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贵今特别代表谈非洲与达尔富尔_达尔富尔电影真实

　　5月10日，就在他刚从南非卸任回国仅一个多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他被中国政府任命为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围绕达尔富尔问题展开工作。 　　他是资深外交官，在外交战线上整整工作了35年，他熟谙非洲事务，曾任驻津巴布韦大使、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和驻南非大使。
　　他一头扎进了“达尔富尔事务”中：接触苏丹政府高层，实地考察达尔富尔难民营，到美国、法国，协调各方意见，并同各媒体打交道，做增信释疑的工作。一时间，“特别代表”成了苏丹问题上的外交明星。
　　他就是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刘贵今。
　　沈国放：首先，让我们欢迎刘贵今大使做客“世界知识论坛”。关于刘大使，我们都不陌生，因为大家在各种媒体上不时会看到关于他的消息。刘大使外交生涯中绝大部分经历与中非关系有关，他经历了中非关系发展史上的许多重大活动、重大事件。应该说他是资深的国际问题专家、非洲问题专家。如今，他是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及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他，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掌声)
　　下面我们就请刘贵今大使就中非关系问题以及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同各位交流。
　　“可能是因为一直在黑非洲工作，结果人呢越长越黑。参加活动时，跟黑非洲兄弟坐在一起，距离感就少了一点。使馆同事常常在电视上报道我和非洲朋友活动的图像上找不到我。因为看上去差不多都是一片黑的。”
　　刘贵今：谢谢各位!(掌声)
　　我是1971年参加外交工作的，1981年从我常驻中国驻肯尼亚使馆开始，就与非洲结了缘。我先后在四个驻非使馆工作――驻肯尼亚使馆、驻埃塞俄比亚使馆、驻津巴布韦使馆和驻南非使馆。今年4月离开南非，结束正式的外交生涯。26年来，我没有离开过非洲或者对非工作。我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开过玩笑说：“我这个人呢，是一条道走到‘黑’了。可能是因为一直在黑非洲工作，结果人呢越长越黑。参加活动时。跟黑非洲兄弟坐在一起，距离感就少了一点。使馆同事在看电视上报道我和非洲朋友活动的图像上常常找不到我，因为看上去差不多都是一片黑的。”(笑声)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深深地热爱我脚下这片非洲热土，对非洲充满了特殊的友好感情。”(掌声)
　　我退休后，头上还有两个头衔：一个是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另一个是中国政府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围绕这两项工作，我基本上每个月都有一些出访，到苏丹，包括达尔富尔，到美国、到布鲁塞尔、到巴黎，同一些西方国家的人士进行交流、沟通。
　　“我9月份访问联合国时。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大厅做讲演，当时是座无虚席啊，所有驻联合国使团都派人去参加了，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这说明国际社会对于中非关系越来越重视，中非关系里面的大国因素，或者说大国关系中的非洲因素，这几年明显上升。”
　　大家知道，非洲有53个独立的国家。中国对非洲外交一向是比较重视的。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就开始支持非洲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非洲兄弟也同样给予中国极大支持。所以说，中非之间是相互支持的。今年9月我访问联合国时，联合国非洲事务办公室和我国驻联合国使团请我做了一个演讲。演讲设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大厅，当时是座无虚席啊。所有国家驻联合国使团都派人去参加了，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这说明国际社会对于中非关系越来越重视。“中非关系里面的大国因素”或者说“大国关系中的非洲因素”这几年明显上升。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国在非洲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跟非洲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中国跟非洲的合作越来越深入。
