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为“和谐”做了什么 中国外交

　　专家支持/徐 步 高树茂 余万里 　　 　　“如乐之和,无所不谐”――2500年前,春秋时代晋国的一位君主,用音乐中的“和”与“谐”的概念,形容他的国家与其他诸侯国的关系｡这是人们第一次把“和谐”的概念用于政治､社会生活和“外交”(在当时就是指诸侯国家之间的关系)上｡这个绝妙的比喻,后来成为中国人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关系最高境界的经典比喻,在公元21世纪,更成为中国“内外兼修”､促进国内经济､社会､政治发展和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理想与目标｡
　　根据外交部党委书记､副部长王毅的观点,和谐世界的理念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中国走向的普遍关切,回击了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回答了人类对未来世界发展方向这个重大命题的疑问｡
　　
　　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
　　有机的整体
　　
　　中国今后将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这两个理念,回答了这个问题｡
　　外交部政策研究司副司长徐步对本刊说,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中国政府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提出的重大外交战略思想｡其主要背景是,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随着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国际影响不断上升,中国将走什么路,主张建设什么样的世界,远远不只是关乎中国自身的问题,而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影响,越来越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产生重要意义｡正是针对国际社会相当长时期来关注的这些焦点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将与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些思想是由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决定的,是由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的,是由当今时代的发展潮流决定的,也是由中国发展的基本国情决定的｡
　　徐步副司长说,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二者是有机的整体,其本质要求都是开放､兼容､和平､合作､共赢｡外交部党委书记､副部长王毅在《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一文(见《求是》杂志2007年第23期)中指出,“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做出的战略抉择｡”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内政也是外交,它要求对内坚持科学发展,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外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建设和谐世界,既是现实需要,也是长远目标｡它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爱好和平的共同愿望,体现了人类社会对美好未来的崇高追求,同时也是对现实世界由“不和谐”到走向“和谐”的强烈呼吁｡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构建并实现和谐社会,将有力推动世界朝和谐方向发展,是对建设和谐世界的重大贡献｡与此同时,一个和平､和谐的世界,是中国构建和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外部条件｡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体现了我国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统一,体现了我国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统一,体现了中国和平发展与促进世界稳定繁荣的统一,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
　　
　　
　　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而和谐世界理念,与中国外交过去提出的一些基本理念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中国前驻蒙古国大使高树茂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指出:我认为,中华文明的核心蕴含一个“仁”字,体现一个“和”字,也可以说是仁为本,和为用｡华夏五千年如此,新中国的59年亦然｡综观新中国外交史,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中国面临的环境如何艰难,中国外交都始终贯穿着和平的主线,所不同者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国际条件下,赋予了不同的时代内涵｡
　　高树茂大使说,建国初期,美国敌视中国,中国政府采取联苏反美的“一边倒”政策;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交恶,美国继续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中国实行既反美又反苏的外交政策;70年代,中苏关系继续恶化,美国开始改善对华关系,中国奉行重点反苏的“一条线”政策｡尽管这段历史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但中国外交却始终绽放着和平之光｡期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是中国对世界和平做出的巨大贡献｡1953年,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首先提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及和平共处的原则”｡1954年,中国政府同印度和缅甸政府分别发表联合声明,将这一原则写入政府文件,只是将“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式被与会各国所接受,从而成为国际社会广泛承认和遵循的国家关系准则｡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政府围绕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做出重大判断,对内实行改革,对外全面开放,外交政策也做出重大调整,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政府强调不与任何大国结盟,不依赖于任何大国和国家集团,在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上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对国际问题的是非曲直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种类型国家的关系｡中国外交这一重大调整不仅赋予中国和平外交新的内容,使之更加成熟和完善,而且使中国对外交往随之进入了建国以来最主动､最有利､最活跃的新时期｡
　　高树茂大使说,2005年,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中国政府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和谐世界理念根植于中华文明沃土,“和为贵”､“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等一系列重要思想,构成了中国外交丰厚的理论积淀;和谐世界理念顺应国际社会“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的共同心愿,对推进国际多边合作､加强文明交流､避免文明冲突､摒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和谐世界与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一脉相承,主张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同时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一理念是对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的重要升华,也是对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发展的新构想和新尝试｡
　　
　　回应了西方的中国热
　　
　　近十几年来中国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外界的关注､疑虑､猜测､批评甚至恶意攻击｡从上世纪90年代起,国际上关于中国的种种议论就没有断绝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余万里副教授接受采访时分析认为,冷战以后西方世界出现的研究中国的热潮,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前期,代表思潮是所谓“中国崩溃论”｡冷战结束､苏东剧变及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后,西方舆论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权难以维持｡
　　第二个阶段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以“中国威胁论”为代表,其中最耸人听闻的是“中国军事威胁论”;同时还出现了“中国粮食危机论”,有人担心中国可能对世界的粮食安全产生很大的冲击｡当时有种说法认为,中国用世界上7%的耕地将养不活占世界人口22%的中国人!
