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故事_古代郴州寻宝

　　 　　2006年4月，湖南省宜章县的农民黄元勋给新任的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寄去了一份遗书，他把其中一份复印件寄给了记者，顺便寄出来的还有一大本他自己装订好的书。厚厚的书里，装满了对他所在的郴州市的各级官员的控诉。
　　在编辑部读这本黄元勋编纂的书籍，非常好奇：这个偏僻山村的农民，从哪里找来这么多对于他来说高不可攀的人物的事情？那些控诉，看起来并没有几个扎实的证据。
　　更让人奇怪的是，不到一年的时间，黄元勋书里提到的官员几乎无一例外地出事了。虽然在官方公布的调查结果里，这些官员所出的事大都与黄元勋的举报并没有多大关系，但不管怎样，黄元勋出名了。
　　一年之后，当记者再次来到郴州，包括前任市委书记、市长、纪委书记、副市长、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在内的掌握着这座城市最关键权力的官员都已经把家搬到了监所。
　　近年来，官员贪腐的新闻层出不穷，对于这个级别的贪官，人们早已不感惊讶，可像郴州这样，将中国地方政治腐败暴露得如此充分，仍属罕见。
　　
　　易得的财富
　　
　　数次去郴州，总是赶在夜色中到达，市政府大楼正门口的五岭广场总是灯火辉煌。这个花费了近亿元建造的大广场昭示着这座城市的富足。
　　郴州虽然地处湘南一隅，但它并不是老少边穷地区，这座城市拥有让人羡慕的各种资源。它的煤炭储量占湖南全省的1/4，有色金属储量占全省2/3，多种稀有金属储量都居中国第一，辖区内的柿竹园多金属矿被誉为世界“有色金属博物馆”。整个地区矿产资源潜在价值2651亿元以上，是南中国最大的一片矿区。
　　不论从哪个角度讲，郴州都足可称得上是个美丽富饶的地区，对于每一个执政者来说，这样一片埋藏着无数宝藏的土地都该是大展身手的舞台，曾经的市委书记李大伦也是如此谋划，这个拥有湖南大学MBA学位的官员，在执政的前3年里制定了各种优惠政策，绞尽脑汁地鼓励商人们去开挖地下的煤炭和金属。
　　他不断地对属下强调，两年内郴州的GDP要仅次于省会长沙，排到湖南省第二。他希望借此能让自己的仕途再攀高峰。但随着年龄老去，他的升迁希望越来越渺茫时，他开始放弃政治前途，转而寻求经济利益，开始不断地把挖掘资源换来的税收用在兴建大型工程上，而这些大工程的承包者大部分都是他的常德老乡，这种便捷的寻租方式很快为他聚敛起1300多万财富。
　　疯狂地挖掘矿藏没有让郴州的GDP排到湖南省第二，却造就了一大批富豪。临武县的周龙斌经营铅锌矿而坐拥亿万财富，宜章县的黄生福垄断煤矿而成为县城里数一数二的富豪。郴州下属11个县区市各有各的矿藏，矿老板都是最风光的人。
　　每年春节，郴州城区的五星级宾馆都会被这些矿老板们包下来举行家宴，所有的亲戚朋友，只要来拜会，都会被安排在宾馆里好吃好喝享受几天，每个县的富豪们几乎总是不断有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举行，诸如此类的炫耀性消费也就总是接连不断，刺激着城市里的每一个人。
　　郴州这样的城市，代表了另一种中国。它不同于东北的资源型城市，已经在国家集中开采中濒临枯竭，它也不同于沿海发达城市，那里早已卷入世界经济循环体，它只能依靠矿藏来生存，私人开采出来唾手可得的财富，在规则阙如的流通渠道中，酝酿着一桩又一桩丑闻。
　　
　　贪官们的城市
　　
　　2003年12月，以一桩凶杀案为开端，郴州官场丑闻开始了多米诺骨牌式的爆发。
　　市政府副秘书长肖鹏金被人锤死在宾馆里，警方排查当天房客之一、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李如惊弓之鸟，将其挪用上亿元住房公积金赴澳门豪赌事件和盘托出，并牵出顶头上司、郴州市副市长雷渊利。
　　
　　雷渊利的故事跟中国众多的贪官并没有太多不同，他出身于郴州农村，师范学校毕业，做过乡村教师，因为写得一手好文章，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他被选拔入当地的宣传部门工作，这次机会让他脱离农村世界，成功挤入官僚阶层。
　　经过几十年的官场挣扎，当他终于成为掌握这座城市的国土资源、城镇建设权力的副市长后，他开始无休止地追逐女人，除了妻子，他在郴州各地拥有至少8名情人，有宾馆里年轻的服务员，有他下属部门的科长，还有漂亮的歌舞演员。
　　为了满足这些女人的欢心，雷渊利将手中的权力用到极致，利用各种机会敛财将近1000万，终于招致严厉的惩罚。2006年9月，他一审被判处死缓。在省会长沙的法庭上，雷渊利的最后一次表演仍然让人震惊，他在受审时幽幽地感慨：“在郴州要数贪官，我算小的，只能排在第12位。”
　　具体排在第几，没有人细细考察。但人们都清楚，这座城市里，最有权势的官员非曾锦春莫属，他曾经是郴州市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这个在1960年代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的官员，一毕业即进入官场，从1995年开始，在自己的家乡郴州，曾锦春当了10多年的纪委书记，他手里握有一项让所有官员感到恐惧的权力：双规。
