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合作冲破闷局|粤港合作

　　20年来，广东珠三角在经济上“以港为师”，打造了新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也坚定了中国人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可以说，广东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符号意义一直是举世关注的焦点。
　　在即将加入WTO、“第二次改革开放”马上展开的背景之下，粤人能否继续保持“改革先驱”的形象和虎虎生气，在新世纪中继续走在前头？广东和港粤能否超越民间合作的层面，携手并进，打造出太平洋西岸最有活力的大珠三角经济圈，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南北呼应，成为中国新世纪腾飞的两翼？
　　
　　 “风正往正确的方向吹”
　　
　　今年七月，“玉兔”台风访港，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的高层官员在风狂雨骤之中，坐到一起，开起第四次“粤港联席会议”。
　　粤港合作、尤其是粤港间的政府合作，一向为外界隆重期待，但数年来的发展却颇有些迂缓。前三次联席会议被外界评为“雷声大、雨点小”，或是“剃头挑子一头（指广东这头）热”，多项合作提议往往耸动一时，便化为虚文，被束之高阁，如断断续续的“跨境大型基建”、以及“粤港工业服务中心”设想的泡沫化。可以说，两地之间民间的经济交流、文化交流虽是堪称熟络火热，如一场热情的桑巴，但双方政府高层之间的接洽仍然拘谨青涩，如两个初识者，做着小心翼翼的摘帽、寒暄。
　　前年，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放言：上海按目前发展态势，十年就能超越香港！他撰文建议政府做五件事，最后一件就是“找广东省的头头坐下来，大家喝醉后拍案大骂，然后商量怎样合作”。虽有些言辞突兀，却也可以侧见香港学界对加快粤港合作、提高区域竞争力之殷切期待。
　　 今年七月以来，事情有了一系列明显变化。用香港报章一位评论家的话是“风正往正确的方向吹”。
　　先是在7月4日，香港特首董建华专程访粤，高度评价“粤港合作”的重要性，称这一合作不但对香港和珠三角至关重要，对国家的发展也有好处。
　　董建华返港后又出席了广东社团总会庆香港回归四周年的活动，郑重说到：“香港要成功完成经济转型，要长期保持经济增长的良好局面，必须打破旧的思维框框，加强、加快和内地尤其是珠三角的经济整合，这是我们巩固和加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运输物流中心和信息中心地位的一个关键部署。”
　　董特首的专程访粤和这番高调发言，无疑是为当月下旬的第四次粤港联席会议做充分“预热”。
　　不唯特首表现热心，香港政务司司长曾荫权更有出人意料的举动。7月15日，曾荫权以平民身份，来到罗湖入境管制站，跟着排队长龙办理出境手续，办完手续后又向港深两地办事处职员询问日常的通关情况，在这番“微服私访”后，曾荫权对关口人流的挤迫状况大发感慨，表态一定要改善“过关难”局面。
　　曾荫权此举出自他一向明快、亲民的工作作风，也具有强烈的暗示意味――不但体现了香港政府对“通关”问题的空前重视，也表明这位履新不足三个月的政务司司长决心以更务实的态度，来开拓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合作局面。
　　在联席会议召开之前，香港政府宣布：将与珠三角的经济整合工作列为特区政府首要目标，并开设粤港事务专职官员的新职位,直属于政务司司长和财政司司长，负责协调政府各部门有关粤港合作的事务。这一政府架构的新布局，鲜明显示了香港对与广东加强合作的决心。
　　至于广东方面，对两地合作向来具备高度热忱。六月下旬，深圳市市长于幼军在赴港招商会上，以“着眼全球竞争，立足两地双赢，携手优势互补，共谋比翼齐飞”的廿四字“真言”，表达对深港合作的愿望。于幼军又指出，深港两地各有优势又各有薄弱，应将两地优势整合，共建“亚太地区甚至全球最具生机活力的地区”。于市长的“整合论”与“双赢论”自然代表着广东珠三角各大城市对粤港澳合作一以贯之的期待。