　　的确，中国向非洲提供了大量的、无私的经济援助。事实上。非洲兄弟也给我们以同样的支持。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当时在联合国讨论这个提案时，有76国投赞成票，其中26个国家是非洲国家，超过赞成国总数的1／3。所以，毛泽东老人家经常讲这么一句话：“是非洲黑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我们中国要永远记住这一点。后来，很多西方国家或者说是一些霸权主义国家拿人权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干涉中国内政，又是非洲国家给中国以坚定的支持。
　　“郑和下西洋时。应该说中国很强大，但中国在非洲没有占领一寸土地。在非洲没有驻过一兵一卒。现在。中国跟非洲搞平等互利的合作，却被指责搞‘新殖民主义’，这是站不住脚的。”在过去几年间，西方对于中非关系的关注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西方国家的一些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散布最多的有几种论调：一个是所谓的“新殖民主义”，说是中国现在在非洲所做的跟西方当年在非洲所做的一样。从这个意义出发。他们认为中国在非洲搞扩张，搞新殖民主义。还有一种论调叫做“掠夺资源论”，当年他们殖民非洲是因为对非洲的资源感兴趣，现在的中国也不是真正地关心非洲，所关心的是它的资源、它的石油、它的矿产。中国到非洲就是掠夺资源。还说中国的公司行为不好，雇用当地的劳工少，给人家的工资低，破坏环境，等等。
　　我在南非工作的几年，正是“新殖民主义论”和“掠夺资源论”甚嚣尘上之时，经常有一些大学邀请我去进行演讲，我也接受一些媒体的采访。我说，中非之间的合作从一开始就有着鲜明的特点：一是平等，二是互利和共赢，三是开放和透明。我们并不排斥其他国家，我们甚至愿意和西方国家来探讨三方合作。我给他们举例说，“新殖民主义”这个帽子可能是一些西方国家量体制作的，他们愿意戴到什么人头上，那是他们的自由，但是绝对戴不到中国人头上。为什么这样说呢?且不说我们现在外交政策最基本的一点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仅仅就中国的文化传统而言，中国人没有那种去侵略别人、奴役别人、对别人搞殖民化的历史，也没有这种思想。相反呢，中国受孔老夫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儒家思想的教育和熏陶，一代一代的中国人信奉这一道理。去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早在6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发现了非洲大陆，到过非洲很多国家，最远可能到达过南非的好望角。当时没有一个国家具有中国这样航海的、科技的和经济的实力。据历史经济学家的估算和研究，从唐宋元明一直到清朝，中国在世界的生产总量呈占1／4到1／3，其实力就像当今的美国。中国当年是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国”，如果可以借用这个概念的话。但是中国并没有对非洲搞殖民主义，没有占领非洲一寸土地。没有在非洲驻过一兵一卒。现在，中国跟非洲搞平等互利的合作。却被指责搞“新殖民主义”，这是站不住脚的。
　　“我在华盛顿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问那些记者，如果把8.7％的石油 进口称之为‘掠夺资源’，那么33％或36％的石油进口又称做什么?请你们找一个恰当的词语并告诉我。”
　　当年西方国家到非洲，无偿地占有人家矿产、资源，而中国现在和非洲的合作是一种互利的合作，是按照市场的规则去运行的，非洲国家明显是得到好处的。西方攻击我们最多的是说我们在苏丹“掠夺”石油。事实上，根据去年的一项统计，中国从非洲进口的石油，包括从苏丹进口的石油，占非洲石油出口总量的8.7％。那么美国从非洲进口了多少石油呢?非洲石油出口的33％是输向美国，36％是输向欧盟。9月份我在华盛顿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问那些记者：“如果把8.7％的石油进口称之为‘掠夺资源’。那么33％或36％的石油进口又称做什么?请你们找一个恰当的词语并告诉我。”
　　那次我在联合国做演讲时强调一点，中非关系最基本的特点，或者说最基本的因素，一是平等，我们从来都把非洲国家看作是同我们一样的主权独立国家。我们从来都强调，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这一点是西方做不到也学不到的。二是互利共赢，即我们给非洲提供援助、跟非洲进行商贸合作的时候，不仅仅考虑中方的利益，同时也考虑非洲的利益。在项目选择上，我们尊重非洲国家的意愿，听取非洲国家的意见。再一个就是相互尊重。我们不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发展道路强加于人。我们对非洲国家。不管是实行多党制的还是实行一党制的，都一律平等对待。同时，我们还向非洲国家强调，中国愿意同他们分享我们发展的经验、我们改革开放的经验、我们脱贫的经验，同时我们也劝告非洲国家不能够照搬中国的经验。任何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根据自己的特点来选择适合于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也是西方所不能做到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和东欧剧变时，西方国家一致向非洲施压，要求非洲实行所谓的“多党制”。很多非洲国家被迫就范。效果呢。当然有的还是可以的，但是相当一部分国家因此引发社会动荡、经济和社会发展停滞，还出现了类似卢旺达、布隆迪这种50万人死于非命的大屠杀局面。