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模式还是新危机？】 危机传播管理案例分析

　　10年前，当亚洲金融危机肆虐，人们给亚洲的经济还有政治开出了无数药方，10年过去了，亚洲经济不仅恢复了生机并且进发出更大的活力。 　　但是，当我们回首却惊奇地发现，对于亚洲为什么爆发金融风暴，如何避免下次危机的发生，人们似乎并没有在价值观上达成共识，更多的只是技术层面的探讨。而当世界经济一体化把地球变成平的，亚洲新的危险已经来临。
　　
　　药方与疗效
　　
　　上世纪90年代，亚洲经济迅速崛起，引起世人瞩目，被称为亚洲经济奇迹，学者和政客开始讨论东亚模式，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光环之下,制度性、体制性的缺陷被遮盖了，直到金融危机以总爆发的形式，暴露出制度、体制所长期积累的问题。
　　亚洲金融危机是东亚发展的转折点，历时一年多的这场危机，不仅使泰国、韩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中国香港、俄罗斯、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受重创，同时因为国内矛盾的空前激化也使国家政权陷入动荡，泰国和印尼政府更替，日本首相下台，俄罗斯则在一年之内更换了6任总理。
　　关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成因，很多学者作出了探讨，内因主要是：房地产业的长期过度发展、投资过度、对短期外国基金的过度依赖、过高的固定资产价格、外汇储备不足、筹措使用外债外资不当、产业结构调整不及时、对外开放金融市场但监管不力、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等。外因则是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投机商利用东亚国家的这些弱点进行攻击。
　　
　　但究竟是什么导致亚洲国家形成并一直忽视这些制度漏洞，才是形成危机的根本原因。一场金融危机，引发了这些国家对自身发展的反思，从而引起一场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人们已经意识到，一个国家的发展，除了高速的经济发展之外，还要有相应的社会政治体制的配套发展。
　　金融危机爆发后，首先是头痛医头，各国开始健全金融体系，马来西亚修改了银行的破产法规，泰国建立了专门的破产法院，韩国简化了公司破产程序，印尼实施了简化银行破产的规定等等。随后，新一轮民主化浪潮开始席卷东南亚，印尼、泰国、菲律宾都加速了民主化步伐。
　　在民主进程中走得最远的是印尼。在苏哈托执政的30多年时间里，印尼实际上一直处于军人政权统治2-T,在苏哈托的集权统治2-T,印尼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家族统治、贫富差距等社会矛盾并未得到解决，而是愈加突出。亚洲金融风暴直接导致了苏哈托威权体制的垮台，印尼从此走上民主化进程，这个民主化进程是痛苦的、颠簸的，印尼民众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民主化没有逆转，以2004总统成功直选为标志，民主制度在印尼基本固定和成熟。印尼的经验似乎预示着亚洲国家的转型模式很可能是危机导向型的，而不是威权领导层所主导的强制型变迁。
　　韩国则以金融危机为拐点，完全改变了原本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从60年代开始，韩国政府就着力于培植财阀集团，逐渐形成政府掌控财阀、财阀引导市场的体制，韩国的产业政策主导是国家，通过企业、政府与研究单位产官学三者的合作，研究出涵盖全球竞争大方向以及实际可行的政策，由企业着手执行。这种高压政治加市场经济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一度创造了令人炫目的韩国经济奇迹。却不料正是这一模式导致韩国在这次危机中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韩国金融危机始于企业倒闭，企业倒闭的原因是负债过重，资不抵债，而企业负债过重的原因是经济急于求成，政府干预过度。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两年内，韩国进行了较为彻底的经济结构改革，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和金融自由化的政策。
　　泰国是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救助方案最全面和彻底的国家之一。IMF有个很简单的模型：每个面对危机的经济有两个逆差，即贸易赤字与财政赤字。改革药方是货币贬值、提高利率、加税、减少财务开支，以及最大限度私有化。
　　
　　与其他国家实施的所谓IMF型策略不同，马来西亚采取了当时被指责为逆时代潮流的资本管制措施。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地区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受灾国”2_--，但也是它们之中恢复最快的国家。危机发生后，马来西亚政府迅速而果断地切断危机通过金融系统向国内产业体系传导的途径，以严厉而有效的资本管制阻滞资本外逃。从遭受危机的打击到目前基本恢复，马来西亚经济经历了持续的调整，但实际上基本发展趋向并没有大的变化。政府采取的危机治理措施没有改变经济结构的基本格局，对外依赖仍是马经济的主要特征。
