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挑战养老难题 解决当今人类遭遇的各种难题和危机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财政收入受到经济危机的深刻影响。在老龄化速度高于其它国家数倍的条件下，在中国整体改革进入深水区困难重重的情形下，中国能否在人口机会之窗关闭之前完成必需的改革，是中国老龄化危机中的核难题。
　　
　　当东南亚和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走过巅峰渐向下行，“奇迹”已经被用老，一些海外媒体转而使用“老去的亚洲”、“老去的中国”这样的字眼。中国真的老了吗?
　　根据国际一般标准，衡量是否进入老龄社会有两个重要指标，一是60岁以上人群占到总人口的10％以上，二是65岁以上人群占到总人口的7％以上。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郭平告诉记者，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60岁以上人群比例已达11.21％，2001年，65岁以上人群比例也达到7％。至此，中国正式进入老龄社会。
　　
　　老去的中国?
　　
　　2007年底，中国60岁以上人群占总人口的11.6％，65岁以上老人1.06亿，占总人口的8.05％。2008年的统计数字还没有公布，据推算，60岁以上人口接近1.6亿，65岁以上人群可能会达到1.09亿。人口老龄化速度在加快，且将在未来几年继续加快。2009年，解放后出生的人群将陆续达到60岁，上世纪5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批人将进入老年序列，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中国“老去”的速度。
　　“其实现在中国社会老龄化的压力并不大，在未来10～15年可能才会感到压力。到2030年，中国老龄人口可能会达到20％甚至30％。”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告诉记者，“从预测看，2048年中国老年人口可能会占到总人口的1/3。到老龄化高峰的时候，中国社会各方面压力都会比较大。”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外一些研究机构陆续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做过一些比较著名的报告。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银发中国》报告指出，到2040年，中国老年人总数将达到3.97亿人，超过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目前人口的总和。人口出生高峰已在上世纪70年代出现，之后的人口增长基本上靠惯性和延长寿命来取得。根据CSIS测算，中国的劳动人口大约在2015年达到高峰，而总人口高峰在2029年前后出现。
　　世界银行曾公布的两份发展报告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开始于1968年前后，于2010年前后终结。按照世行的分析，2015年中国老龄人口将升至2亿，2044年更高达4亿，在养老和医疗等方面将可能造成较大的财政压力。
　　
　　在预测中国老龄化高峰的时间上，不同的机构和学者略有不同，但大方向是一致的，那就是“人口红利”已接近尾声，中国社会老龄化压力将日益增加。
　　全球许多国家，尤其是日本、欧洲国家和拉美国家，也同样面临人口结构变化的难题。相比之下，中国面临的难题更大一些。日本等国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长期过程，经过100多年才开始面临劳动力短缺，而中国只用了几十年。为了控制人口数量，上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应该说，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计划生育的实行是合理的，而且效果显著，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正面作用。
　　可以说，中国的生育率转变是与社会变革和经济转型同步发生的，但客观上，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单边突进”，相关的其它社会政策并没有及时跟进，甚至长期缺位，使中国社会老龄化过程比其它国家快了很多倍，从而埋下了中国未来潜在的老龄危机。虽然日本、欧洲和美国等国家的人口增速未来都将进一步放缓，但任何一个经济体放缓的步伐都不会像中国这样急剧。中国社会将承受的老龄化压力自然也会随之放大。
　　在1980年代，富有远见的人口学家已经提出中国可能会“未富先老”的预警。“政府部门已经意识到了老龄化问题，并且一直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只是中国以前关于老龄化的研究大多只是从人口结构来认识，没有从整个社会来看，现在已经开始从战略角度进行研究。”郭平告诉记者。