　　他把这项党政体制内监督官员的措施用到了郴州的矿业开发中。通过挂牌保护，收取保护费，然后运用“双规”的权力迫使相关部门的干部对那些向他缴纳了保护费的矿场一路绿灯，对于拒绝缴纳保护费的矿场，他则驱动官员进行“围剿”。
　　曾锦春甚至把这项原本只是针对共产党员和政府官员的措施运用到了那些既非官员又非党员的民营企业家头上。执政党保障官员清廉的重要措施，轻而易举地被这个纪委书记变成了敛财的法宝，官场运行的正常规则就此被彻底颠覆。
　　对于官场和民间的双重侵害，让曾锦春成了这座城市最遭人痛恨的官员，以致于当他“出事”的消息传到郴州时，人们上街燃起鞭炮，打起“感谢党中央为民除害”的标语，满大街地游行，敲锣打鼓庆祝。
　　除了李大伦、曾锦春、雷渊利之外，这个城市曾经的市长、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等官员都倒在了这一轮由上级纪委主导的吏治整肃风波里，到现在，依然没有终结的迹象。查办者给予这些贪腐官员的罪名几乎相类：利用职权收受贿赂。
　　
　　地方政治的类苏丹化
　　
　　权力私产化、权力运作的无规则性、权力运用的非意识形态化以及私人网络统治。这四条是政治学里著名的类苏丹化政权的特征，此类政权统治的最基本特征，就是把国家当作家族的私产，正如古代苏丹一样，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任人唯亲的关系网与渗透于官僚各层面的腐败甚至成为政治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一直以来，政治学教授们不断提起中国地方政权的类苏丹化隐患。
　　畸变的郴州官场生动地证明了学者眼中的隐患已迫在眉睫。在这里，权力运行的规则被重新设定，李大伦可以跟曾锦春约定，一人插手城市建设，一人垄断矿山管理，曾锦春可以把纪委的工作职能，转变为黑矿主们的保护伞。
　　市委书记跟组织部长是亲家，曾锦春的女儿嫁给了雷渊利的侄子，私人网络统治在这里形成了可怕的平衡。在这种平衡面前，原有体制显得软弱无力。
　　不断发生的血案以及血案背后的司法现实让这座笼罩在腐败阴影中城市更加凄冷。
　　2007年2月，公安部发出A级通缉令，缉拿郴州富豪周龙斌。发生在3年前的那场爆炸案终于露出真容：由于个人恩怨，在郴州乡下经营着铅锌大矿的周龙斌买通一名街头混混，将他的邻居、亲戚、竞争对手周兵元炸得粉身碎骨。
　　而周龙斌并没有因为谋杀案受到法律的制裁，在被短暂羁押后，他被宣布“无罪释放”。2006年12月25日，周龙斌仍然当选为郴州市政协委员。当公安部的通缉令下达时，人们才知道，周龙斌的“无罪释放”，是因为他变卖矿产、花费近千万买通了两名副检察长。
　　被财富吞噬掉的，不仅仅是官员，还有律师、检察官。2007年4月，记者再次来到郴州，原本是想寻访律师黑子林的故事，他是周龙斌买通检察长的中间人。
　　黑子林是这个城市里一个另类的成功者，他不当官，也不开矿，却依然积聚起亿万家财。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司法局的科级干部，但他并没有贪恋仕途，转而做了律师。
　　1998年，他为贪污的卷烟厂厂长辩护，成功减刑，赢得了“精英人士”的认可，随后的近10年里，他凭借超强的活动能力，成为郴州律师第一人，几乎经历了郴州所有的重大案件。他的当事人包括了这个城市的黑社会老大、政法委副书记、杀害肖鹏金的凶手、李树彪、副市长雷渊利。他还为贩卖冰毒723公斤的台湾大毒枭辩护，成功为其赢回一条性命。
　　
　　
　　被遗忘的郴州
　　
　　在郴州，记者先后寻访了多名律师和法官，希冀从法律的视角观察这座混沌的城市。“收拾贪官，只能依靠上级纪委，其他都是扯淡。”法官说。
　　“律师算什么？用土话讲，我们是‘提篮子的’，文雅点讲，我们是帮闲！”律师说。
　　在同行眼里，黑子林是个成功的律师，他的成功是自我奋斗的结果，值得尊重。他的老岳父在电话里忧心忡忡地说：“这次事情闹大了，能不能搞定还不好说。”
　　更多的同行则是暗自高兴。“黑子林被干掉了，就该轮到我出头了。”当地一个律师并不对记者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他开着宝马车，载着助手，在这个夜幕下的城市继续追逐出人头地的梦想。
　　新来的执政者，迫切地希望重塑这座城市的形象。他们破天荒地对全国各地的记者友好起来，甚至设置了一项舆论监督奖。
　　离开的时候，在郴州火车站，被曾锦春害得倾家荡产的受害者，托自己的亲戚，绕过排得长长的队伍，直接从火车站的办公室穿过，让记者方便快捷地登上了前往广州的火车。
　　郴州迅速地被抛在身后。
　　这所城市的故事终会在时代大潮中被迅速遗忘，或者将换一处地点重复上演。精英阶层不遗余力地从外部世界引入各种观念，在用各种模式改造国家的同时获得自己的利益，转过身却发现，身后那个前行中的中国并没有在理论的设计中变得日渐清晰。
　　每每有贪官落马，黄元勋总会打电话给他认识的记者。凌晨时分，当他打来电话时，睡梦中的记者根本没有弄明白是谁，可他依然滔滔不绝地描述起他看到和听到的一切，尽管有些只是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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