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精神迷宫]移动迷宫还有第四部吗

　　姗姗来迟的“多元文化主义” 　　 　　人之初，大约在两百万年前走出非洲，散布到世界各地。那时肯定没有什么“主义”，只是由于生态迥异，自然而然地呈现出了多元：多元的部落，多元的神，多元的洞穴岩石绘画，多元的祭奠仪式，多元的衣食住行……这种地理隔离式的老死不相往来的多元，在时间轴上延展得很长很长。
　　后来，到了三千多年前，在西方希伯来人的《圣经》罢黜了人类原始信仰中普遍存在的万神论，提出只能独信上帝的一神论。在中国，两千多年前，西汉的董仲舒，第一个起来反对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多元百家，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独信、独尊、独裁，为世界大多数人建立了一个精神与制度的一元秩序。再后来，哥伦布开创的地理大发现时代所形成的世界性殖民，又增加了“西方中心”的新一元论。
　　一直到198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少数族裔教师和学生提出课程改革，在美国引发一场“文化战争”，这时才正儿八经弄出了个抗衡“一元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霎时成了风靡世界的显学。
　　区区的课程改革怎么会点燃国家层面上的“文化战火”呢？因为，斯坦福大学少数族裔要改的是学校的核心课程“西方文化”，其诉求是承认各种文化的差异以及各种文化的等价。在美国，这可触动了社会秩序的命根子。它挑战了以WASP（美国信奉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为代表的一以贯之的主流文化，它颠覆了欧美文化中心论、白人男子价值中心论，它解构了所有权威那种无可争议的话语权。当斯坦福大学把“西方文化”改成“文化、思想、价值”（Cultures Ideas and Values ，CIV）时，时任教育部长贝奈特在电视上愤怒谴责说：“一所伟大的学校被无知识、非理性和恐吓性势力压迫到低劣的层次！”新保守主义理论家艾伦?布卢姆的惊呼如丧考妣：“多元文化主义在课程设置中砍掉西方经典，换上非经典及女性作品，是对美国传统精神的肢解！是对美国文化基础的破坏！是对美国文明的嘲弄！”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多元文化主义”独步三界，繁衍出了无穷的多元：价值观多元，道德标准多元，生活方式多元，授课语言多元，婚姻形式多元，家庭模式多元，性行为多元……
　　就在那个年代，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了斯坦福大学。有位读过我作品的中国留学生非常热情，他主动提出带我去参观校园。我们先去看了由罗丹模具翻?出来的《加莱义民》雕塑，自然让第一次看到罗丹“原作”的我惊叹不已。接着他带我经过一个小广场，看到了由两男、两女相依偎为造型的艺术粗陋的同性恋雕塑，这回却是让我惊愕不已了！
　　我问：“斯坦福是美国乃至世界的大名校，怎么放置这样的雕塑呢？姑且不论同性恋的好坏，就雕塑的制作水平而言也太给你们学校丢面子了！”
　　留学生说：“这个雕塑是我们学校同性恋师生做的。校方曾毁掉过，但立即引发了校内外很大的抗议浪潮，只好妥协复原。我们学校同性恋者很多，旧金山市是同性恋的大本营。竞选旧金山市长的人如果不公开宣布支持同性恋，恐怕就很难当选。”
　　“啊？！”我懵了。
　　
　　没有二元判断的同性恋问题
　　
　　那时的我，看待同性恋问题，如坠五里雾中。
　　在来斯坦福之前，美国大名鼎鼎的诗人、《嚎叫》的作者艾伦?金斯伯格曾邀请我到他在纽约的家做客。看到他家里有个“男夫人”，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次在斯坦福同性恋雕塑前曾经的感觉又一次被强化，我渴望问个究竟。通过留学生的帮助，我请教了两位斯坦福学者――一位哲学教授，一位伦理学教授。
　　我的提问是个二元判断式的：“请问，你们认为同性恋对社会是有益还是有害？”
　　两人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完全避开了“好与坏”的判断，只是滔滔不绝地对我讲同性恋者的特点。他们说：
　　“听说中国来的留学生，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香港来的，他们租房子时都喜欢找同性恋房东。他们说同性恋者很有善意，而且房租公道。为什么？不知道。
　　“现在世界人口爆炸，前景堪忧，而同性恋者绝不会给人类增添这方面的麻烦。
　　“遗传生物学告诉我们，男人的染色体是xy，女人的染色体是xx，如果男人的染色体中多了一个x，或者女人的染色体中增加了一个y，就会有同性恋倾向。这两类染色体异常的人在人类中有一定的比例，因此自古至今都有同性恋者存在。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有些同性恋者是在异性恋遭到严重挫折之后转向同性恋的。弗洛伊德之后，西方掀起了一场性革命，性能力被认为是人的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在西方，人们能容忍你骂他笨，但绝不能容忍你骂他‘性无能’。那些被异性恋对象看作‘性无能’而高度自卑的人，一旦转向同性恋，改变了性行为的方式，就不会有这样的焦虑了。