　　
　　最好的养老方式
　　
　　因为老龄人口比例日益增大是世界性问题，尤其在发达国家更加明显，很多国家已经有比较成熟的解决经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西方国家一度想大力发展养老机构，但很多老人感觉并不好，甚至有老人觉得住在养老院像住在集中营。现在西方国家已经让老人回归家庭，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但大力发展社区服务，从制度上保证老人生活在社区和生活在机构能获得同样的服务，并通过对有老人的家庭进行福利政策倾斜等确保老年人可以在家庭中获得舒适生活。
　　美国在社区开辟了各种老人服务项目，包括送饭上门、送医上门、送车上门、定期探望、紧急救助等。出远门时，只要给市政府相关部门打个电话，专车会按时开到家门口，办完事还会把人送回。许多服务是免费的。目前，发达国家机构养老最多只能达到老人总数的8％，美国、英国等则有高达95％的老人在家庭养老。
　　中国目前主要有三种养老方式：由政府承办的社会基本养老；传统的家庭养老；以个人储蓄为主的自身养老，也就是独自生活。目前中国养老机构床位基本占到老人总数的1.5％左右，虽然数量很少，但在养老机构生活的老人还不到1％，养老机构依然存在空床位。因为中国有大家庭的传统，家庭养老更适合中国。
　　“现在中国以居家养老为基础，以社区服务为依托，以机构养老为补充。”郭平这样描述中国的养老模式，“实际上，即使在上海、北京等发达地区，未来机构养老能发展到5％～7％已经很不错了，主要还是依托家庭社区。”调查显示，中国有90％的老年人养老方式首选家庭。
　　随着老年人口高龄化、高龄老人丧偶率上升、生活不能自理人数增加，家庭养老的经济负担和生活照料负担日益加重，而生活节奏越来越紧张的中青年夫妇常常难以兼顾对老人的赡养与对子女的抚养，夫妻双职工也使得白天上班时间没有能力照顾老人。中国家庭养老对社区服务需求非常迫切。
　　郭平告诉记者，中国的社区服务最近这几年刚刚开始推行，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社区服务的建设还没有明显的时间表，上海、北京和长三角一些发达城市相对较好，已经开始启动一些项目，比如上门医疗服务、送餐服务、建立护理中心、星光之家等。中等发达地区、中西部一些城市，欠缺较多，不只是理念上，资金、设施等都不足。
　　一些城市社区全面推广“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辖区内高龄、独居的困难老人，部可以享受由政府出资购买的上门服务，由社区落实家政服务员，所需资金列入政府年度财政预算。
　　“真正的压力还不是养老金支付或养老的经济支持的能力，而是对老人提供的综合社会服务是不是充分。”郭平表示，有关政府部门吸收经验非常快，引用的都是西方国家的经验，社区服务问题想得很周到，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人员素质，目前愿意并且有能力从事社区服务的人员很少，绝大部分人员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培训，不具备养老服务护理员的专业资质和执业资格。
　　杨女士还没到退休年龄，她父亲已经去世，老母亲有轻微的老年痴呆，时不时犯糊涂，平时必须有人守在身边她才能放心上班。为此，杨女士为母亲先后找了不下10个保姆，但没有一个满意的，有的保姆做饭难吃，有的保姆完全不会使用厨房设施，有的偷偷克扣菜钱自肥，更有甚者，只要杨女士不在，便根本不理会老太太的任何要求――这是中国家政服务市场的常见状况。
　　除去人员素质问题，社区服务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目前各地开展的居家养老服务，虽然承诺的服务内容和项目较多，但实际上真正提供给老年人的往往比较单一。居家养老组织体系中各有关部门之间也缺乏有效配合。
　　
　　老年产业刚起步
　　
　　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增加，和社区服务一起崛起的必然还有老年产业，老年产业目前在中国同样处于起步阶段。说起老年产业，一般人们首先想起来的就是养老机构，中国老年公寓、敬老院以及社会福利院的建设，不仅严重滞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缺少护工，在养老院不能定点医保，缺少子女精神上的关怀，等等，目前中国的养老机构普遍存在诸多问题。调查表明，老年人愿意在福利机构度过晚年的比例为10％～20％，这个比例并不高，但空床率却达到了24.4％。
　　上世纪90年代，有一部分商家曾经瞄准过老年产业，老年保健品一度热销，而且属于暴利。但这暴利其实并不正常，只是特殊时期的偶然现象。“进入老年产业的服务也好，机构也好，想谋取暴利不可能，这个行业属于微利长期发展的行业。”郭平告诉记者。
　　“养老院的利润像刀片一样薄”，业内人士这样形容。“除非是昧着良心做，不然在中国投资养老事业不一定能挣大钱，至少在目前挣不了。”在首届中国养老事业发展论坛上，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曾经如是说。这也是中国养老产业的现状。
