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９达沃斯断想]2009赖斯达沃斯论坛

　　“达沃斯论坛”现在虽然还叫“世界经济论坛”,但越来越多的一个趋势就是把全球的各种问题及治理纳入它关注的范畴,所以它的副标题是“Improve the state of the world(改善世界的现状)”,清晰地点明了整个论坛的宗旨｡
　　
　　这是我第一次去达沃斯论坛,讲几点“新人”的感受吧｡
　　
　　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所需
　　
　　第一天抵达的时候有点后悔｡没想到路上那么辛苦:从北京到慕尼黑,从慕尼黑到苏黎世,再从苏黎世坐三个小时火车才到,一路上耗时十六七个小时,到了之后眼睛都睁不开了,真有拿火柴棍把眼皮支上的感觉｡我当时想,下次再不来了｡第二天一早,因为时差问题和路途的劳顿,依然睡眼惺忪,但仍然坚持起来参加会议｡一天的会下来,觉得真值｡达沃斯确实给人一种满足,无论你是政治家､科学家,还是经济学家､商界领袖,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所需｡
　　达沃斯论坛也叫“世界经济论坛”,1971年由瑞士日内瓦大学教授施瓦布创立｡现在虽然还叫“世界经济论坛”,但越来越多的一个趋势就是把全球的各种问题及治理纳入它关注的范畴,所以它的副标题是“Improve the state of the world(改善世界的现状)”,清晰地点明了整个论坛的宗旨｡论坛探讨的问题非常广泛,纯粹经济问题大概不到一半,另外一多半涉及人类生存的其他方面,如社会发展的危机､政治改革的潜质､武装冲突的下一个引爆点,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奥巴马新政､中东和平新方案､北约是否还会存在60年､左翼的复苏､媒体的碎片化､低碳经济前景､宗教与人权､安乐死的权利､女童的状态､边缘群体的困境､不确定性与冲突的潜在区域､水政治的前景､基因与干细胞新发现､癌症治疗的前沿､电动车的进展､音乐的教化作用､因特网的风险､通过休闲及旅游实现的增长､银行的未来､新物种的开发应用等｡达沃斯论坛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分会场,涵盖了200多个议题,每个议题用时短则45分钟,长的超过两个小时｡我马不停蹄地赶赴自己感兴趣的一些议题和分会,几天下来,也只能参加15场｡哪怕年年参会,恐怕也没有人能够听完所有的议题｡
　　达沃斯主办者今年专门安排了一个场地,设置了题为“新观念实验室”的议题,每天由来自世界最著名大学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介绍他们的新发现新思考,包括在常人听上去非常新奇或匪夷所思的东西｡被邀请的有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牛津大学､法国INSEAD以及“全球年轻领导者团队”的部分成员｡我听了其中的几场,虽然没有完全明白主讲人所谈的内容,但从图片､视频中多少能够感受到其中的颠覆力和想象力｡
　　
　　中国总理是
　　一个“colorful man”
　　
　　看上去,达沃斯论坛确实与联合国有共同的旨趣｡那么,达沃斯论坛与联合国有何区别呢?有限的经历告诉我,一个可能的区别是,在达沃斯,人们可以放下架子､敞开说观点｡包括政治人物,也可以直言不讳､可以骂人､可以吵架,不必太顾虑,在这里人们很少讲废话套话,拿稿子念的人往往不受待见｡
　　
　　温总理在开幕式演讲那天也放开了｡他在回答完最后一个问题时说:“我还可以再回答一个问题｡”主持人很高兴地问:“我们都想知道奥巴马上台以后,中美关系会怎么样｡因为你们这两个大国如果合作的话,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受益｡你能不能谈一谈你们的政府想对奥巴马说什么话｡”温家宝总理一方面坦率批评了美国人在全球金融危机方面的责任,同时也表示中国愿意与美国联手应对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他的回答成了第二天世界各大媒体的要闻｡
