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熟的世界公民 影视世界当神探

　　论国际化程度之高，中国现代作家首推巴金。这不仅表现在其作品在全世界广为流传，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最欧化，也表现在异域题材写作的丰富多样上。巴金的小说处女集《复仇》，以法国生活为背景，笔下所及，有法国人、犹太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波兰人、俄罗斯人，俨然是一个小小的“地球村”。
　　巴金的异域题材小说几乎都含有一个西方式的“二元对立”的主题模式：善与恶、贫与富、灵与肉、自由与禁锢、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给人的最大惊异莫过于：它们几乎不像是中国作家的手笔，表达方式与翻译小说没有什么区别，即使那些根据自己的异域生活经历写就的作品，也是洋腔洋调，没有多少中国气息；中国学子来到异域后的新奇感、陌生感，由此而引发的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思考这一类在异域文学写作中经常涉及的事情，在巴金笔下几乎看不到。
　　毋庸讳言，从艺术的角度看，巴金这类写作带有率尔操觚的性质：巴金在法国生活不足两年，法语尚未学地道，活动范围仅限于巴黎一角和法国小城沙多一吉里两地，并且大部分时间耗费在案头写作，没有机会深入当地的生活。正是缺少这样的生活体验，巴金笔下的“地球村”不能不显得单调划一，其中的老外，无论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还是波兰人，几乎都是一个模样，看不出多少民族与地域的特征。凭借强烈的道德激情，巴金毫不费力地飞越了种族／文化的鸿沟，却不可避免地陷于艺术的虚空。
　　巴金的异域题材写作有一个特点：几乎所有作品都以第一人称写成。这种写法是从俄国师父屠格涅夫那里学来的。然而，屠格涅夫的第一人称写法到了巴金手里，被大大地简便化了，正如巴金交代的那样：“我开始写短篇的时候，从法国回来不久，还常常怀念那边的生活同少数的熟人，也颇想在纸上留下一些痕迹。所以拿起笔来写小说，倾吐感情，我就采用了法国生活的题材。然而又因为自己对那种生活知道得不多，就自然地采用了第一人称的讲故事的写法。”“屠格涅夫喜欢用第一人称讲故事，并不是因为他知道得少，而是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不过他认为只要讲出重要的几句话就够了……我却不然，我喜欢用第一人称写小说，倒是因为我知道得实在有限。自己知道的就提，不知道的就避开，这样写起来，的确很方便。”事实确实如此。
　　然而，巴金也有超越师父的地方。屠格涅夫的第一人称“我”，都是俄国人，不管是作者本人，还是别的叙述人，种族文化身份相当明确，显示了屠格涅夫严谨的现实主义写作态度，而巴金的第一人称“我”，却可以随意地超越种族国家。这个“我”，在《洛伯尔先生》里是一个法国少年，叫作雅克，一个不幸的私生子；在《狮子》里叫布勒芒，一个不谙人世苦难的法国富家子弟；在《亡命》里叫维克多，一位与外国亡命客有交往的法国大学生；在《父与女》里则叫酿菜，一个在父爱与情爱两难中徘徊的善良法国少女；在《哑了的三角琴》里，他又成了一个俄国外交官的儿子……
　　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创作现象：当巴金把“我”想象成一个法国人，通过这个法国人的眼睛审视人世间的悲惨和不平，甚至一本正经地“替法国人惭愧”的时候，他一定不觉得这有什么困难；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们固然可以超越种族、地域的差异，在理性的层而理解西方人与西方社会；但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生活环境、思维方式与文化心理，决定了一个国家(民族)的人无法在感性层面上真实地想象另一个国家(民族)的人。于是，一切依赖主观的想象。具体到巴金，有一个因素特别值得重视：巴金写这些小说的时候，已经在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国里浸染多年；而在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看来，地域、民族、国家之类都是无足轻重的东西，随着历史的发展自动消亡；一个没有国界，没有种族、阶级差异的大同世界，终将在世界上诞生。其光景，正如《复仇》当中描写的那样：在一个风景优美、河流环抱的乡村，一批国籍不明的人士生活在一起，读书、打猎、划船、游泳，空下来时闲谈各种有益的话题，探讨理想的社会，真是一个融融泄泄的无政府现代乐园。由此可见：第一人称“我”的国际化，与巴金的无政府主义信仰有着内在的联系。从这个意义看，这个“我”无论由哪一国人担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能否替“人类”诉苦申冤。
　　巴金的异域题材写作尽管带有很强的主观想象成分，却不是空穴来风；时代的潮流，使他专注于“人类”、“世界”，而忽略“民族”、“传统”，而他自己，也因此而成为一个早熟的“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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