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后真的吐真言吗 死去复活来，自然吐真言

　　作为一位“漂流”在世界各地的中国诗人，对于故乡、诗歌、中国文学有着怎样的理解?在儒教文化的背景里，怎样“吐露真言”?对此，郑单衣有一份他独特的问卷回答。 　　――编者按
　　问：请讲讲中国目前的发展，中国诗人处境如何?
　　答：让我用一个真实故事来回答吧，我对许多人讲过这故事，它像一则寓言。1995年，我从贵州大学附近的磊庄机场起飞，去了北京大学，机场在我家附近。可3年后回贵阳，我却降落在城市的另一端――龙洞堡机场，一个全新的大型国际机场。我必须穿过整个城市才能回到我在花溪的家。我坐车进城，可一进城就愣住了，出现在眼前的仿佛是一座全新的城市，主要大街都变了样-我在那儿生活了十几年，现在成了一个陌生人，要回家，得问路。这时，我脑子里突然出现这样一个句子――有家难回。关于当下中国，这是一种典型叙述，你也可把它当作诗人们在中国的典型处境。
　　(礼拜山，2004年3月19日，北卡罗莱纳大学)
　　
　　问：中国文学的出路在哪里?
　　答：文学的出路从来不是集体性的，也没有任何人可为中国文学指出路。我关心的是，如何准确地表达我自己的内心感受，我的经历，我生活的时代等等，并乐意和人分享我的经验。我的艺术仅仅是我的出路，而不是一个公共通道。当然，通过出版和阅读，每个人的经验都有可能成为公共经验的一部分，但这是另一回事。只要留心比较，你也会发现，大约只有中国人才问这类问题，不光是文学，比如改革，社会制度，电子工业，各行各业。我们都习惯于由“他者” 代替我们找出路，我们总是相信并且暗暗期待出现指路者。我们过分依赖“他者”，而不是自己。具体到文学，也总是会定期出现假先知，打着“为文学”的旗号，指手划脚。从新文学运动以降，至80年代，90年代，都不断有人企图将写作这种非常私人的行为，通过这个“为”字放大，变成集体行动。然后结党营私，党同伐异。“为文学”的出路，变成了“吃文学”，“害文学”的死路。诗人写诗，就像谈恋爱，诗人发表作品就像抱出自己的孩子给人欣赏。如果有人大公无私，想将其变成集体恋爱――硬拉众人来看，来参与亲吻做爱老婆生孩子，说这就是人类之爱的大方向，那人一定是骗子。
　　(波士顿，2004年3月9日，哈佛大学亚当斯图书馆)
　　
　　问：你如何看待翻译?当你的诗被译成其它语言后，你有何感受?你和你的译者是如何工作的?
　　答：感觉很奇妙，原来居然有很多个郑单衣存在。翻译犹如分身术，令我的母语经验插上了不同的翅膀，因此有了英语中的我，德语中的我，其它语言中的我，似及“他们的命运”。“他们”是“我陌生的另一个”。他们使“现在的我”变得丰富起来，从而超出了“原来的我”。“我”正局部地，或成倍地增长起来，正如一份德文杂志所说的那样，从此，翻译让“原来的我”不再局限于中文世界。
　　(匹兹堡，2004年3月15日，卡内基美隆大学)
　　
　　问：有人把你当作中国新一代诗人的代表，你如何评价自己?
　　答：那是别人的看法，不是我的。我从来没有患过代表狂，更没有患被代表狂。我和我的诗，永远只代表我本人。我出生并成长在长江流域，属于巴蜀，是虎文化的传人，并不像黄河流域龙的传人那样，有强烈代表他人的欲望。虎，独往独来，并不会委托一条蛇代表自己，更不会一厢情愿，硬要代表一群山羊讲话。如果我在这里告诉你，现在，我不仅代表新一代，而且还强行代表着13亿中国人民回答你的问题，我担心你会立即送我去精神病院。我曾一再声称，诗乃私器，写作乃私事，使用的语言乃“私人话语”。在一个“私人话语”被暴虐的“集体话语”取消、伤害和遮蔽的封闭社会里，我找到的是“我的诗”，而不是“我们的诗”。或者说，我通过“我的诗”把自己收了回来，放进了这本书，来和人分享，如此而已。
　　(2004年1月，国立新加坡大学)
　　
　　问：你如何看朦胧诗和朦胧诗人?
　　答：我从他们的早期诗歌中看见过一种宝贵的情操，尤其是那份对社会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是一笔我们共同的精神财富，这正是当下诗坛最为缺乏的，但他们后来的创作和走向却很不一样，所以，我对他们仍抱有敬意和期待。我曾指出过，大陆当代诗歌分期中存在着一个问题、即在大约1980至1985这5年间有一个“共时创作期”被忽略，这也是为什么我曾称一些诗人为“新生代中的朦胧诗人”，而另一些人为“朦胧诗人中的新生代”的缘故。但写作因人而异，诗人难以代分。诗人是一个值得珍惜和维护的分散的精神整体。
　　(2003年10月30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问：我去年去过上海旅行，那儿到处是建筑工地，你怎么看?