　　温总理给我的印象确实跟我们一般所习惯的领导不太一样,他即便是在读稿子的时候,也时常有即兴插话,而且显得从容､自信､有亲和力｡当天恰逢中国的农历春节期间,他进入演讲大厅时便热情地对听众说:“现在正是中国的新年假期,祝各位新年好!”总理回答完问题走出大厅时,我注意到很多人都站起来为他鼓掌送行,其中不光有中国人,还有很多外国人｡
　　总理当时那种姿态､那种语气,给我印象很深｡事后我听人说,中国总理是一个“colorful man”,就是情感丰富､多姿多彩的人｡这和西方人印象中官僚政客不一样｡另外,温总理说话语速不快,但却非常镇定有力｡他用的一个词为会议定了基调,就是“confidence(信心)”｡我注意到,后来有很多领导人,像克林顿､默克尔､布朗､布莱尔等,都在他们的演讲中提到中国总理对信心的强调,希望世界各国领导人在危机面前保持信心｡
　　
　　一个人物:克林顿
　　
　　我去过40多个国家,见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人物,克林顿是最有亲和力的一位｡
　　我从头到尾听了他的演讲｡他没有任何稿子,一坐上去,就与听众和主持人像聊家常一样谈世界大事｡克林顿非常睿智,话语里充满批判力和想象力｡主持人自始至终都在与他进行密集的问答,四五十分钟里不停地问问题,克林顿从容应答,毫不躲闪｡正式议程结束后,克林顿唯恐听众觉得不过瘾,走上前去继续回答问题,随行的四五个保镖都很紧张｡但他不厌其烦,与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交谈或合影留念｡我还注意到克林顿跟人握手的样子,不像有些领导人握着这个人的手,眼睛却看着别的地方,一副打发人的模样｡克林顿至少让人感觉上很认真,很注意别人向他提出的问题,而且抱以友善的笑容,可以说是我见到的在达沃斯最受欢迎的人｡
　　在正式对话时,施瓦布问克林顿现在最关心什么问题,克林顿回答中提到了五件事情,其中他担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当前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中,最不发达世界反而最没有声音,受危机损害最严重的地方反而发不出声音｡用我们的话说“会哭的孩子才有奶吃”,叫得响的,往往是欧美日,特别是美欧｡但他认为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可能是边缘世界和边缘人群,因此要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他牵头的“克林顿基金会21世纪全球公民计划”,旨在帮助那些陷于危境的人群｡这位前总统表示相信,经过危机之后,在很多国家,公众对于银行会有不同的要求,赚钱将会有不同的方式｡
　　由此我想到另一个例子,就是丘吉尔｡丘吉尔在二战最困难的时刻照常抽雪茄,很少去贫民窟｡但他的政策最好地代表了英国人民的利益,选择了抵抗而不是投降｡在关键时候他总是能制订对英国､对欧洲和反法西斯阵线最重要的战略｡对于政治家来说,他最大的长处不在于他的个人生活是不是朴素和完美,而在于他是否善于做出好的决定,最大限度地保护或提升他代表的人民利益｡
　　克林顿在演讲时的最后一句话说得很真切,他说:“我们这个世界就像个人一样,总会有倒霉的时候｡在最倒霉的时候不要失去信心,不要沮丧,更不要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只要挺过这一段,生活还是美好的｡”这番话赢得了全场听众的热烈掌声｡用施瓦布的话说:克林顿是值得在那个场合给予尊敬的人｡
　　
　　两场争论
　　
　　会上有两次争论,给我的印象很深｡一般来说,大人物在国际场合不会翻脸,但我在达沃斯见证了不同｡在关于中东问题的讨论中,发言人有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以色列总统佩雷斯､阿富汗的国防部长､阿盟秘书长穆萨｡话题围绕中东的前途和前段时间加沙的悲剧展开｡以色列总理为其政策辩护,说之所以要轰炸加沙是因为哈马斯发射火箭,之所以要封锁加沙是因为哈马斯想借输送人道主义物资把导弹运过去｡他同时还辩解说,在约旦河西岸扩大犹太人居住点不是政府政策,相反政府派了一万五千名军警去驱赶他们,甚至强行搬迁,还给当地人各种资助｡总之是在为以色列辩护｡这让现场的很多人不满,尤其激怒了埃尔多安和穆萨｡埃尔多安说,以色列在屠杀人民!他说,他不久前去了加沙,想带去土耳其的援助,结果一路多次受阻,随行物资很难送达加沙｡他指责说,以色列把加沙变成了“露天的大监狱”,人们在那里只能等死｡主持人见状就想制止他继续说下去｡而埃尔多安抗议道:你允许佩雷斯讲了二十多分钟,我才讲了十来分钟,这不公平,我再也不来达沃斯了｡随后,埃尔多安拂袖而去｡这让主持人很尴尬,倒使观者生动见证了加沙问题的一个侧面｡