　　虽然亚洲经济危机后，东亚各国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尤其在改革金融制度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韩国改组了银行体系和家族公司制度，印尼和泰国建立了更加稳定的金融产业等等。但是，和马来西亚类似，亚洲金融危机后，除了韩国，许多亚洲国家基本没有对本国经济结构做过根本性的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只有印尼建立了民主制度，也因国内政局动荡，尚无力顾及经济体制的调整。日本则因缺乏政治意愿而基本维持旧的经济体制。而随着亚洲经济的恢复和再度崛起，危机刚发生时引发的思考和改革锐气已经逐渐淡去。1O年后的今天，东亚发展模式似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东亚模式与华盛顿共识
　　
　　金融全球化受到各个方面的青睐，特别是受到IMF以及财经媒体等机构的推崇。在80年代的债务危机之后，金融自由化的进程进一步得到推动。针对拉美国家爆发的债务危机，美国学者威廉姆森1989年提出了“华盛顿共识”，其核心思想就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加上财政稳定化，首先是放开重要商品的价格，然后是拆除所有影响市场发挥作用的壁垒，通过启动市场机制，国家经济就会获得稳定的增长。而东亚发展模式比较明显的A是政府较强的干预，多是威权建立了行政引导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体制。
　　也正因此，东亚发展模式多为西方学者所诟病，特别是新加坡的威权主义，已经到了西方完全无法接受的程度，但正是这样的亚洲模式，造就了这些亚洲国家“惊人的经济成长”。英国花58年，美国也花了47年，才把个人平均产值增加一倍，但日本在33年就办到了，印尼只花了17年，韩国11年，而中国则只用了10年。亚洲经济奇迹不断挑战西方学者的思维，也在不断嘲弄着“华盛顿共识”。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西方学者及媒体终于找到了充足理由纷纷指责“亚洲经济成长模式”的谬误，但是，通盘研究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亚洲金融危机不仅证明了亚洲模式的谬误，同时也证明了华盛顿共识的错误所在。
　　在这场危机中，人们习惯于把受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但其实东亚各国发生危机的主要原因不尽相同。泰国等国家危机的发生主要是因为被索罗斯们攻击， 因为本国货币被高估，又要维持和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这个明显的体制缺陷是索罗斯们所喜欢的。当时亚洲国家货币普遍存在高估现象，包括中国，但中国并没有被攻击成功，不仅因为中国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更因为中国没有放开资本项目，货币不可以自由兑换，使金融投机家无法对人民币进行攻击。不顾本国发展情况过度市场化，这是泰国等国家在攻击下溃败的主要原因，造成过度市场化的，正是华盛顿共识。
　　而韩国危机发生则主要是因为内因，因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走到了尽头，即使没有外界的攻击，危机也终会爆发。因为威权体制或后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和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干预，在东亚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国家政权这只“看得见的手”成为现代化的策划者、推动者与组织者，虽然推动了现代化进程，但也造成了诸多弊端。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印尼的官商勾结体制非常明显，苏哈托政权甚至通过内务部和地方各级行政机构把所有的政府公务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拉入自己控制的“专业集团”。泰国的政商关系也日趋紧密。韩国更是主要靠国家扶持大企业发展。马来西亚则出现了执政党大办公司、政府大搞巨型工程以及政府加强对市场的“指导”等现象。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难解难分，官商勾结获取超额利润，很大程度上是东亚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东亚金融危机后的一系列研究表明，这场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是“东亚模式”直接或间接引发金融危机并导致相关国家经济与社会的持久动荡。这也是金融危机爆发后民主化浪潮席卷东南亚的根本原因，他们认识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当被有效限制。