　　答：对，全中国都正在24小时开工，建一座叫“现代化中国”’的建筑物，同一座。中国正在被推人一种无历史的、全新的空间，旧城和它的历史正在迅速消失，人们疯狂地追求全新的东西，全新的。而全新的就等于现代的，最最现代的，在我看来，这非常恐怖。现代化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霸权，取代着过去的共产意识形态。现代化这个梦把人全弄疯了，为了摆脱一种丑陋，却陷入另一种丑陋而不自知。疯狂从来就不需要文化和想象力，它只要现在，不要过去和未来。我不反对现代化，但坚决反对丑陋。
　　今天，当你走在乌鲁木齐大街上，你会觉得和上海，广州没什么不同。你会觉得大家是生活在同一座巨大城市，同一栋平庸而丑陋的水泥建筑里。它和这儿，伦敦――中国人想赶超的现代化样板，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虽然大家都懂得使用水泥，木头和砖。没有历史，没有差异，便没有诗，没有文化。你们手里的这本诗集，大多是我在贵阳一栋俄罗斯式的木结构平房里写成的，它有半个多世纪历史，最近却毁于一场大火。我经常怀念那房子，我在那儿住了10年，接待过无数的诗人和朋友，在一个小山坡上，它见证过我的青春，如今却不见了。
　　(伦敦，2003年11月3日，PoetrySocietyCaf6)
　　
　　问：请讲讲四川，你是用四川话写，还是用普通话?两者的分别是什么?
　　答：到哪里都有朋友问这个问题，因为我有幸生在四川。中国有个民间说法，叫“败不离川”，意思是，那儿的山川风物养气养人，可以化解人内心的种种块垒――包括失败的巨痛，从而豁然开朗。若要有所成就，川人就需“出夔门”。这样的意识很玄妙，大约和诗有关，而文学传统在四川，也主要是诗和诗人传奇的混合物。在许多四川人看来，李白，杜甫，苏东坡等，都是被人热爱的四川诗人。至于杜甫的籍贯，这显得非常次要，人们情愿相信人川之前他还不叫杜甫。他逃到四川，似乎是去完成一项神秘的文学使命――去成为杜 甫。这说法，很有些想独占共同财富的意味。但事实上，某些四川人还有更极端的想法，那就是，巴蜀文化把自己的私产共产化了，认为中国诗歌史乃是在受益，在分享巴蜀天珍。把私产共产化；是种风度。这风度，很像乐善好施者开仓放粮，抗洪救灾。这种意识在四川，结合“三国”的演义故事，成了巴蜀文化的一种内在支撑。并在方言小传统的局限性，和士大夫大传统的霸权之间，达成了某种心理平衡。这就是四川，加上它的天高，地远，它的美酒，佳肴，它的山风民风，它的美景……这一切都很容易被纳入一种过度的，自我想象的诗意空间，令川人拥诗自重，形成一种“文化蜀道”。要让叫四川诗人承认一个河南诗人或雷州半岛诗人的文学价值，正如李白所写，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蜀道从而演变成自大，所谓盆地意识。天外有天，这个道理，大约只有真正出了“夔门”的人才会明白。“出夔门”意思就是消除盆地意识，吸纳其它文化的营养，去成为真正的四川人，海阔天空。
　　(伦敦，2003年11月6日，牛津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问：请谈谈对埃及(比如金字塔)和埃及诗歌的看法，和中国相较，有何异同?
　　答：在尼罗河边，我学会了一个赞美女性的词：卡米娜。但我的朋友提醒说，千万别对谁都说这词，尤其是有主之花。埃及就像美人克罗巴特拉，会让你一见倾心，情不自禁地高呼：卡米娜!在香港，一位朋友对我说，你会发现埃及人的可爱，有信仰，贫穷但处处乐观，的确如此，他们总是很快乐。我的阿拉伯文译者曾介绍过一些阿拉伯诗歌的英译给我，我想，任何人都会被他们强大的抒情传统和宗教情怀所震撼，这一点也可以从埃及诗人们的朗诵中感受到。中国诗歌传统也主要是抒情传统，这是为什么我们能在此相遇的缘故，但中国诗人普遍缺乏宗教情感，其诗歌的力量主要来自忧愤与逍遥。金字塔和中国长城作为人类古老文明的见证，其工程量之浩大艰巨，都令人叹为观止。但前者彰显权威，后者旨在防卫，由此可见两种文化的不同。另一个不同之处是，没人把外星人同长城联在一起，但金字塔却不同，据说那些巨大的石块下面有UFO。
　　(开罗，2005年3月31日，MayFhrHotEL)
　　
　　问：你怎样理解诗?
　　答：吐真言，是难的，在儒教文化背景下更难，因为儒强调群言和代言，要一而二。它取消一，遮蔽一，将一悬置于二，从而控制一，令一失声而死，成为活的假象，并习惯性地在“二”中说大谎。而现代诗，要的正是还原一，合一，独一，不二，无二，从而抵达真。真即是绝对的，纯粹的，活的欢歌。诗人以绝望为奢侈品，死去复活来，自然吐真言，这就是我理解的诗。
　　(伦敦，2003年11月4日，剑桥大学东方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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