　　我还参加了BBC安排的一场辩论｡BBC邀请了五位嘉宾,辩论开始前,主持人把前一年达沃斯论坛讨论经济问题的影像资料做了一个回顾｡在这个短片里,人们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表示很有信心｡正襟危坐的一位嘉宾,看到一年前他自己不着边际的预言,显出尴尬的神情｡BBC的主持人追问,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使世界陷于危机,让一年前的预言破产｡台上嘉宾多数认为,这场危机不是个人的原因,而是体系方面的原因｡台下听众显然对这样的回答不满｡主持人也再次发问,难道没有任何个人的责任吗｡他问台上嘉宾之一､原克林顿政府和现奥巴马政府的经济顾问罗拉•泰森,你当初对体系方面的缺陷难道丝毫没有察觉吗?接着又向美国国际集团公司(AIG)的老总发问说,我们都知道你的公司有多大,赚了多少钱,你个人有多少收入,难道你不觉得心虚吗｡嘉宾们继续振振有词地陈述自己的观点｡一名观众终于忍不住,反应特别强烈,几乎就骂开了｡他说:“你们这些人真无耻,在那么多人不得不勒紧裤带､担心失去工作､失去未来的时候,你们却拿那么高的工资和年终分红,面对危机竟然还说没有一点个人责任!”
　　类似交锋还有不少,让听者兴致盎然｡
　　
　　三个小国:
　　瑞士､卡塔尔､新加坡
　　
　　论坛期间的另一场活动也让我受益匪浅｡论坛主席施瓦布邀请了三个小国――瑞士､卡塔尔和新加坡的领导人作为嘉宾,他特别提到,这三个小国在地区和全球都有着大大超越其规模的国际影响｡
　　
　　瑞士是自然资源很贫乏的国家,人口七百多万｡那么为什么瑞士成为世界上最富有和人均寿命最长的国家,而且现在又成为最有吸引力的国家之一呢｡瑞士的巧克力､军刀､医疗器械､手表等誉满全球｡瑞士是中立国,邀请了很多国际组织设立机构,光是在日内瓦,就有200多个国际机构｡如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成为了瑞士的另外一个名片,是瑞士人为世界作出的又一贡献｡达沃斯论坛的成功,除了施瓦布教授和他的团队的功劳外,瑞士政府做了很大的推动和资助｡瑞士政府在会上还主办了几个特殊议题的讨论,比如关于安乐死及相关法律问题｡论坛几十年的运作,增强了它作为一个小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是典型的软实力｡
　　卡塔尔也是一个小国,它在阿拉伯世界既不像叙利亚､伊朗､巴勒斯坦那样反美,也不像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那样亲美;它承认以色列,批评阿拉伯世界的极端势力,包括原教旨主义方面的暴力;也抵制西化的压力,拒绝跟在少数西方大国后面行动｡半岛电视台的存在,就是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阿拉伯特性,一种折射出卡塔尔在当今世界特殊角色的品牌｡
　　至于新加坡,我们都比较熟悉｡它在东盟也好,亚洲也好,从李光耀建立这个小国开始,一直就拥有独特的想法与行为模式｡记得曾读过尼克松的《领导人》一书,里面专有一章赞扬李光耀｡尼克松说自己见到的人中,李光耀是最有智慧的一个,其才能不逊于任何大国的杰出领袖｡众所周知,新加坡在东盟有很多创意,当年它在国际海洋法的起草过程中担当了主席国和主要协调人｡它也是亚欧峰会的倡议国之一｡很多场合,这个几百万人口的国家真可谓“四两拨千斤”｡
　　参加达沃斯论坛此次会议的是新加坡外长､卡塔尔首相兼外长和瑞士联邦政府外长｡施瓦布向他们提的问题是,小国如何让世界变得更好?现在都是大国的声音,那么小国能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三位的回应发言,虽然也很谨慎,准备了演讲提纲,但单刀直入､不讲套话,听上去既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又有真正的全球意识和战略｡当时,我心底想,中国人的眼光不能只盯着大国,应当多关注一些有趣的､有想象力的小国｡