这给非洲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所以，面对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一些媒体对中国这些似是而非又不怀好意的评论、指责，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去说明事情的真相。当然，我们承认在走向非洲、在非洲拓展商贸活动的时候，并不是一点问题没有，我们有一些公司的行为不好，对环保重视不够，在对当地劳工知识的传授、雇佣方面做得不够，包括一些商品和产品的质量不是太符合要求。我们并不是企图掩盖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是个别的问题，我们不能够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中国政府正在采取各种方式、采取坚决的措施来减少、杜绝制止这些不好的行为，给非洲提供一个良好的合作前景，促进非洲和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共同发展。
　　“去年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有43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其数量大大超过了参加‘非统’(现更名为非洲联盟)峰会的领导人的数量。这让外界大吃一惊。他们知道中国跟非洲有着传统的友好合作关系，但是没想到中国对非洲有着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去年在北京举行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这个峰会是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第一次部长级会议的继续，它又称为“峰会和第三届部长级会议”。我本人在发起这个论坛进程中也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因为那时候我担任非洲司司长。
　　这个念头最初是1999年来访的马达加斯加外长提出来的。他说，现在，非洲和世界上的大国之间都有一种机制性的联系，像法非首脑会议，英联邦首脑会议，日本还有一个关于非洲发展的东京会议等。为什么中非之间这样友好。不搞一个机制性的联系呢?当时，唐家璇外长就让我考虑考虑有没有这个必要。我们非洲司的同志开了两天会，研究的结果认为有这个必要。2000年10月，我们就召开了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有79个非洲国家的部长，包括外长和负责经贸合作的部长到北京来参加会议，发表了《北京宣言》和中非经贸、社会发展合作的纲领性文件。三年后，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在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在这期间。有的非洲国家建议，能不能把它开成首脑会议，即峰会。中方根据这个建议提出了倡议，得到了非洲国家的一致赞同。所以去年这个峰会有43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其数量大大超过了参加“非统”(后来更名为“非盟”即非洲联盟)峰会的领导人。这让外界大吃一惊。他们知道中国跟非洲有着传统的友好合作关系，但是没想到中国对非洲有着如此巨大的影响力，西方许多国家对中非关系另眼相看。
　　去年是中非关系的丰收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有时候我说，2006年是我们没有对外宣布的“非洲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去年是中非建立外交关系50周年。另外，去年1月，中国政府首次发表了中国政府对非政策文件白皮书(《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2006年1月12日发表)。同时。去年11月，我们第一次召开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这也是我们新中国外交史上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外国国家元首参加的会议。
　　讲到中非合作论坛，我想特别讲一下胡锦涛主席去年在中非合作论坛上宣布的支持非洲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八项举措以及它落实的情况。