　　7月25日在香港礼宾府举行的粤港联席会议果然气氛融洽。双方推出了包括口岸合作、发展南沙、探讨珠海机场和香港机场合作的可能性、环保合作、粤港政府信息网络互联、共同保护东江水质等六大共识。曾荫权坦率告诉传媒，他参加过四次联席会议，数这次最为务实，也最有成效。
　　那么，为两地商界和民众期待已久的新一轮粤港大整合是不是就此掀开序幕？
　　这个判语也许还不该下得太匆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粤港之间的“闷局”已破，两地合作是大势所趋，是变不了的风向。
　　
　　互敞怀抱，才能共获新生
　　
　　粤港合作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被两地热烈讨论的话题。在香港方面，前些年一直存在着应该“北望”还是“西望”，即经济走向更多和内地接轨，还是和“国际商机”接轨的争议。
　　但是，前述争议对于今日港人已不成问题，尤其亚洲金融危机使“人心向北”，更是不争的事实。去年，香港有关方面尚有征收“陆路离境税”以限制居民北上消费的想法，今年以来，特别是粤港联席会议六点共识出台之后，这一动议几乎已无疾而终。
　　今年四月，一份出自香港民间团体研究成果、名为《2022计划》的报告曾对香港的前途做了更清晰的阐述。这份以冯国经、胡应湘、杨敏德、李泽楷等香港众多重磅级商界人物为顾问的报告指出：香港只有更紧密地和珠三角结合，互补优势，才能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也就是说，“望北”、“望西”不是互相排斥的选项，香港恰恰必须更加注重“内地因素”，才能更“国际化”。
　　当下的内外形势，更使得香港迫切地要推进和珠三角的合作――
　　一是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贸易壁垒将逐渐取消，市场将逐渐全面开放，这势必加快广东的市场经济发展及新经济体系的建立，香港在国际对华贸易中的垄断地位也有可能会受到削弱，香港有必要正视现实，寻找未来最大的经济亮点。
　　其次，香港经济虽已摆脱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但仍然遭受着泡沫经济的冲击，并面临着日益明显的、来自上海、新加坡的强大竞争，香港要尽快完成朝向国际金融服务中心、物流中心、资讯信息中心的经济转型，就必须加强和腹地的经济合作，将沉淀在地产、股票里的资金释放出来，将其资金、信息、人才、管理方面的优势和珠三角这个巨大的制造业中心在新的平台高度上相结合。在和经济腹地进行无障碍的生产要素流通方面，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已经做出了卓有成效的示范，这点对香港触动极大。
　　广东方面也亟待加强同港澳的合作。经济学家董辅礻乃先生两年前就曾指出，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受到内地企业以及附近新兴发展中国家同类产品的竞争，另一方面，由于缺少均衡的经济结构和高科技力量，难以同长江三角洲和内地一些科技力量密集的省市竞争。如果珠三角产业结构不迅速同香港协调起来，就有可能同当年韩国的经济一样，成为“三明治经济”的夹层，与粤方唇齿相依的港澳经济也无疑会因此受累。
　　学物理出身的广东省省长卢瑞华在谈到粤港所遭遇到的“变局”时,颇有感慨地谈到:物理和经济有相同的规律――社会发展、历史流变、自然更替、文明递进，无不表现在动与静、起与伏的相互转换上，这就是《后汉书》中所说的“物之兴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
　　出路只能是“二次合作”。卢瑞华近年多次指出，广东第三产业滞后，远未能适应整体经济的发展。香港则早已进入后工业化时期，服务业高度发展，这方面的人才、资金、经验，正好可以在广东下一轮经济起飞中大展拳脚，同时藉中国加入世贸的有利时机，扩大香港服务性行业覆盖面，与广东企业一道走向世界。
　　按粤港澳官方正式说法,粤港第二次合作已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一轮新合作的特点将是：由民间的有限合作，向“一国两制”下由政府推动的全方位合作转变；由自发、分散和完全由市场决定的合作，向以市场合作为主、市场推动和政府协调相结合的合作转变；由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基础的“前店后厂”式的合作格局，转变为以科技创新和资源优化配置为核心的分工合作。
