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指挥官体验 在寻访中体验二战等

　　 　　在寻访中体验二战 　　 　　宋念申 　　优秀的演奏者，即使在作曲家死去很多年后，依然能够悉心考察乐谱手稿的细节，真实地传达作曲家的情感；同时，由于音乐里融入了演奏者的思考，作品自身的魅力也会在今天更加彰显。历史也有相类似的一面，它原本就不仅仅是由当事人纪录和讲述的，后来者审视、回忆这段历史的方式，也构成历史自身的一个部分。虽然历史事件的发生不可能复制，但一次精心探寻历史的过程，仍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另一些人在另一个时空的心灵震颤。
　　今年，全世界都在纪念二战结束６０周年。欧洲的纪念活动持续了将近一年，其场面之盛，规格之高，媒体报道之丰富，为历次纪念活动中所罕见。即使远在中国，我们也能感受到那段岁月凝聚了欧洲人太多的感情和思索。
　　对普通的中国人而言，６０多年前发生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战争，与今天的我们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它为什么如此重要，以及我们该怎样理解那段历史的意义……这些问题并不是自明的。相对于抗日战争，它离我们太远。即便我们可以认知，也缺少感同身受的体验。
　　因此，当读到丁刚先生《二战，在寻访中》一书，我立刻认识到，它与一般记写历史的书籍不同，它力求把时空的距离拉近，像一个优秀的演奏家探究原始手稿一样，让我们这些似乎与那场战争无关的人，也能身临其境地体验历史中的细节，并思索这一细节在我们这个时代中的意义。比如，我们可以阅读《安妮日记》的中译本，知道有一个犹太小女孩，为躲避纳粹而蜗居阁楼，记录下她的所思所想；但我们难以拥有这种细微的感受：“每当我随着人流，穿过那个曾被书架遮掩住的墙洞，踩着吱吱作响的木梯，攀上被安妮称作‘密室’的小楼时，心中就会浮现出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那场夺去了千万人生命的战争才刚刚结束，６００万犹太人惨遭屠杀的事情就发生在昨天。”
　　作为人民日报先后驻瑞典、比利时和美国的记者，丁刚有着连续十多年的国外生活经历，他比一般人有着更多深入理解欧美社会的机会。在欧美的生活和工作，常常令他“有一种奇怪的幻觉，好像二战的硝烟才刚刚散去……欧洲人、美国人始终就没有走出那场大战的影子，他们仍然在为６０年前发生的一些事情争辩着、思考着”。正是这种感觉，驱使着他深入探究历史细节的来龙去脉。作者是带着今天的问题，去思考过去的。昨天不是静止的，它其实已经左右了今天的走向。
　　沿着这种思考上溯到问题的源头，才真正看得清，二战对于欧美人而言，决不是孤立在时间之河中的事件，它已经流入现代人的意识之中，使他们在思考时，不由自主地带上这段历史的痕迹。我们可以轻易找到种种例证：他们努力防止纳粹的复活、警惕排外的民族情绪、致力于建设新的国家共同体，以及对战争的负面价值判断、对犹太民族的负疚感……等等。甚至，一些欧美人对于新崛起国家的无端恐慌和不信任，都可以从他们对二战的理解中找到某种根源。
　　记者首先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丁刚记述二战历史的另一个特点，是关注小人物们在战争中的命运。他不但花了大量篇幅写到了安妮、钱秀玲、抵抗运动老战士等有典型意义的人物，而且即使在写到诸如“Ｄ日”等恢弘时刻时，也关注着普通人物（比如大兵、护士）在其中的遭遇。“其实，一场大的战争并不完全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争夺，它也是个人的战争。个体的弱小恰恰能够折射出现代战争的强大与恐怖”。这句话不但揭示出战后欧美反思思潮的一个源头，而且也揭示出中国人在思考二战时往往容易忽视的一点：战争之所以残酷，不是说它把一个国家或民族卷入浩劫，而是说这场浩劫是由千万个个体命运所组成的。当我们从细处审视，对这种残酷才会感同身受。
　　当思考凝聚到个人命运、人性的层面，我们方能理解，为什么欧洲对二战的纪念是超越国家的，也必须超越国家。可以说，这样的关注点虽然显得“小”，但是后面的关注方法，却涉及一个大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反思二战，不但因为今天的人们沿着那个年代走来，更因为我们每一个个人，实际就生活在历史留给我们的选择题中。这些困扰过过去那个年代人们的问题：感情与理智、民族与国家、战争与和平……依然会在今天以及将来，困扰着人们――不论他们是欧洲人，还是亚洲人。作者就这样把过去之“因”和今天之“果”一同奉献了出来，这使得他笔下的历史，有了一种超越时空的关联。
　　
　　走出晚清：从自卫到自觉
　　
　　张世婷
　　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悲剧性的一个时代。发生在这个时代的中国对外关系是在两个背景中展开：一方面，１９世纪中期，中国外部世界的发展已经营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东亚传统国际关系的政治文化，中外所处时代和地域的差异、列强的侵略政策，使冲突成为中外关系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在中外关系发生剧烈冲突的同时，中国人看待外部世界和反观自身传统的基本格调也在发生剧烈的嬗变，中国自此卷入了一场迄今仍在进行的大变局中。
　　要把握这个时期的外交，不仅要理清中外交涉典型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且要尝试对历史进行反思。这一段中外关系史，不仅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由于具有如此深厚而久远文化传统的中国能在短短一个多世纪里基本实现了和世界异质文明的接轨，因而其意义也是富于启发性的。在这场惊人的巨变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人顽强的调适能力，看到了中国文化内在的巨大潜力。晚清外交留下了多少屈辱的历史，又留下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而穿着儒袍的中国第一代外交家们所开展的弱国外交，可谓跌宕多劫，而其详情则鲜为人知。