　　这八项举措是实实在在地使非洲国家受益的举措：一是承诺在2006年的基础上，在未来的三年内将对非洲国家的官方援助增长一倍；二是向非洲提供3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和20亿美元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三是成立中非发展基金，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基金的数量最终要达到50亿美元；四是援助建设非洲联盟会议中心；五是进一步减免非洲重债贫穷国欠中国的无息贷款；六是向非洲进一步开放市场，把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原先享受零关税的商品由过去的190个项目扩大到400多个项目；七是今后三年内在非洲国家建立三到五个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八是今后三年内为非洲培养15000名各类人才，向非洲派遣100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在非洲建立10个有特色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为非洲援助30所医院，并提供3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款帮助非洲防治疟疾，向非洲派遣300名青年志愿者。援助100所农村学校，向非洲留学生提供的中非政府奖学金的名额由目前的每年2000人次增加到4000人次。这一系列举措正在进行落实。
　　从今年2月开始，胡锦涛主席、吴邦国委员长、贾庆林政协主席先后对非洲进行了访问，还有很多的部长访问非洲。自去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到现在，非洲国家有90多位部长到中国来访问。在这些互访中，中非双方针对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八项举措进行了商讨和落实。今年9月底，在联大期间，杨洁篪外长和非洲 国家的外长根据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成果进行部长级磋商，非洲国家对中方所采取的落实北京峰会的行动感到特别的满意。
　　“70年代时，很少有人到非洲。那时，我当信使到过非洲，当地人见到我们就叫Japanese(日本人)。前几年我在南非的时候，日本驻南非大使告诉我，我们日本人到这儿都跟我反映，说他们走到哪里，人家在背后都叫Chinese。把他们当作中国人。”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和非洲国家的相互了解日渐加深，双方在经贸合作上迈出了巨大步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对非洲国家的贸易额一年也就是1200多万美元，这个数字保持了多年。到2000年底，中非贸易额第一次突破了100亿美元，达到了106亿美元。到去年年底，中非问的贸易额就超过了550亿美元。这是一个不小的变化。今年1至7月，中非的贸易额已达到了393亿美元。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今年将达到700亿美元左右。我们对非洲的投资过去多年来只有几亿美元，去年年底的统计数字显示。现在对非洲的投资已是100多亿美元，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我们在非洲的公司、到非洲去的侨民、甚至于到非洲的游客也是逐年增加。现在大概有15个非洲国家是中国公民自费出境旅游的目的地国，现在在非洲的许多地方，都能看到中国人的身影。听到中国人的声音。上世纪70年代，除了我们的援外专家之外，很少有人到非洲。那时，我当信使，到过非洲，当地人见到我们就叫Japanese(日本人)。那时候信使穿西装，不像我们援外专家穿中山装。前几年我在南非的时候，日本驻南非大使告诉我：我们日本人到这儿都跟我反映，说他们走到哪里，人家在背后都叫Chinese。这个变化就说明中国人确实是大量地走向世界、走向非洲，这也是中非关系日臻密切的表现。
　　“达尔富尔地区生存条件很艰苦，但是它地下埋有丰富的资源：一个是石油，一个是铀。还有地下水。这就使得形势更加复杂化。”
　　我估计在座的多数人可能和我一样，几年前可能很少有人会听说过，这世界上还有一个叫达尔富尔的地方，也许很多人连苏丹这个名字都未必熟悉。但是最近几年。特别是自去年以来，达尔富尔几乎变成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词。媒体上会经常看到、听到。为什么远在千里和万里之外的达尔富尔危机或者说达尔富尔问题会让中国感到如此大的压力?是因为西方有些人总是把达尔富尔问题跟中国联系在一起，借这个问题向我们施压，甚至于和我们北京的2008年奥运会“挂钩”，有人甚至把北京奥运会称为“大屠杀奥运会”，扬言要抵制2008年奥运会。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这样?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给大家简单地说一下达尔富尔问题的真相，或者达尔富尔问题产生的根源。
　　大家知道，苏丹是非洲最大的国家，面积250万平方公里，地处非洲之角。达尔富尔是其国内一个地区，在其西部，和利比亚、乍得及中非毗邻，包括三个州：北达尔富尔州、南达尔富尔州和西达尔富尔州。该地区约5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600多万，有80多个不同肤色的部族和种族，主要有三大族群：阿拉伯人、黑人和富尔人。富尔人和黑人统称为“非阿拉伯族”。这个地方跟苏丹南部不一样，南部主要是基督徒，而达尔富尔地区的人都是穆斯林，都信伊斯兰教，都说阿拉伯文。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沙漠化越来越严重，造成水土退化，使生存资源更加紧缺，特别是北达尔富尔州。北方以游牧为生的部族为了寻求水草和土地就赶着牲畜到南方去放牧，跟南方半牧半农的居民发生争斗。当地的传统是出门要带武器，这种争斗自然导致流血冲突。
