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中日关系重新定位】

　　 　　１９７８年８月，多年悬而未决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订，中日关系从此步入了一个新的天地。２５年过去了，国际形势和中日两国的国内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日关系也就有了新的特点和产生了新的矛盾。怎样面对和解决，国内的日本问题专家亮出了他们的观点。
　　
　　进入重新定位的过渡期
　　
　　金熙德最近几年，中日关系进入到重新定位、互相探索这样一个过渡期。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２５周年，但我个人认为今年两国关系还比不上邦交正常化３０周年的去年，因为维护双方关系的官方和民间的资源在经过去年的消耗之后，缺乏后劲。今年１月小泉第三次参拜靖国神社也给双方的关系再次投下阴影。而且从中日两国来看，各自都有更优先的内政和外交问题。
　　中日两国间存在着几个方面的问题。我认为靖国神社是最大的问题，它直接导致了双方首脑互访的停滞，今年已是第三年，并使中日间的军事交流中断。它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是非判断的问题和现实危害性问题（包括日本会不会由历史翻案运动而走向军国主义复活等等）。这两个问题分不清楚，就无法进行真正的对话。
　　在历史判断方面，我认为是非应该是很清楚的，靖国神社在历史上起的就是为军国主义鼓舞士气的作用。日方所谓的“文化差异不同”是站不住脚的，而某些国人认为“中国人说靖国神社问题是无理的”，就是混淆了靖国神社的是非问题。但同时我也认为中日之间不能因为靖国神社的问题就中断中日间的政治交往和军事交往。
　　
　　一相情愿是搞不好中日关系的
　　
　　崔世广 我认为靖国神社的根基中存在文化问题。但对这个问题，政治家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选择：参拜还是不参拜、平常日参拜还是战败日参拜、以什么样的身份参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参拜靖国神社可以使政治家在国内得到很大的认可和支持，这就说明它还是有很大的文化根基。
　　从历史上看，从１９７２年开始到现在，中日两国的国民感情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冷――热――冷。
　　近些年来，中日两国国民阶层和舆论的多元化，对中日关系也产生了一些影响。舆论的多元化则是指新的传媒――
　　因特网的发展，它使得国民中最真实的情感能迅速传达给对方，并产生回应。网络传媒的介入使得中日民众中民族主义的东西得到了最充分的张扬，也对中日关系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另一个变化是中日间实力的消长。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被日本称为“失去的十年”，这十年中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对日本的国民情绪和国民影响是很大的。而这段时间，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与日本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中国国民中对日本的一些认识和感情也有了一些变化。
　　
　　另外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我认为在中日两国关系中，自建交到现在，一直就存在着一个结构上的不平衡问题，即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发展比较顺利，也比较活跃；而在政治关系、安保和军事交流方面则比较滞后。
　　应该说中日之间即使在关系最热的时候（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也没有形成真正的信赖关系，这是影响中日两国国民感情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如果中日互相都视对方为自己的威胁的话，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信赖关系，也不可能真正形成两国国民的相互理解。
　　金熙德 我认为中国从１９９８年以来的对日政策一直很平稳，即希望与日本搞好关系，并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而日本的反应则较慢，我们一直在等待着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希望它能很快跟上来。仅仅靠中国一厢情愿是搞不好中日关系的。
　　
　　追随美国是日本战后派政治家的特点
　　王新生 我认为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确实在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因为日本确实有这样一种想法，即认为“人死后就成神了”。中国人则是“盖棺定论”的观点。但即使如此，作为二战中加害一方的日本，必须理解二战中受害的亚洲各国的感情，否则双方之间的裂痕就永远难以弥合。另外我觉得靖国神社与其说它体现了文化的价值观，勿庸说它更多地是体现了一种政治因素在里面，是一种象征，一种斗争的工具。
　　目前中日两国都正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转折时期。日本尽管进行了十年改革，但仍不尽人意，而且困难重重，现在国民中存在着焦燥情绪，这就使得执政者在对外政策上很容易执行一些民族主义式的政策。小泉首相不惜得罪周边邻国再三参拜靖国神社更多地是因其国内的政治因素。
　　这十年里日本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政治家上台执政，以其独特的价值观、国际观对中日两国关系产生影响。他们没有战前派政治家的历史包袱乃至赎罪意识，在对外交往过程中更多注重利益互动。过去一直说日本没有战略，其实没有战略本身就是一种战略，也就是追随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美国，这是战后派政治家的特点。