　　“康德在政治哲学里论述到，个人的权力或者说自由，要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前提。同性恋者是自愿自主的选择，这种选择不妨碍他人的自由。
　　“性学家还告诉我们，人最熟悉自己的身体，因此同性恋的性行为快感往往比异性恋更强烈。
　　“进化论称，生命进化到两性繁殖才展开了生命无穷的多样性。因此，异性‘恋’是物种繁衍的根本策略，同性恋现象在除人类之外的生物界极为罕见。”
　　……
　　两位教授从诸多学科切入解析了同性恋，有理有据，就是不肯做出同性恋是好还是坏的判断。
　　好个纠结了得！
　　然而，我却在沮丧中突然省悟：如果说斯坦福大学的课程改革所蕴含的多元文化主义，是要求消除文化歧视的政治诉求的话，那么，斯坦福两位教授在讲述同性恋时的多元判断，却与讲述者的利害无关，而是当代越来越多的多学科所导致的必然。不仅是同性恋问题，当下在论述任何一个问题时，都可以从多种学科切入得出种种学理充足的判断，而这些判断却又相互抵牾，无法做出传统的是好还是坏、是真善美还是假恶丑的二元对立论断。
　　妙哉！区别于人之初的地理隔离式的多元，如今是多学科孕育的“科学发展观”的多元。像我这种书呆子，一种理念一旦有学理支撑，我就会奉为圭臬。加之社会现实似乎也在向我证实多元是对现代人精神的彻底松绑，幸运的现代人从里到外荡漾着“解放的快感”：个人空前自在了，审美空前丰盛了，创造力空前爆发了……
　　然而，当我又一次去了美国，这种“多元快感”却受到了反作用力的巨大撞击。一位美国朋友在旧金山金门大桥告诉我，从那座有名的自杀桥跳下去的人中，比例最高的是主流社会的白人男子（WASP），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黑人妇女所占比例最小。她还在她的母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指着一座钟楼告诉我，这里是该校有名的自杀钟楼，跳下来的人至少也是考上世界第一流大学的本科生。我问为什么，她淡淡地丢了一个全称判断给我：现在这个世界，懂得越多的人活得越难受。接着她解释说，这全是多元价值作的孽。她还引用了一句不知是哪位哲人的话：在这多元的时代，任何一件最混账的事，如果找不到一百条最有学术性说服力的理由为它辩解的话，那就不算是“多元人”！
　　是吗？我又坠入五里雾中。
　　
　　诺贝尔会不会以头撞棺材板？
　　
　　我旅居法国生活得越久，对“懂得越多的人活得越难受”这句话越有认同感。
　　就说说关于奥巴马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争议吧。
　　在宣布奥巴马获奖之后，多元世界沸腾了，批评的、讽刺的、拥戴的、赞美的，都找到了最雄辩的理由，让旁听者一头雾水。
　　其中最有意思的，还是被称为互联网上最大的UGC（用户提供内容）新闻网站的《赫芬顿邮报》网站发表的一名奥巴马支持者所写的困惑文章。作者写道：“当我今天凌晨打开CNN看到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我陷入怀疑。现在颁给奥巴马和平奖，就像将奥斯卡奖项送给一名年轻导演，只是因为这个导演计划要拍的电影；就像把普利策奖颁给一名第一次出书的作家，只是因为这名作家可能要写出一部好书。诺贝尔委员会的这个决定是一种冒犯，无疑诺贝尔在棺材中也会以头撞棺的！”
　　我们就接着他的话来一番猜想：若诺贝尔真的在九泉下有知，他会不会因为奥巴马获和平奖难受得要用头来撞棺材板？
　　我们想象，在索拉纳教堂墓地，诺贝尔突然被多元世界的喧嚣吵醒了。当他得知2009年和平奖人选引起争论时，马上翻看了他立下的遗嘱：“和平奖应该奖给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做出最大贡献的人。”诺贝尔叫来了挪威评委们，问他们有没有违背遗嘱操作。评委会主席亚格兰斩钉截铁地回答是根据遗嘱评选的：“奥巴马获奖的理由是，他为增强国际外交及各国人民间的合作做出非同寻常的努力，尤其是他提出的无核世界理念及其为此所做的工作。”
　　诺贝尔点头，但他马上听到闹哄哄的充斥着反驳的声音。诺贝尔问：“既然是按遗嘱评的，为什么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媒体，譬如英国《泰晤士报》、美国《纽约时报》、《时代》周刊、西班牙《世界报》等都在异口同声地说：‘令人吃惊’、‘为时过早’呢？法国的法新社还报道，波兰198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莱赫?瓦文萨说:‘谁？奥巴马？这么快？太快了――他还没有时间做出任何事情。’你们是不是发奖发早了？”