　　从2003年2月开始，达尔富尔地区的问题严重地恶化。有两个非阿拉伯族的民兵组织向政府军发动攻击，占领村庄，攻打警察哨所，杀死警察。政府军进行了反击。在反击过程中，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这些非阿拉伯族的叛军又杀害了一些阿拉伯族的长老，引起阿拉伯部族人的报复性还击，为达尔富尔地区这种局势火上浇油。那么，究竟有多少人死亡?西方媒体多数认为有20万到45万，有一些媒体认为是1万人左右吧。不管怎么说，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生命，还造成上百万人流离失所。如果把水土变化造成的生活资源紧缺所导致的冲突称之为“天灾”，那么，就可以把反叛武装和政府军的冲突所造成的灾难称为“人祸”。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邻国和外来的因素。因为苏丹的邻国乍得、中非等国内存在着反政府武装，邻国政府间又相互指责对方支持它的反对派。如果乍得想消灭反政府武装，就要跑到苏丹去；反之，苏丹要想追缉它的反政府武装，也得跑到乍得去。这样的话，就使得边界游击队的跨界行动变得很容易，使得有关政府更难以控制。同时，达尔富尔地区尽管表面上很贫穷或者很落后，生存条件很艰苦，但是现在发现它地下埋有丰富的资源：一个是石油，一个是铀，还有地下水。这就使得形势更加复杂化。所以说，造成达尔富尔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贫困，是发展问题。
　　那么，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为什么西方一些媒体对中国进行攻击或者进行一些不实的报道和宣传呢?我想，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在那里跟苏丹有石油合作。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苏丹的，1996年开始钻探，1999年开始生产石油。苏丹过去石油严重依赖进口。中国石油公司进入后，苏丹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石油工业。中国帮苏丹建造了一个每年炼油500万吨的炼油厂，修建了3000多公里的输油管道，建成了每年生产数千万吨石油的油田。
　　这种合作对于中国、苏丹双方是一个互利的合作。苏丹是个很贫穷的国家。我最早去苏丹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那时候，苏丹首都喀土穆就像是一个贫穷的村庄，很荒凉，连中国的一个县城都比不上。青、白尼罗河就在喀土穆附近汇合。当时我们到那里去观景，我印象很深刻。好像河上只有一座桥。事隔多年之后，今年5月份，我再次到喀土穆，到青、白尼罗河交界的地方，那个地方已经变成了市区的一部分。尼罗河上有十几座雄伟壮观、很新的桥梁，还有很好的公路。苏丹这几年尽管战乱，国民生产总值还以9％左右的速度增长。这就是因为有石油。中国石油公司除根据商业合同为苏丹政府做出税收和费用贡献外，还帮当地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比如，今年就投资2000多万美元修了一座友谊大桥，培训了7000多名技工，雇用了大量的劳动力。给产油区修了好多托儿所、学校、医院，做了大量的社会公益工作。我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对中苏合作的评价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我去过那里，我了解那里的实际情况。我强调，这是一个互利的、透明的合作。
　　实际上，现在在苏丹开采石油的 这个公司叫做“大尼罗河公司”，全称为“大尼罗河石油作业公司(GN-POC)”。我问外国记者：“你们知道这个公司都有哪些国家参股?”他们摇头。我说：“我告诉你们。中国的石油公司只占40％的股份，另外60％股份是谁占有呢?马来西亚公司30％，印度公司25％，苏丹政府5％。也就是说，印度和马来西亚加起来超过了中方的股份。你们基本情况都不清楚，就拿中国公司说事。根据你们的逻辑，中国公司在那里钻到油，苏丹政府有了美元，就可以买武器，买了武器就在达尔富尔杀人，这等于中国在达尔富尔杀人，等于支持大屠杀。这是一个多么荒唐、不讲道理的逻辑。这个说法公正吗?再有，你们不是不想搞油。你们在多少个发展中国家、在石油储量比苏丹还丰富的区块钻探到了石油，你们曾经因为他们的人权记录不好停止过在那里搞油吗?大家看过格林斯潘的回忆录。格林斯潘说。美国为什么打伊拉克?就是因为石油。我还告诉他们：“我在苏丹看到他们媒体头版头条有一个报道，讲的是法国的道达尔公司早在1999年就从苏丹政府手中得到了南部苏丹的探油权。与此同时，南部‘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又把同一个区块给了英国的一家公司。到2005年，苏丹南方和北方政府签署全面和平协议。那么究竟是中央政府签的合同算数呢，还是‘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签署的算数?这两家公司在英国对簿公堂。当然，据说问题已经解决了。这些公司在苏丹钻探采油，你们也能说法国政府或者是英国政府支持达尔富尔大屠杀吗?”他们没有人吭声。我在华盛顿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说：“那些好的、安定的、同时石油储量又很丰富的国家的油区，你们已在那里开采了几十年，取得了丰厚的利润!用一句话来说，肥肉都给你们吃了。现在剩下的都是战乱、贫困国家。中国到那里开采一点石油，也就等于是喝一口汤，你们就说我们犯罪!这公平吗?”