　　敞开怀抱―主动转型―获取新生，这是粤港澳近20年的合作老路。现在，这段路不但要继续走下去，路面、路基乃至路标都到了要全面翻新的时候。
　　
　　整合前景：打造大珠三角经济圈
　　
　　在粤港之间，由于长期经济体制互不接轨，政府之间的协调沟通功能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合作与发展，仅仅放任民间自发交流，造成了不少有悖于经济理性的局面，一些僵局若不能尽快破除，势必积重难返，贻害不浅。
　　――资源与财富的大量浪费。由于粤港澳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域，在考虑各种功能设施建设上，各方都缺乏从区域经济整体发展的高度上去构思和设计，在长远看来，势必造成大量的重复建设。从机场、码头到大学、体育场、科技园的规划、建设，无不如此。
　　――金融商贸中心与其所要服务的市场腹地脱节。粤港之间因为受到边界的阻挡，两地生产要素不能双向自由流动，限制了珠三角企业利用香港的金融及商贸服务，影响了区内企业的发展壮大；也使得香港金融服务业不能便利服务内地市场。有学者指出，如果香港的金融业无法向近在咫尺的未来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提供包括贷款、押汇、集资的服务，那么香港的金融服务业也会逐步萎缩。
　　――区内经济机构的重叠导致整体竞争力下降。不断壮大的广东珠三角企业，越来越需要高素质的中介机构为他们提供市场营销、融资、理财、管理等方面的增值服务，由于它们不能便利享用香港的服务，必然会发展出自身的金融服务体系，不免促成两地经济结构高度同质性，造成资源内耗。并可能发展为城市间两败俱伤的恶性竞争。
　　来珠三角访问的日本学者鸟海岩警告：如果大珠三角的几个大都会不能尽快进行资源和功能的整合，也许会很快沦为“没有魅力的地区"。香港也有学者指出，香港希望成为“超级曼哈顿"，但无法想像，如果从曼哈顿进出港口腹地只有几条需要大排长龙的通道，如果只有少量汽车在支付昂贵的牌照费用之后才能自由往来，怎能长期维持繁荣自由港的地位？！
　　不过，危机固然大，提升的希望更大。学者指出，大珠三角整合自有国内其它区域望尘莫及的优势。
　　――区域城市化在国内领先。深港、珠澳以及广佛三点一面，总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4000万，城市化进程已相当成熟。由香港沿非高速公路干线，到深圳到广州再到珠海、澳门，沿途是连绵不断的市区，一个马蹄形的珠江口超级大都会雏型已粗具规模、呼之欲出。
　　――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已臻完善。大珠三角地区的水陆空交通体系可用“密如蛛网，无远弗届”八字形容。港澳穗深珠坐拥五大国际机场。香港有全球最大货柜码头，深圳有全国第二大货柜港，广州黄埔港也位居全国前列。
　　――最重要的是，大珠三角正孕育着超出各部分总和的“协同效应”。目前整个珠江口马蹄形大都会城市人口超2000万，与北京、上海属于同级，连带附属乡镇人口，超过3000万，再加上人均产值达小康水平，经济规模可观。如能形成统一市场，可带来松散的城市群落难以比拟的“集聚经济”及“范围经济”的效益，其梯度式的影响力更将通过三角洲边缘地带辐射到更远地区。
　　所以，粤港澳的整合前景就是打通经络，构筑一个生产要素高速自由流动的“大珠三角经济圈”，以区域协同形成的整体优势，打造核心城市紧密联合的超级大都会。对此，大批中外学者早已寄以厚望，有论者称珠三角前程远大，势将成为 “可以和美国的东北城市带、日本京阪神等都会区分庭抗礼的全球第六个超级大都市”，令人为之神驰。
　　
　　“无为”“有为”，尺度精微
　　
　　现在，粤港合作可以说开始了“大胆设想”之下的“小心求证”。
　　正如有关人士分析指出，这是一桩比设计大珠三角宏伟蓝图更艰巨的事体，因为它意味着各方都有必要对各个项目做谨慎考察，并对可能触犯其利益的阶层做耐心的说服工作，并为之周详设计利益的转换。稍有不慎，不但无功，还可能惹来怨声一片。
　　粤港的整合无疑要从“通道”问题的解决开始。目前港人北上已成为两地口岸天天面对的大问题。1985年，港人胡应湘设计罗湖口岸时，当时深圳市长要求按年400万人次设计，而胡认为应按1000万人次设计，因为他坚信改革开放会成功，粤港之间定是人潮滚滚、钱潮滚滚。十几年后，罗湖的人流量仍远远超出了胡当年的大胆设想：去年深圳口岸出入境人员达1.12亿人次，关口的过客量超过了负荷能力的10倍。过关者等一两个小时只是家常便饭。