　　“目前中国的养老产业利润确实很薄，但这个市场潜力巨大。现在的老年用品博览会上，大都是欧洲、日本等的产品。”杜鹏认为，中国的养老产业还有待进一步开发，比如老年淡季旅游、候鸟式养老、老年用品、老年保健品、老年活动场所等等，很多新产品都很有价值。现在的中国养老产业还只处于提倡阶段，并没有完全启动。
　　
　　中国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率比较高，并不是因为中国的老年人身体功能缺陷更严重，而是因为家庭设施缺陷造成的，很多家庭设施不适合老年人用。比如大部分浴缸，老年人即使腿脚灵便，也会因害怕摔倒而不敢使用。目前中国市场国内设计的适用于老年人的家庭设施和生活用品很少，即使有一些，也多是瞄准高端市场，这个阶层的老年人消费水平较高，产品利润空间也比较大。适用于一般老年人的家庭设施和生活用品发展空间非常大。
　　中国的老年产业虽然处于起步阶段，但势头不错。有些城市已经建成了老年公寓，虽然只是房地产业在低潮期为促销造的一个概念而已，但毕竟已经有人把目光转向了老年人。
　　
　　人口的机会之窗
　　
　　“老龄化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老年人问题，主要指老年人自身生存状况，包括老年人的吃穿住用等。二是带来的发展问题，对社会的影响。”杜鹏告诉记者。
　　养老模式、社区服务的建设、老年产业的发展等主要都是为了解决老年人问题，除此之外，老年人问题比较重要的还有代际关系。过去几十年，中国是以少儿为主的社会，现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东部发达城市，老年人已经多于儿童，上海儿童只占10％，老年人则占到了20％。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的时候，中国14岁以下少儿占43％，现在则占不到20％。所以原来发展幼儿园、小学，现在则应该发展老年机构、老年大学。在解决老年人问题方面，很多城市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北京2008年10月出台了十几项优惠政策，给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老人每月发放200元补助。
　　和老年人问题相比，老龄化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带来的危机会更严重，解决起来也要难很多，因为这方面问题的解决有待于中国整体改革的推进。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社会收入分配政策和社会转移支付制度不合理，是使老年人难以及时和充分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原因。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体制改革是解决老龄问题的前提。制度安排的缺陷和缺位、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长期滞后等才是中国老龄危机的根源所在，老龄化只是一根“导火索”，或者说，人口老龄化只不过是使社会问题和矛盾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暴露出来。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布隆教授应对“人口红利”终结的总思路是政策制定者必须以前瞻性的眼光来思考人口问题，考虑到改革成效的显现需要时间，政府应大力投资于教育、医疗和创造就业之上，而且越快越好。
　　杜鹏告诉记者，未来中国的劳动力还在增多。预计20年左右的时间才会停止增长，劳动力负增长大概要到30、40年之后。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虽然已经接近尾声，但人口红利期还没过去，中国还处于人口机会之窗中。对中国的人口机会之窗到底何时关闭，业内看法并不一致，有意见认为，2020年人口机会窗口就会关闭。另一方面，从财政收入看，中国也已经完全具备建立国民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实力。
　　2009年是1929年那场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80周年，新年伊始，全球经济似乎依然看不到曙光，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财政收入都受到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老龄化速度高于其它国家数倍的条件下，在中国整体改革进入深水区困难重重的情形下’中国能否在人口机会之窗关闭之前完成所有必需的改革，是中国老龄化危机中的真正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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