　　奥运会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它的非政治性。体育就是体育，政治就是政治。把体育跟政治混为一谈，或者借口找碴儿、抵制奥运会，这是冷战时期的做法。大家记得，当年美国抵制苏联奥运会，苏联抵制美国奥运会。北京奥运会不是中国的奥运会，是世界人民的一件体育盛事。把奥运会跟达尔富尔问题挂钩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尽管有些人大肆鼓噪，但是，没一个国家的政府哪怕是暗示要抵制奥运会，相反，世界上主要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包括美国总统、法国总统都表示要到北京来出席奥运会的开幕仪式。他们也是反对把达尔富尔问题跟中国的奥运会挂钩的。
　　我在华盛顿见过“拯救达尔富尔联盟”总协调人。此人过去是美国驻克罗地亚大使。我们进行了对话。我想我没完全说服他，但是他更不可能说服我。他说：“我们不反对奥运会，不抵制奥运会。”我心想，你也抵制不了，你也反对不了。但是他说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中国重视奥运会，他们才借奥运会向中国施加压力。
　　大家知道，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石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中最基本的原则，叫做“不干涉内政，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承认我们是跟苏丹政府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但是我也经常在一些场合上讲，当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有着良好的关系时，首先，它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同意另一个国家所有的政策和做法。当然也不意味着这个国家所有的话另一个国家就会那么容易听进去。我们从来不希望把经济关系当作政治上施压的砝码和手段。我们认为，动辄施压、动辄制裁，不能够解决问题。我们还是倡导和坚决主张通过政治的途径、和谈对话的方式来解决达尔富尔问题，来解决非洲国家的有关争端。所以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我们有几个基本立场：一是要尊重苏丹主权和领土完整；二是通过政治的途径和平解决达尔富尔问题，为此，我们不仅支持联合国和非盟对苏丹达尔富尔的政策，同时给予和平进程以同等的重视；三是非盟、联合国和苏丹政府协商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三方机制”应该发挥主渠道的作用，非盟、联合国和苏丹政府的对话应该作为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一个重要的途径；还有一点，就是改善达尔富尔人道危机的努力也应该得到同等的重视。现在，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很多国家的政府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关于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的正面评价越来越多。
　　我们不通过施压的方式，而是以一个平等的身份，和苏丹政府进行沟通，我们给它提建议，和它一起分析面对的形势，劝说它最终接受混合维和行动。西方一些媒体认为，中国不再坚持严格意义上的或者是僵死的所谓“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而是采取了一些灵活的做法来寻求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一些实际问题的解决。还有人认为，达尔富尔是中国外交的一所学校，中国在学着如何在既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同时又积极地、深入地介入世界一些热点地区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其实，如果大家注意一下，我们在发挥作用的同时，还是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则予以遵循：一是达尔富尔地区的维和是得到联合国和非盟的共同认可的，而且是得到了苏丹政府最终同意的。二是在联合国有关达尔富尔问题的决议在磋商时，我们始终坚持一点，就是要争得苏丹政府的同意和配合。还有一点，我们坚持不干涉苏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有利于维护苏丹的统一。我们在很多场合充当了调解人的角色，或者是充当了一个积极参与者的角色。
　　我见过巴希尔总统。西方国家不太喜欢苏丹的这位总统，把他视为独裁者，说他言而无信。在我印象中。他是一位能够听取不同意见的领导人。像一位谦谦长者。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他很耐心地听取。另外，他对形势的分析和了解很深入和有独到见解。
　　我在和西方的同事进行沟通时，也对他们说明这么一个道理和我们的理念，就是：要解决一个国家的问题，不管你喜欢这个政府还是不喜欢这个政府，都必须争取这个政府的合作和支持，否则的话，不可能解决问题。即使你再强大，即使你派再多的部队去推翻一个国家的政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所以，在解决苏丹问题上，需要苏丹政府的参与，需要国际社会和苏丹政府建立一种起码的互信。另外，就是国际社会应该平衡地对冲突双方施加影响。在政治进程方面，苏丹政府早就明确表态，愿意在任何的时间和任何的地点和有关叛军(现在我们称之为“政治运动”)的领导人进行谈判。但是，迄今为止，“政治运动”领导人仍抵制谈判。这些政治派别或者是叛军的首领其实就住在西方国家的首都。西方国家应该说是有能力向他们施加一定的影响的。
　　布鲁塞尔现代中国研究所的一位学者和肯尼亚非洲政策研究所一位学者最近相继发表文章，一篇叫“中国在苏丹达尔富尔的外交胜利”，另一篇叫“中国在达尔富尔的外交努力获得成功”，都对我们所发挥的作用给予积极评价。
　　当然，苏丹政府最终接受混合维和行动和接受安理会最近通过的1769号决议有多方面原因：一是国际社会的努力，二是中方做了一些说服工作，还有就是苏丹政府做出了一个符合自己国家长远利益的决定。苏丹现在仍面临复杂的难题，尽管签订了《全面和平协议》，但是西方国家所允诺的捐助并没有到位，所以南部苏丹的和平和发展面临很大的问题。前不久。“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由于在蕴藏丰富石油的阿比伊耶地区的归属问题上以及在苏丹政府军撤出南部苏丹等问题上与政府产生分歧而宣布暂时中止和“全国大会党”的合作。所以，南部局势仍令人担忧。此外，苏丹东部、北部也都有一些问题。苏丹政府希望能够尽早地解决这些问题。
　　我不想讲太多。欢迎大家提问题。(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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