　　在通关问题上，最能体现粤港合作的迫切性，也纠结着最多利弊得失的考虑。这次粤港联席会议达成了假期延关30分钟的共识，这当然只是个微小的改善。显然港府也有不少顾虑，因为去年香港过关北上的人次首次突破5000万，港人在内地消费总开支达到294亿港元，足以多建半个新机场。香港的零售、服务业人士和地产商极为担心简化过关手续特别是实现24小时通关后，会加快本地居民北上消费的节奏，使市道一蹶不振。
　　因此，如何在城市转型过程中，把部分行业和经济活动的阵痛减至最低，对香港的施政者来说，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关乎大量选票的问题，施政者不能不慎之又慎。
　　当然，港府对这一问题已经有了相当周到的认识。这次粤港联席会议上，有记者问曾荫权会不会担心更多人返回内地使香港“地位缩小”。曾的回答是：经济的力量、市场的力量是很大的，对此，行政的手段只可以延迟，而无法阻止。曾荫权说：“现在过关这么辛苦，我们仍看到很多人返内地消费、旅游、做生意，甚至定居。对此，我们要从多方面考虑，一方面方便市民过关，令两地经济融合。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照顾香港本身的情况。但我们不应只看到过关容易后影响香港房地产市场及零售业。整个珠江三角洲的经济能量是很大的，过关方便之后，内地有很多人流、货流及资金流，是可以帮到香港经济的，我希望市民能够看到这个机会。”
　　毋庸讳言，在落实粤港合作方面，政府官员之间即使本着友好坦诚的意愿进行交流，仍存在一定障碍。因为两地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港府迄今仍然奉行自由经济的积极不干预政策，这和内地政府大力推进式的努力可谓大有不同。内地政府能拍板的，港府未必拍得了板。有香港记者问曾荫权：政府和粤方签署经济合作意向书的方式，会不会有违一直奉行的“资本主义”？政府日后会否导向企业进内地投资？曾荫权解释“港府仍然坚信自由市场及坚信企业做主导”，政府主要是扮演支持的角色，仅仅在研究如何跨境合作的问题时，有责任去与广东政府研究合作范围，而研究后操作、投资的，还是得靠私人市场。
　　粤港合作最困难之处正在于两地毕竟是制度截然不同的经济实体，融合的程度、力度应当如何、可能如何？如何在促进一体化的同时，维持香港的制度特色及其内部稳定？都无先例和国外成例可循，这一切还需要两地政府合力进行大量的制度创新。
　　必须指出，“大珠三角整合”这一宏大话题不仅意味着粤港的“任督二脉”必须打通，如何令珠三角内部各市县“血脉舒畅”亦是题中应有之义。曾有学者批评，珠三角内部各县市之间的交流甚至弱于各自与港澳的交流，并存在着经济结构雷同、重复建设、出口竞相压价的问题。珠三角各县市如何彻底告别“各自为政”的旧习，在“大珠三角经济圈”的构想中重新自我定位，分工合作，互利互惠？这一问题的迫切性一点也不低于粤港合作，它的解决也无疑将进一步增强港澳与珠三角携手的信心。
　　诚然，这次粤港合作与20年前以“三来一补”工业为起点的合作有着巨大相似，但也有着本质不同。相似之处在于，双方都必须扬弃陈旧的经济格局，向彼此开放，以资源互补，换取肌体的新生。区别之处在于，前者是纯粹依赖国家宏观政策放任下，民间经济热情的自发推动；后者在尊重市场自发性和创造力的同时，对区域的理性规划、地方政府间的周全协调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就是说，前20年的发展，地方政府不妨无为而治，听民自便，坐致其成。而现在，在“有所不为”的同时，两地政府还得有所必为，放开眼光，施展手段，拆除藩篱，使未来的“大珠三角经济圈”在大时代中脱颖而出，展露宏伟格局，不致黯然失色于“长三角”！
　　如何把握“无为”和“有为”的尺度，如何在“两制”的前提下不划地自限，又有所超越，这无疑是精微邃密的大学问，需要政府和民意团体、学术团体三方的充分沟通，需要决策官员跳出局部利益考虑和短期政绩动机，以更大的视野和魄力，来把握大珠三角目前可贵的转型时机，为大经济圈的壮美未来扎下一个笃实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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