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４：追问安全感的缺失 安全感缺失

　　安全感在中国的缺失，以临近岁末接踵而至的几起特大型事故这种最强烈的方式刺激着每个国人的心。偶然背后潜伏着必然的因子，矿难频发的2004年，有着高煤价促使煤矿超负荷生产的大背景，而空难又发生在机场转交地方管理的改革间期。或许我们只能期待，在事故中凸显的生命价值能以拷问当事人最高利益的方式，促成相应补救补偿机制的完善，包括改革措施的迅速到位以及民众安全防范意识的养成。
　　当前，在民间“问责风暴”渐成气候的新形势下，宏观决策部门应善用其中的积极因素，加强对安全生产相关单位的监督、管理与服务，同时跳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避免因噎废食。因为安全“大跃进”的教训，可追溯到2002年众数私有小煤矿因事故频发而被不加区别地关停，结果2003年煤价高涨，全社会都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更为讽刺的是，缘于市场的催促和GDP的考量(2004年山西经济增速全国第一)，小煤矿获得部分合法性，咸鱼翻身卷土重来，恶性事故轮番上演。
　　所以毫不奇怪，从陕西陈家山矿难到河南大平矿难，包括更早些的河北邯郸矿难、北京大安山矿难，很多都是由于突击生产、超能力生产造成的。在逐利的指挥棒下，该有的安全措施不用，不应开工的开工，不应减的检查减了，连原来相对安全的国有煤矿也事故频发。可见，大概什么治本之策都得讲究个平衡，而不能凌空蹈虚想当然。譬如淮河治污，10年未竟，大家群起攻讦，实际上，20年可能才会治好，太快了就会损害经济增长，最终吃饭的问题解决不了，还得上污染项目，导致污染回潮。
　　出了特大事故，通常由国家兜底，多方理赔，这在今天的中国还在无奈地施行。它所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最终责任无法认定，相关责任人容易逃脱惩处，恶性事故也就没有起到相应的警示作用。西方推崇集团诉讼制度，一个吸烟的受害者可以把一家烟草公司告破产，这样的法律利器，比有关部门的三令五申要有效得多。可惜我们的某些部门，却视国家为最终的义务承担者，借机宣扬所谓的强制保险。
　　当然，个人也应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接纳商业保险的理念。事实上，安全已经成为每个中国人都躲不开的问题。就拿食品安全来说，继2003年毒火腿、过期馅的月饼被曝光之后，2004年，毒酒、毒醋、劣质奶粉等事件又层出不穷。一名分管食品安全的副省长说：“如果把有毒食品列个名单的话，恐怕半小时也念不完。”也难怪医学权威钟南山说他所在的广州，肠癌、宫颈癌、卵巢癌的发病率呈快速增长趋势，而这些和农药、添加剂、防腐剂和催生剂的过量使用都有很大的关系。总之，无论是矿难、空难、火灾、塌楼还是有毒食品，只要是非正常的事故，商业保险都有其用武之地。
　　此外还应当了解到，中国已经进入重工业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主要是人和机器打交道，人身安全会面临更多的风险，也就是“不确定性”。近年来，中国每年发生各类事故100多万起，死亡14万人，平均每天死亡380多人，因工伤残的每年有70万人。为此，专家呼吁中国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应责无旁贷地组织起人力、财力，攻克安全生产中的一些技术性难题。而笔者尤其想对那些来自边远、落后地区的农民工朋友说，请俐门在为俐门的荷包丰盈挥汗如雨之前，先上好安全培训的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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