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决策的智力支持系统_科学决策需要样本支持

　　中国正经历着复兴与崛起，这条追求光荣和梦想的道路却并不平坦。从“文革”的宏观政治决策失误，到改革开放以来某些地方政府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从三门峡水库等重大公共工程的仓促上马继而尾大不掉，到拆掉古建筑为“现代化”让路的普遍冲动，前进过程中的失误，被人们当作是“螺旋式上升”的历史必然而习以为常。
　　然而，一国的发展和进步并不必然伴随着苦难、失误和牺牲，它一样可以是平坦顺利的。在美国建国200多年的历史上，它很少犯重大的战略错误，并总能抓住那些稍纵即逝的机会。更可贵的，当失误发生时，它总是能迅速改正错误并比以前做得更好。这其中，离不开美国的两大制度优势。
　　首先，是吸纳人才的机制。美国通过竞选等制度安排，尽可能把最优秀、最有活力的人放在决策的位置上。演员、体育明星、少数民族的新移民，三教九流，美国都有办法把他们吸收到体制中来，这也是“美国梦”的核心价值所在；同时，建立了一套监督和制衡的机制来分散风险，防范失误，修补过失。
　　在美国，一个在社区里积极维权、热心公益的人，民主、共和两党会争着邀请他代表本党竞选，他很可能一步步成为市议员、国会议员甚至总统。在这个过程中，他从一个边缘人变为体制的一部分，他的那些意见和异见也由此成为主流。这样既有利于他本人的发展，也保持了体制的活力和开放性。而如果身处一个僵化封闭的体制，这样的人恐怕永远都是边缘人，要么在头破血流后心灰意冷，退出江湖；要么被体制所激怒，成为一个激烈和不妥协的反对者。原本可以成为精英的人无法进入体制，体制内的人们受到官僚习气的过多沾染而失去改革的热情，这是传统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一个两难悖论。
　　另一方面，一种体制必须证明有令人信服的自我纠错能力。美国现任总统布什被公认是一个智商不高的人，但他却说过一段颇有水平的话：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不是留下了多少宏伟建筑和科技成果，而是驯服了权力，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我现在就是在笼子里对你们讲话。
　　1962年，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率领党政领导全班人马参观莫斯科美协成立30周年的画展。在看到一些非现实主义的作品后，一向口无遮拦的赫鲁晓夫大骂画家吃的是人民的血汗钱，拉出来的是狗屎；画家则反驳赫鲁晓夫，说他根本不懂艺术，是外行，是美学领域的文盲。这时，赫鲁晓夫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以前当我是一个工人的时候，你可以说我不懂；当我是车间主任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我不懂；但现在，我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我就懂!
　　赫鲁晓夫的这番真情告白，揭示了当年“克里姆林宫政治”的实质，也揭示了极权国家权力运行的奥秘。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更多宣扬的是统治者不伤人和爱人的善意和保证，而不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一劳永逸。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改革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在对权力的制约方面，从过去30年的事实看，执政党一直在努力证明其拥有自我纠偏的能力，在腐败案件发生时面对公众能更有说服力。
　　尽管对决策民主化的呼吁从来不曾停息，民主决策必须履行的很多程序，比如酝酿、论证、讨论等等，相关的部门和个人也一直行礼如仪，但决策失误发生的频率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反而在近年有越演越烈之势，何故?
　　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的今天，一方面人们对权力的崇拜和渴望有增无减，另一方面我们在制约和驯服权力的道路上仍然举步维艰。没有体制上对权力的制约，又哪来真正的平等讨论和充分酝酿，决策民主化又从何谈起?
　　最近，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透露。原定被拆除的北京东四八条部分地区将不会成片推倒，开发商已承诺停止拆迁，着手修改方案。国家文物局表示，这是“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结果；而同一天，厦门市政府在市民和舆论的压力下决定缓建海沧PX化工项目，这被认为是民意影响决策的正面典范。
　　但从另―方面看，这两件事毋宁说是我们应对决策失误旧模式的翻版：在没有制度化渠道的情况下，人们通过抗议、集会等方式将事情的影响扩大，让决策者感觉到压力从而暂时改弦更张。因此，这种暂时的成功是偶然的，并且是缺乏保障的。如何实现决策的民主化，这两宗成功案例并没能提供有建设性和想象力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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