　　第三个阶段是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在2004年～2005年,西方逐渐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已经既成事实,新一波研究中国的热潮应运而生｡西方媒体认为,同中国打交道必须建立在一个基本的事实基础上,即承认中国的崛起｡这里实际上包括了三派:
　　一是遏制派(或称“屠龙派”),认为必须充分认识中国的军事､经济与战略威胁,对中国加以防范与遏制｡在这一轮中国热中,“中国经济威胁论”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包括“中国贸易威胁论”､“中国企业并购威胁论”和“中国能源威胁论”｡
　　二是接触派,强调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中国责任论”是这一派的主要观点｡他们认为,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员,中国承担责任的时机成熟了｡
　　三是摇摆派,又称两面下注派,认为由于中国的崛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既要欢迎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崛起,又要防范中国崛起对国际体系可能产生的不利因素,对中国要采取既接触又防范的策略｡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与中国即将举办奥运会有关,又出现一轮研究中国的小高潮｡随着世人对中国的了解越来越深入,对中国正面或负面的论调也都可能增加｡但余万里副教授表示,也应注意到西方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开始趋向客观､深入､理性｡例如美国《外交》杂志今年第一期上刊登了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会长桑顿的文章《中国的民主前景》,显示美国对中国内政的讨论已经摆脱了1989年以来仅用简单的西方民主标准套用中国模式的定式,开始更多地关注中国政治自身发展的逻辑,反映中国自身的政治发展轨迹｡
　　
　　中国外交人承担的使命
　　
　　推动和谐世界建设,这个任务在相当程度上要落在外交人肩上｡
　　就以外交部副部长王毅为例｡从1998年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开始,他就进入了中国外交高层｡2001年他担任外交部副部长,2004年9月出任驻日大使,2007年9月卸任回国后继续担任副部长并担任党委书记｡王毅认为,建设和谐世界,可以从周边地区做起｡此言必定是有感而发,因为他本人长期从事周边地区特别是东北亚地区外交｡
　　自2002年11月朝核危机恶化以来,王毅代表中国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进行了多次外交斡旋｡在北京举行的为解决朝核问题的前三轮六方会谈中,王毅都担任了中方代表团的团长职务,同时因为表现出色得到外界好评｡
　　2004年9月,在中日关系正处在最严峻的时刻,王毅受命出任驻日大使｡在三年任期内,王毅走遍日本,进行了超过百场的演讲,邀请日本民众到中国使馆“走邻居”,甚至在一场时装秀上穿起一身白色中山装在T台上走了一回“猫步”｡这些面向日本民众的工作,对促进两国民间的沟通和了解起了很大作用｡2006年9月安倍接任日本首相,继而到访北京,中日高层坚冰开始消融｡当王毅在2007年9月结束大使任期之际,可以说中日关系“走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促进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和中日关系的“融冰”,是中国外交为推动建立和谐世界所做努力的生动事例中的两个｡
　　
　　和谐地区?和谐亚洲?