　　如何处理政治民主化与经济现代化的关系，政府应该摆在一个什么位置，尤其是权威政治体制对政治民主化与经济现代化的影响，对于许多东亚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体制的焦虑
　　
　　华盛顿共识和东亚模式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观察世界和解释世界的方式，但这两种方式似乎都不同程度地被证明失败，当各国经济发展已经密不可分，我们需要一种超越于这两种方式之外的新方式。亚洲金融危机刚刚爆发的几年，对于亚洲如何发展有过各种争论，但是，随着亚洲经济的再度崛起，这种争论渐弱。
　　世界银行发布名为《危机十年后》的报告称，东亚新兴经济体已从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复苏，成就令人触目。数据显示，东亚新兴经济体去年的增长速度高达8．1％。报告中指出，亚洲金融危机10年后，东亚各经济体不仅更富有，而且在全球扮演比过去更重要的角色。报告列举的数据显示，日前东亚新兴经济体的总产值已超过5万亿美元，经济规模比金融危机前扩大了一倍以上，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了75％。和10年前一样，这样的经济奇迹再度让世人兴奋，一度被人质疑的东亚模式中的弊端已很少被人诟病。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近期发布的一份名为《2007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经济和社会概览》的报告中指出，最可能因资金大举撤出而重演金融危机的国家分别是印尼、韩国、泰国与菲律宾。这4个国家正是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受创最深的亚洲国家。除了马来西亚外，上次受到危机肆虐的相关各国，去年开始又浮现危险的端倪。
　　有专家公开表示，1997年金融风暴之后，亚洲国家并未有多少根本『生的改革，关于国际金融架构改革提案的声音也正在点滴淡去，至今并未促成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协定，也没有巨额的资金来协助解决危机国家的货币流动性问题。亚洲一切的基本面、管理组织与规则都未有实质性改变，与10年前相比，导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因素今天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加重了。
　　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亚洲各国一个共同的明显的改善是，大力储备外汇，以备不时之需，但正是这点造成了更大的危机因素。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目前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已远远超过了用于防范目的的最佳水平。报告认为，大量外汇储备可能产生不良副作用，例如引发信贷过度扩张、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率上升或资产市场投机泡沫等。
　　现在，东亚的新兴经济体大多成为债权国。截至今年2月，东南亚国家的外汇储备总量已经达到3．28万亿美元，较1999年初增加了2．49万亿美元。在大多数东亚经济体中，外汇储备与短期外债的比例为4：1或5：1。虽然在危机之后大量积累外汇储备似乎是个合理的保障方式，但如今的水平看来过高了。
　　华盛顿共识使美国奉行自由贸易，大量从亚洲国家进口商品，东亚模式则使亚洲国家在政府主导下，依然奉行出口导向的对外经济政策。华盛顿共识和东亚模式共同造成了现在的国际经济失衡。而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现一种新的模式，改善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经济的高速发展，再次掩盖了人们对体制的焦虑。当美国的赤字膨胀到不可持续，美国可以放弃世界货币的地位，可以让美元大幅度贬值，这对美国经济几乎没有任何负面影响，却会对亚洲国家造成致命打击，亚洲各国的高额外汇储备也将大幅跳水甚至成为一堆废纸。IMF曾放言，要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美元必须贬值。消息一出来，石油和黄金的价格立刻飙升。
　　事实证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政策体系比许多人预期的要稳固，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形势能持续多久?亚洲各国更需要的是一种新的模式，而不是具体政策的修修补补。分析金融危机的历史可以发现，金融危机往往是在经济表现良好的时候忽然出现转折。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金德伯格的一句话经常被引用：危机每隔10年轮回一次。到今年7月2日，正好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0周年，新的危机已经在酝酿之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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