　　这种现实主义的对外政策也对日本的对华政策产生了影响。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甚至在安全保障问题上，日本的执政者显然是在加强日美同盟的基础上，同正在崛起的中国进行竞争或者对抗。尽管如此，由于双方在经济领域有着较强的利益互动，即使产生一些摩擦，但关系还会向前发展。我认为如果日本方面有适当的表示，不仅双方高层互访的可能性存在，而且两国关系也会得到进一步的推进。
　　
　　加强军事交流，降低对对方意图的误判
　　
　　林晓光近年来日本安保变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一系列法案的法制化。如国会通过了反恐怖三法案、有事法制等等。这些也是最引起中国及周边国家注意和警惕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组织上的一些变化，如要求把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使其具备国防部的基本组织结构功能；要求成立国家情报委员会，加强情报搜集和判断能力；改组幕僚长联席会议，增加应付突发事件的反应能力，等等。具体的做法有发射侦察卫星、研制高空侦察机等。在军事技术上则更多地引进具有攻击能力的军事装备。我认为这样一些东西都是与日本“专守防卫”的原则不相符的。
　　日本这些安保政策的变化是不是以中国为假想敌，或者把中国作为不能说出来的假想目标之一？对此，学界的看法国内是有分歧的。我认为对此不应轻易下结论。
　　我认为应加强双方军事方面的交流，增进安全方面的对话。这将有助于双方的沟通，至少可降低对对方意图发生误判的情况。同样，日本对中国也存在着戒心，中日双方无论是哪一方军费有了增长或者是研发新武器都会引起对方强烈的反弹，这也是中日双方缺乏信任度所致。
　　
　　一方增强、一方趋弱：双方关系中的经济因素
　　江瑞平从目前各方的情况看，在日本炒作的“中国威胁论”中没有多少是军事因素，主要还是在经济方面。我认为其中最主要的还是相对经济优势的变化，而不是绝对实力对比的变化；是相对经济增长优势的变化。十年来这种反差越来越明显。
　　现在对中日关系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是“政冷经热”。但我认为现在双方经济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在认真总结了各种数据后，得出了“中日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目前正处在剧变当中”这样一个结论，即日本经济发展中的中国依赖在增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日本因素在趋弱。
　　２００２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全年增长了０.３％，其中内需贡献率为－０.４％，外需（净出口）贡献率为０.７％。就是说，２００２年日本经济回升完全是由外需来主导的，而从２００２年日本出口增长尤其是其对象国构成看，对华出口的高速增长又发挥了决定性作用。２００２年日本对全球出口仅增长了２.６％，其中对第一出口对象国美国的出口甚至还减少了２.７％，而对第二出口对象国中国的出口却增长了２８.２％。在全部对外出口增长的２.６个百分点中，仅中国一国的贡献率即达２.２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促成２００２年日本经济走出衰退、走向回升的出口增长中的８４.６％是由对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来实现的。显而易见，没有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就没有中国进口的高增长（２００２年增长达２１.２％）；而没有中国进口的高增长，就难有日本对华出口的高增长；而没有对华出口的高增长，就没有完全靠出口增长支撑的日本经济回升。
　　而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日本因素在下降。主要是在三大块：贸易关系、直接投资、ODA资金援助。
　　贸易方面，去年中国出口总增长为２２.３％，其中对日出口仅增长了７.８％，对日出口在中国整体对外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下降了０.７％。直接投资中，去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引进外资的国家，而日本在中国引进外资中的比例却在下降，最近五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仅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２.６％。最后是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该项援助在２００１年大幅削减后，２００２年又削减了２４.９％。所以说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也在下降。
　　中日这种实力对比关系还会继续下去，而且随着这种相对实力对比关系不断的发展就意味着绝对实力对比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如果中国的这种相对增长优势再维持２０～３０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就不再是日本的四分之一了。
　　金熙德 日本应该克服和突破心理障碍，迎接中国的经济挑战，把中国的发展看成是一种机遇。日本应该懂得一个富强、民主和繁荣的中国要比贫穷、落后的中国对日本的威胁更小。日本一定要过这个心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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