　　评委会立即申辩说：“不早。与其说把奖颁给奥巴马是对他成绩的肯定，不如说是我们对奥巴马政府未来的‘信任投票’。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信任投票’是正确的：在奥巴马主导下，美国成功地与俄罗斯签订了《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条约于2011年2月5日正式生效，向奥巴马提出来的‘无核世界’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诺贝尔对“信任投票”的说法还是有疑惑，可马上就听到了世界各国首脑在为奥巴马祝贺。法国总统萨科齐说：“奥巴马总统获奖，他再一次获得了世界人民的心。”他还夸赞“奥巴马在人权、公正和和平方面，与诺贝尔本人一样有着坚定的决心”！诺贝尔听了很欣慰，奥巴马原来是与他一样的人。接着是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表示，他和内阁成员对奥巴马获奖“击掌祝贺”，时任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则说奥巴马获奖“当之无愧”，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祝贺奥巴马获奖，认为这将“激发人们对建立一个更安全的世界的期望”……
　　诺贝尔在一片高端人物的赞美声中树立起了对奥巴马的好感。然而，他马上又听到一片怒斥声：“诺贝尔先生你可知道，在宣布奥巴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时，这个总统在指挥着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在他前往奥斯陆领奖的前九天，他又决定向阿富汗增兵2.1万以扩大战争，这是什么和平奖？应该是‘诺贝尔暴力奖’！”发出此番怒斥的是阿富汗塔利班的发言人。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同样表示，奥巴马是“战争总统”。
　　诺贝尔惴惴不安地急问：“有这等事吗？”
　　奥巴马用在颁奖典礼上的演讲做了崇高而庄严的解答：“我是一个正打着两场战争的国家的三军统帅。”奥巴马一点也不回避，坦然承认。可是他雄辩：“一场非暴力运动不可能阻止希特勒的军队，谈判不能说服基地组织的头目放下武器。”他又说：“我认为，基于人道理由的武力是正当的，例如在巴尔干地区或饱经战乱的其他地区。不采取行动不仅折磨我们的良心，还会导致未来以更高的代价进行干预。”奥巴马在列举了美国60多年来对维护世界和平与保护人类人权所付出的牺牲后得出结论：“战争的手段确实在保卫和平中具有作用。”
　　由日本电影天皇黑泽明导演、在1951年威尼斯影展上获得金狮奖的哲理影片《罗生门》，讲的是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编造谎言，令审判者真假难辨；而诺贝尔遇到的问题更头痛，每个陈述人讲的都不是谎言，但就是得不出“该不该给奥巴马颁发和平奖”的起码的让自己信服的判断。诺贝尔恍兮惚兮，焦虑失语，还真说不准他会不会用头撞击棺材板呢！
　　
　　有走出迷宫的线团吗？
　　
　　让我们逍遥自由、活力四射的多元文化主义，却同时又是让我们难受不堪的、走不出去的精神迷宫。
　　有人会说：“很多说不清的事情不去较真不就得了吗？‘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嘛，这有什么可难受的？”
　　可是，人是绝对需要二元判断支撑的生物。人做任何选择，从买一本书到选择情侣，都得理清楚好坏、利弊才能决定，不然你就是个白天梦游人。
　　欧洲古堡中的绿树迷宫是个好玩去处，但古希腊神话中的弥诺陶洛斯牛头怪迷宫就是灾难的隐喻了。古希腊神话中说，克里特岛上有个米诺斯国王为儿子弥诺陶洛斯牛头怪修建了一座迷宫。米诺斯国王每九年就要强迫雅典人进贡七对童男童女到迷宫来供牛头怪食用。在第三次进贡的时候，雅典一个名叫忒修斯的童男主动报名，带着抽中签的其他童男童女来到克里特。忒修斯意外得到钟情于他的克里特公主阿里阿德涅的帮助。公主给了忒修斯一个线团，让忒修斯把线头拴在入口处，带着线团放着线进去见牛头怪。公主还给了他一把能战胜牛头怪的利剑。忒修斯按照公主的计划走进迷宫杀掉牛头怪后，又循着线头走出了迷宫。
　　那么，有没有公主给我们钻出精神迷宫的“线团”呢？
　　没有。我们在太多剪不断理还乱的时刻，只能甩出一句狠话：“我喜欢！”――这不是“线团”，是无奈地对自己施行的“精神暴力”。
　　不过，宗教信仰似乎给了人们“线团”。在那里，人们只要对照《圣经》、佛经、《古兰经》等经书，就很容易做出二元判断：凡符合者为正确，反之则为谬误。因此，在这自然科学隆盛的今天，信仰超自然的神的人占着人类的大多数。然而，能否真的钻出精神迷宫，还取决于你不管科学告诉你什么你都能对神的存在绝对地虔诚信奉。
　　精神迷宫发人深省：如果说，给我们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工业文明，同时又把我们异化为像卓别林在《城市之光》中扮演的拧螺丝的工人的话，那么，给我们带来无穷信息的信息文明，让我们变成了钻迷宫的豚白鼠，在多元的精神迷宫中找不到出口。不过，‘祸兮福所倚’。感悟前者则成就了现代主义艺术，那感悟并书写后者呢？是否将要开拓出一片未来艺术的新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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