　　晚清是中国历史上中外冲突最激烈的一个时期。晚清对外关系是整个传统的中国文明在全球化时代进行顽强抗争的最尖锐体现。因此，晚清成为国人的一种割舍不掉的情结，这种情结使我们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中尤其重视民族的尊严，对于国际关系的平等问题尤其敏感。这种情结也使我们善于从道义的高度定位我们的主张，因而更乐于通过培养国家间的亲疏关系阐述我们对敌友关系的见解。这种情结还使我们处于一种几乎难以解脱的困境中：一方面，从没有民族国家意识到被敲打出民族国家意识的历史使我们对主权问题的认识非常刚性，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性质又逼迫我们不得不接受国家主权正在被科技发展和跨国界交流等等侵蚀的事实。而我们可能还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在新的一轮外在冲击到来的时候，如何从晚清的对外交往中吸取教训和经验？如果简单地把晚清对外交往的历史定义为屈辱的被侵略的历史，是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的。我们必须从具体的、细微的、人物的历史中挖掘出主动性和理性。这些东西的价值远远大于高调的咒骂、宣扬和仇恨。
　　晚清的对外关系是一种古老文明适应能力的体现，也是一种士大夫自卫的反应过程。我们必须认识到并且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和国家从总体上而言一直处于一种危机状态，并且在很多时候处于一种战争状态。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意识――一种建立在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上的狭隘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得中国在晚清时期直到很晚才产生全民族的忧患意识和抗争意识。全民族的生存意识逐渐觉醒是随着危机的继续而发出的，它直接导致清王朝的崩溃和新的政治权力的产生。新的制度为整个社会确立了一个普遍接受的目标体系，并且建立了确保实现这个目标体系的压倒一切的政治权力。
　　晚清的对外交往是在全球化的大历史背景中发生的。晚清以来，国人感觉最深的不是“中外一家”的幻象，而是身份认同的危机。因为我们从来认为天下一家，所以“他们”到来的时候，国人逐渐感知到“我们”的存在。这是晚清带给我们最大的困惑。尽管中外的战争已经结束，但是晚清历史带来的全民族的焦虑感还远没有解除。
　　《走出晚清：涉外人物及中国的世界观念之研究》就是涉足了这样一个庞大的历史命题，即中国如何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找回失落的自信、找到理性的道路。本书呼吁人们把对历史观察时的屈辱情绪转变为理性的全球眼光，从“冲击―反应”的被动状态走向自觉的理性意识。作者指出，走出晚清是走向全球化的思想基础，也是一种对时代变迁作出的理性回应和必然选择。走不出晚清，永远都不能实现现代化。
　　
　　一个中国中学生的美国经历
　　
　　丁超好像与一般中国在外留学生条条相反：中国在外留学生大都不关心当地的人文社会基础和历史背景，中国在外留学生一般都是理工科，中国在外留学生一般都对当地政治毫无兴趣，中国在外留学生一般都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他只有１７岁，是来自北京的一名中学生，在美国读高中。参加“青年美国”社团活动期间，他曾经与美国政府官员、议员、五角大楼的将军谈论一些很有深度的话题，不仅让老师同学们敬佩，也让跟他对话的美国政府官员们吃惊。他有很强的沟通能力。他的目的是了解他们、认识他们，向他们学习。
　　“海不辞细流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方能就其高”，我们以“兼容并蓄”的精神看待世界、融入世界，吸收和借鉴世界各民族文明成就，取长补短，才能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文明，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１７岁，我在美国当“政客”》，写出了新时期中国青年开阔的眼界和吸取他人之长的博大的胸襟。该书记录下丁超在美国留学期间的经历的同时，更表达了丁超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抱负和理想。在注意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长处方面，丁超的主观意识是明确的。只有放眼世界，洞察环绕我国的复杂险峻的国际氛围，才能强烈意识到自己民族的安危兴衰大局，增强忧患意识，增强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年岁虽小，但他的努力方向是可取的。
　　本书内容涉及美国的选举制度、议会制度、司法制度、外交政策、国际关系，可以看出年龄不过１７岁的作者广博的文学、政治、历史、地理知识，以及独立思考、分析认识国际问题的能力。
　　 “青年美国”高中社团里聚集了一群对政治和社会问题很感兴趣的美国青年。这群美国学生给丁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结交了许多有志向的同学。在作者笔下，这些美国青年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丁超是个勤奋刻苦、一丝不苟的好学生。他随时随地不忘记学习。有一次在乔治城大学的图书馆查资料，《日内瓦公约》是很枯燥的，并且只是课余阅读材料之一，丁超抱起来看个没完。
　　本书不仅读来有趣，更有实用参考价值。
　　青年人看问题是最敏感的，思维最活跃。丁超小的时候去过欧洲，也到过美国许多地方，眼界十分开阔。他酷爱读书，知识面广，使本书的内容变得丰富和有深度。本书不仅思想性强，文字也写得很风趣。
　　“闲情非吾志，甘心赴国行”。丁超在暑期活动中经历了许多难以忘怀的瞬间，使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明白了作为一个中国公民身上的责任”，他深深地期望着自己祖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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