　　
　　四个中等强国:
　　韩国､英国､南非､墨西哥
　　
　　还有一场有趣的会议,是四大洲的四个国家围绕经济危机的讨论｡它们是亚洲的韩国､欧洲的英国､非洲的南非､拉美的墨西哥,虽然各具特色,但都是典型的中等强国｡
　　韩国总理曾任驻联合国大使｡英语很好,脑子也清晰,反应快｡记得一个情景是:主持人问墨西哥总统,你们南美人应该是解决危机的专家了｡墨西哥总统说是的,我们南美是世界上危机最多的,在过去20年中,整个地区有10多次危机,所以我们知道如何对付它｡墨西哥情况不算坏,因此总统发言时有点得意的样子｡韩国总理见状也幽默了一把,接着话说:是啊,我们韩国只有一次(1997年),但我们学得比较快,也算是应对危机的专家吧!闻之,台下乐倒一片｡众所周知,韩国是亚洲金融危机中恢复最快､成效最显著的一个国家｡
　　英国首相布朗过去给我的印象比较呆板,但现场发现他很会讲笑话｡比如,针对即将召开的伦敦金融峰会,他讲了一个最新版的老笑话:“中国领导人问上帝,环境污染什么时候根除,上帝回答,恐怕在你有生之年是看不到了,但将来我会告诉你;美国总统请教上帝,反恐斗争艰难异常,什么时候能够结束,上帝给予了类似的回答;最后是我本人见上帝,问何时渡过经济危机,这次轮到上帝哭了,说连我都见不到尽头｡”
　　南非总统比较低调,讲话讲得最少,大意是希望国际社会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不要忘记边缘的区域｡在这种场合,四位中等强国领导人都在斗智斗勇,展示各自的诉求和潜能,争取最广泛的听众｡你要是示弱了,你的国家作为地区中等强国的身份可能被人看轻｡当天会议的主持人也非同一般,乃美国《新闻周刊》编辑､著名国际关系评论人扎卡里亚,这个印度裔的美国专家以犀利的提问和不留情的评语,牵着四位大人物团团转,也让会场气氛热烈､节奏紧凑､信息量大｡
　　
　　五位美国亿万富翁对
　　奥巴马的“建言”
　　
　　我还听了一场会,那是五个美国亿万富翁同时被邀作为一场会议的主要发言人,包括传媒大王默多克,惠普公司的女老总,全美运输企业的领导人(一位黑人),互联网行业的某位CEO,还有一个人的头衔我忘记了,反正也是一个大老板｡主持人说,假设现在奥巴马要你们提建议,你们会说什么?五个亿万富翁各自提出了建议和批评,有的强调要重视作为危机的源头的房地产,有的主张提升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有的谈到美国教育体系的缺陷,有的说要吸引各国人才｡从这些亿万富翁的话里可以看出来,他们对奥巴马新政是有保留的,有深刻怀疑的｡他们觉得现在有一种趋势,就是政府想代替企业家做事情｡这是他们很不情愿看到的事情｡有的发言者说,美国的自由精神和企业家精神是美国立国之本,是美国重振雄风､发挥世界领导力的关键｡另有一位说,我希望奥巴马善于沟通,多听听不同的声音｡显然,他是希望奥巴马听听华尔街的声音,听听这些饱受责难的大老板的声音,而不只是迎合当下的民意｡从这个专题研讨中不难感受到,奥巴马的变革在美国真的不易,比如说,首先要面对富人的抵抗｡
　　顺便讲一下,虽然奥巴马本人没有去,但我觉得他仍然是缺席的第一主角,所有人都在谈论奥巴马,大家似乎都对他寄予厚望｡美国仍然是超级大国,每个议程､每次争论几乎都能感受到这一点,由此看得出来美国有形和无形的巨大影响力｡虽说中国开始受重视,但实际的声音还是比较小｡比方讲,中国人应邀参加达沃斯的不到20人,可能不到美国人的十分之一｡几百次分会的主持人中间,没有一个是来自亚非拉国家的,连日本､韩国的都没有｡前面提到的美欧名牌大学､著名报刊(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时代》周刊等)､大的媒体集团(CNN､BBC､CNBC等),更不必说大的银行､基金､公司,仍然是议程设计和主持人的主要来源｡西方主导的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不是一时片刻能够改变的｡对此,达沃斯论坛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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