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同世界 图片 中国式焦虑：礼崩乐坏与大同世界

　　李扬帆 　　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博士 　　 　　笔者在《世界知识》今年第10期探讨了中国时下兴起的一种“新战国时代”观念之后，觉得这是一个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论题，乃决定再研究一下与之相关的另一种中国式世界观念，即“天下体系”的复兴问题。
　　天下观念的复兴与新战国时代的思维，是当前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对世界未来认识的中国式观念，其背后反映的是中国学者对世界礼崩乐坏而产生的焦虑情绪。这是中国学者的第三次焦虑。
　　第一次焦虑发生在2300多年前，面对中国版图上出现的礼崩乐坏局面，儒家创始人即提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和“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等观点。其后，大一统的天下秩序实现，消弭了这种焦虑。
　　近代中国面临土崩瓦解的东亚秩序时，礼崩乐坏的惊呼再次出现了。李鸿章等人提出了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论断。此次焦虑导致了中国内在的变化，先是洋务运动，继则戊戌变法。至变法失败，康有为提出了大同世界的世界观念。大同世界的观念在二十世纪的革命浪潮中最后演变为毛泽东的世界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
　　经过百年探索至改革开放，中国重新调整了世界观念，认识到法国黎赛留式“国家至上”的原则，在近３０年的历程中，比较恰当地寻求到了重构中国民族国家理念的现实主义道路。
　　随着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成熟，具有悲天悯人胸怀的中国学人，再次为世界的未来思索。面对冷战终结后的混乱局面以及“大敌无形”的全球恐怖主义威胁，他们重新提出了中国传统天下观念的普世性价值。这就是目前存在的第三次中国式焦虑。
　　在这次焦虑中，中国学人不是简单地继承先贤的思想，而是针对新的问题“让中国重新开始思想”，向世界贡献自己的知识、理念和世界观，而不是简单地复制西方的流行观念。
　　老子提出“以天下观天下”之思维角度，为中国学人的理论出发点。这种思维认为，自西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以来的400年间，西方的思维建立在国家中心主义的基础上，其最终的理论范式，也没有超越帝国模式。真正的世界秩序的模式，必须从天下的角度思考天下，必须构建普世性的价值观，才有可能最终形成世界秩序。
　　上述焦虑的产生，也许是好事，它至少证明了中国式思维具有特定的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地位。非洲或者拉美，甚至欧洲国家，都不会产生上述焦虑，因为他们没有中国那样的历史背景。但是，问题也就随之而来。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天下观念本身存在的目标和手段之不协调的问题。表面看来，中国式的天下观念，是和谐的大同世界观念，但是，就其实践而言，中国的天下一统，是建立在文化和力量双重优势基础上的。另外，其实践中的不平等性（事实为国内体制的国际范围的外化），也难以和民族平等的现代理念相符。因此，尽管目标上符合和谐的大同世界的现代价值观追求，但是，手段上无法确保正义，这就为中国式天下观念的当代实践创造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第二个问题，在中国的天下观念还没有能够为其复兴找到普遍接受的理由时，中国本身的现代性的转化却在完全按照黎赛留的国家至上的西方原则进行着。在第二次焦虑产生后，中国面临的为其生存的身份正名的历史过程一直延续到今天。当中国被拖进西方话语霸权的体系中的时候，中国连自己的国家名称叫什么都还搞不清楚，诚如梁启超说：“吾中国有最可怪一事，则以数百兆人立国于世界者数千年，而至今无一国名也。”难怪美国著名汉学家列文森说，“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既然中国的正名仍然在进行中，而这种正名又是典型的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那么，如何使人相信中国的世界观念主张是真正“以天下观天下”呢？
　　中国目前进行的事业是“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要完成与狼共舞（与欧美民族国家竞争）的使命，传统的天下观念至今仍然使我们产生对自身地位和未来世界发展方向的焦虑，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具备真正能够站在人类的高度构思世界大同的历史条件。
　　从哲学层次而言，提出中国天下观念的当代价值，无疑是有意义的，但是，鉴于上述问题的存在，从国际关系的角度重提中国天下观念的普世性，似乎早了些。

相关热词搜索：大同世界 焦虑 礼崩乐坏 中国式焦虑：礼崩乐坏与大同世界 中国式焦虑 礼崩乐坏与大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