长为世界生产大国，技术进步已经使中国家电标准被列入国际标准。
　　加入全球生产体系后，出口、进口和制造业的产值增长是同步的，这样有利于保持增长的稳定。企业之间的合作也不再局限于临时的交易，而是发展稳定的合作关系，例如长期供货关系，从而可以减轻世界需求波动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衰退时仍保持高速增长的原因。
　　
　　如何将劣势变优势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认为，中国是加入全球生产体系之后工业发展成绩最佳的发展中国家，已经稳坐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头把交椅。但是，按工业竞争力排名，目前中国只列在世界第37位。成绩最佳，要求我们要更积极地参与全球生产体系，在参与中把劣势变为优势；相对落后，说明我们还有发展的余地。
　　中国的技术力量并不弱。1998年，大学生人数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居世界第二位。其中，理工科大学生居世界第三位。但是，在企业的研究开发开支的世界排名中，中国却排在头十名之外。企业研发开支不及韩国的1/8。尽管引进外资的数额一直处于世界前列，但我们引进外资中的研究开发支出却很少。1998年，1美元外资带来的研究开发支出仅为3美分，远远低于韩国。虽然中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很快，但在这类产品占制成品出口比重的排名中，中国从1985年的世界第19位降到1998年的第22位。
　　在今天，一辆轿车的价值有50%与信息有关，产品经济正在变为知识经济。加入全球经济网络，压力来自技术和生产组织方式的改组，发挥自我优势的核心措施是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只有对外资、对人才同时采取激励和宽容并举的方针，才能避免掉入人才流失的陷阱，未来的国际机遇才不会与我们擦肩而过。
　　
　　小资料
　　全球生产体系的实际内容是，把产品的生产价值链条分布到全球，形成合作与协调的网络。它不但包括加工制造，也包括产品研发、生产管理、市场营销、售后服务。为保护生态环境，废旧品的回收也在全球价值链条之中。服务业生产也出现了类似制造业的趋势。例如，为利用电脑人才优势，瑞士航空公司把票务电脑中心设在印度。为了使生产各阶段实现一体化管理，跨国公司不但到国外投资设新厂，也同国外企业开展各种方式的合作；不但利用股权参与，也采用非股权的合作方式，最流行的是合同制造，把生产包给国外企业；还有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包括市场营销联盟、生产联盟和研究开发联盟等，甚至与竞争者联手。参与者不但有制造业公司，也有市场营销企业。例如超级市场企业在全球采购商品。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协会等也是全球生产体系的参与者。▲
　　
　　走出寻梦的历史阴影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马小军
　　
　　不管你持怎样的历史观，1840年对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无奈的历史坐标，成为160年以来中国人心中永久的痛。1840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西方文明，送来了资本主义，也送来了百年的耻辱与灾难，同时送来了百年的奋争与期盼。
　　当我们今天又一次拾起历史机遇的话题时，其实不必抱怨我们曾与多少机遇擦肩而过，也不必艳羡东亚邻国紧抓历史机遇的本领。一百年里，面临西来工业文明、体制、思想文化乃至于“奇技淫巧”的冲击，中国传统文明猝不及防，中国古典社会开始坍塌崩解，其崩解的深度和烈度，其解构过程的漫长与艰难，堪称东亚历史奇观，因此中国近代历史始终是在内忧与外患的双重羁绊中裹足前行。从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到辛丑事变、抗日战争，从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到北洋军阀混战、北伐战争、两次国共内战，内忧外患并存，导致中国社会阶层分裂极为严重。统治阶层与社会下层的分离与对立，工商士阶层与官僚阶层的分离与对立，甚至成为相互隔离、并行发展的不同历史线索，各个时期的统治者始终难于找到富国与强民、“攘外”与“安内”之间的政策平衡点，中国思想界百年中也始终踟蹰于“体”、“用”之间无法自拔。同时，由于中国长期游离于近代国际体系之外，至多是被动地参与国际事务，因而百年之中中国始终使自身处于一个极不稳定且极为不利的国际环境中，并须臾无力改变这种环境。
　　如果说我们确曾有过机遇的话，笔者认为19世纪70、80年代的“同光中兴”大概可算一次。普法战争之后，欧洲大国关系趋于稳定，东亚邻国尚在发展，特别是中国国内局势的渐趋平稳和洋务运动的开展，曾给中国带来了难得的20年发展机会。然而，曾几何时，甲午战争把“同光中兴”的政治成果毁于一旦。日本海军并未真正在军事意义上打败船坚炮利、堪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而这是1840年之后几代中国人为之奋斗的结果），但经过明治维新的生气勃勃的日本，却在政治上彻底打败了中国，笔者则更愿意把它看做是“中体西用”对“脱亚入欧”的失败。此后，败于东瀛的民族耻辱，始终折磨着中国的社会心理，久久无法抚平。此后，中国再也未能获得内外环境都相对平和的发展时间，中国统治阶层再也无力领导一次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运动。奇怪的是，其却开启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前赴后继蹈海东渡学习强国技艺的先河。
　　1949年，中国历史开启了新的篇章，中国本应赢得一个崭新的历史机遇期。然而，雅尔塔体制却使新中国建国伊始就身不由己地深深陷入以意识形态为藩篱的战后国际政治冷战格局之中。以苏联为楷模，中国不仅建立了一个相似的政治体制，而且“全盘苏化”，照搬了计划经济体制，并在中国社会内部长期奉行“左”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政策，使中国失去了大好的历史发展机遇。及至文革期间，国家经济几近崩溃的同时，对外仍采取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政策，使自身陷入几乎是鸦片战争以来最孤立的国际环境之中。
　　当北方超级大国陈兵百万，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最现实的威胁时，当中国的领土主权面临近代以来最严重威胁之际，毛泽东高屋建瓴，把中国古代远交近攻的智慧与现代大国力量制衡的策略巧妙结合，以小球转动大球，于70年代初不失时机地打出制胜之牌。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从缓和中美关系入手，中国不仅重返联合国，而且与包括主要西方国家和中国周边国家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从而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不利局面，实现了中国重返国际社会的战略目标。笔者以为，毛泽东晚年亲自领导的这次外交路线大调整，其最重大的意义在于彻底打破了以往曾长期坚守的意识形态藩篱，把国家利益置于中国外交政策的首位，并于有意无意之间实际为1978年以后开始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正是在这样先期开创的有利国际空间中，中国人才谈得上抓住此后20年的历史机遇期，取得今天令世界瞩目的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曾长期失之于足够公允评价之处。
　　评价过去20年的成就，笔者仍愿意从内忧外患这两个方面参照历史。应当说过去20年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国际环境最好的时期，也是中国国内最为稳定、经济最为发展的时期，可谓150年未曾有过之新局面。尽管曾发生了苏东剧变的震荡，发生过1989年的风波，但中国人始终抓住了发展经济、进步社会的根本不动摇。20年间，中国已经从一个地区性大国逐渐成长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性大国。仍然着眼于内外两个方面，在对未来20年的国内外环境进行审慎预测和评估后，我们认为，中国的发展有可能继续获得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有可能继续保持国内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形势。而这一机遇期的真正实现，尚有赖于13亿国人的努力打拼，尚有赖于中国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姿态，努力塑造一个长期稳定、和平发展、有利于我的国际环境。在未来20年的机遇期中，中国人将最终走出寻觅强国之梦的历史阴影，使自己真正走上全面建设小康的富民强国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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