　　和谐周边
　　
　　中国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建立和发展的努力,也是人们熟知的｡1996年4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在上海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拉开了“上海五国”机制的序幕｡2001年6月,乌兹别克斯坦加入“上海五国”,六国元首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上合组织正式成立｡2004～2005年,蒙古､巴基斯坦､伊朗､印度先后获得上合组织观察员地位｡
　　上合组织成员国总面积300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欧亚大陆的3/5;人口约14.9亿,约占世界人口的1/4｡ 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的陆地边界长达14800公里,约占中国整个陆地边界的75%｡在如此广阔的地区､如此漫长的边界,实现成员国和观察员国间的和平友好,不仅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和平发展,也将成为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的重要因素｡
　　正是在2006年5月上合组织上海峰会上,胡锦涛主席提出要把这一地区建设成“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地区”｡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和谐世界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和谐地区”概念｡
　　同年6月,胡锦涛主席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成员国领导人会议上,提出“携手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亚洲”,这样又提出“和谐亚洲”概念｡
　　实际上,在中国周边及整个亚太地区,中国一直积极地参与和推进多边进程｡中国领导人出席每年一度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东盟系列峰会与东亚峰会,成为中国外交每年的亮点｡不管是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还是北方的俄罗斯和蒙古,不管是双边还是多边,中国都在努力打造和谐的周边形势｡人们还提出了“和谐周边”概念｡不久前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胡正跃接受本刊采访,详细叙述了过去一年中国周边外交的成就(参见本刊今年第3期:《和谐周边:一年来的脚步》)｡
　　
　　“劝和促谈”和
　　“发挥建设性作用”
　　
　　不仅仅是周边｡2002年11月15日,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在被以色列封锁的拉马拉官邸,深深地拥抱､亲吻了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王世杰,在随后整个谈话过程中,阿拉法特一直紧紧握着中国特使的手｡
　　资深外交官王世杰是在此前两个月被中国政府任命为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的｡这是中国首次向中东地区派特使,也是在巴以和谈陷于僵局的时候派出中东特使的｡在派遣特使之前,我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中东问题的解决｡王世杰说,中东特使的主要工作就是调解､斡旋,“说白了就是劝和｡促进他们坐下来进行和平谈判,解决争端｡这样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也是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一种体现｡中国人一贯主张‘和为贵’,‘和则两利,战则两伤’｡”
　　王世杰的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中国对中东问题的立场｡
　　自2006年4月1日起,孙必干大使接替王世杰任中国中东问题特使｡他同样表示,中国在中东所扮演的角色是积极､公正的,中国一直发挥着劝和促谈的作用｡2007年11月,外交部长杨洁篪出席了在美国召开的中东问题国际会议｡
　　人们早就注意到,对于许多敏感的国际问题,中国的立场与那些简单地批评､制裁､威胁､甚至动不动就喊打的做法完全不同｡不仅对朝核问题,对伊朗核问题､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缅甸问题等,都是如此｡
　　2008年1月22日,在柏林出席伊朗核问题六国外长会议的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再次表达了中国对伊朗核问题的立场:中方一贯致力于劝和促谈,愿继续与国际社会一道,为妥善解决伊核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劝和促谈”和“发挥建设性作用”,充分体现了中国负责任的态度和对和平解决国际热点问题的期望,而这正是促进世界和谐的最基本的步骤｡
　　去年10月,国务委员唐家璇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秘书长缅甸问题特别顾问甘巴里时就表示,缅甸问题归根结底要由缅甸人民和政府依靠自身的努力,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国际社会应为此提供建设性的帮助,不能一味制裁施压｡
　　中国对缅甸问题的态度充分考虑到了缅甸现时的利益,倡导其国家和解｡今年2月18日,王毅在会见再次来访的甘巴里时又表示,缅甸问题涉及多方面因素,最终只能靠缅政府和人民通过对话妥善解决,国际社会可提供建设性帮助,施压､制裁解决不了问题｡
　　对达尔富尔问题,2月14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的一番话可谓掷地有声:“在(达尔富尔)这个问题上,光靠打标语､喊口号解决不了达区的人道主义问题,最重要的是以建设性的实际行动推动达区的和平进程,缓解达区的人道主义危机,中国正在这样做!”
　　他说,中方十分重视达尔富尔问题,一直为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发挥着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中国通过各种方式做各方的工作,推动苏丹政府､非盟和联合国就在达尔富尔地区部署混合行动达成了一致｡这一成果来之不易,中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
　　2007年10月17日,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刘贵今大使做客“世界知识论坛”,对达尔富尔问题和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做了相当全面的介绍(参见本刊2007年第23期),充分印证了刘建超所言不虚｡
　　刘建超提到了中国向达尔富尔派遣的维和部队｡这只是中国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的一个侧面｡参与国际维和,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责任的体现,同样也是中国促进建设和谐世界的手段｡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先后参加联合国18项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军事人员9052人次(参见本刊今年第3期:《国际维和与中国“蓝盔”》)｡
　　中国外交为推动和谐世界所做的努力,当然远远不止这些,本文只是择其大端｡但是我们已经可以从中看到中国外交对世界和谐的贡献｡
　　(本文图片由外交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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